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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出土的画像石，在表现动物的运动及速度方面，获得极大的成功（图55、
56、57）。
四川成都、德阳等地的砖砌的汉墓中，曾不断发现画像石及画像砖，成
都扬子山第一号墓和东乡青杠坡三号墓的狭长甬道式墓室的左右两壁上，都
嵌有相对的画像砖和画像石。扬子山第一号墓的画像砖共四对八方，第一对
是阙，然后，左壁依次就车马、骑吹、收获，右壁是骑吹、车马、骑吏。画
像石在左壁的长五·一二米，高○·四七米，内容有车骑行列和宴饮舞乐。
右壁画像石长六·○四米，高同左壁，内容是出行的车骑队仗行列。画像石
是铲地平雕。由此可见，这一类画像石，特别是画像砖，在墓室中的不同位
置和不同内容。
四川西部的崖墓中，也发现不少画像石。
四川成都一带画像砖有自己的特点，每块高约四九厘米，宽四三厘米，
是用模压成的薄浮雕。内容丰富，最有艺术价值，例如收获、煮盐等劳动生
活，都描写得相当真实，另一些车骑图，有六骑缓步的，有四骑奔驰的，两
骑引一有盖车的，或二步卒追随一树有斧钺的战车的种种不同景象。
此外，四川也还有一些画像砖和画像石都表现了其他各地所未有的内容
和独特的生动的效果，例如：荷塘、渔猎、双鹤在闲踱着的庭院、杨柳垂出
墙外的门阙、代表太阳和月亮的飞翔的神人等等（图59、60、 61、 62）。
画像砖中很重要的一种是用来造成椁室的空心砖。
空心砖墓流行的时期是西汉后半期。
空心砖汉墓发现在河南北部：郑州、洛阳、荥阳、白沙等地，也发现在
山西南部。用空心砖二三十块或六七十块造成置棺材的椁室，形状有一般的
长方形砖，作山墙用的三角形砖、楣砖、支柱砖等不同。长方形砖通常长约
一一一·五米，宽约二○一五○厘米，厚一三一一四厘米。
空心砖的正面或侧面，往往重复压印各种花纹，花纹除几何纹样是普遍
流行的以外，有执戈的“亭长”（汉代官名，职责是捕御盗贼）、猎骑、龙、
凤、虎、豹、树木、楼阙、车舆和铺首等等。
一般墓室的砌墙砖的向内的侧面上，也往往有各种风格单纯而动人的花
纹，也有一些上面凸出排列着富于艺术效果的图案字。
汉代建筑物屹立至今的，以石阙为最重要。阙都是立在建筑基址入口大
道的两旁。石砌成的汉阙，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碑形，但宽度与厚度的比
例近方，扁平者较少。其上复以摹仿有瓦、吻、檐及斗栱的木构建筑物的石
造屋顶。也有两重檐的。另一种是除了上述的这一部分为主阙外，其外侧联
以略矮小的子阙。子阙上面也覆以石造屋顶。后一种在现存实物中较多。砌
在石阙上的石块，雕出画像及铭文。
著名的汉代石阙可以分为三组：（1）河南嵩山的太室（元初五年，公元
一一八年，图63）、少室（延光二年，公元一二三年）、启母（同少室）三
阙，刻有龙、虎、麟、凤、象、羊、鹤、人物等。（2）山东除武氏祠的石阙
外还有平邑县的汉阙，因为这些石阙所在地是汉朝的南武阳县，所以又称为
“南武阳阙”，现存三座，两座是“皇圣卿阙”（元和三年，公元八六年建），
一座是“功曹阙”（章和元年，公元八七年建），上面雕刻图像的方式及内
容，大体和武氏祠石阙相近。（3）四川西部一带保存的石阙及阙式的碑最多，
可知已发现十七处。例如渠县有六处，梓潼有四处，芦山有两处，其他如新
安、新都、绵州、德阳、重庆、夹江，也都有发现。其中有一部分为研究汉
代美术，提供了很重要的材料。
梓潼的李业阙是已知现存最早的一座汉阙，虽准确年代不知，但知道李
业是光武帝刘秀时人。绵州平阳阙（建造年代也不明），以结构复杂著称，
并且和新都王稚子阙（元兴元年，公元一○五年造）等同为最早被发现的，
宋代《隶释》一书中已经著录。渠县冯焕阙（冯焕死于元初八年，公元一二
一年）的檐下刻有飞龙逐鬼及龟蛇等浮雕图案。沈府君阙（建造年代不明，
图64）上的飞腾姿势的朱雀形象，与同一阙上其他富于艺术效果的画像，如
有角的虎首，衔环的飞龙等，表现得比较成功。雅安东二十里的高颐墓前的
双阙、碑，及石兽，成为较有系统的一组。一对石兽中的左侧一兽较完整，
是汉代雕塑艺术中的代表作品（图65）。高颐墓的营造雕饰，都是东汉末建
安十四年（公元二○九年）建造的。
这些石阙作为建筑艺术作品，不仅在细部、结构及装饰上，而且整个造
型，都显示了汉代建筑艺术的特色。
瓦当也是古代建筑附件，因进行装饰而产生了艺术价值。覆在屋顶上的
筒状瓦的头上，装饰以文字或图案，这些文字或图案就是瓦当。河北易县发
现的燕国下都的半瓦当，山东临淄发现的齐国的半瓦当，都是战国末年的作
品，是现在可信的最早的实例。半瓦当是圆形的一半。瓦当一般的是圆形，
在此一固定的范围进行装饰设计，所采用的形象有四神，以及树木、楼阁、
人物、动物等，造型均极完整（图66）。
瓦当和砖侧上的文字以及汉代印章上的文字，布置的疏密变化产生了奇
妙的韵律感，成为欣赏的对象。汉代碑碣上的文字，也是传统的重要的美术
品。
三、雕塑艺术
汉代的雕塑艺术中留下了最早的纪念碑式的雕塑。秦汉时代所进行的巨
大规模的宫廷和祠庙建筑中的雕塑艺术作品，现在所有无几。霍去病墓前的
石雕是现存的若干作品中的最重要者。其他尚有嵩山中岳庙前的石人（约公
元一一八年）、曲阜“鲁王墓”前石人（公元一四六—一五六年）、武氏祠
前和高颐墓前的石狮子等。
霍去病墓在陕西兴平县。由于他和卫青同是在反击匈奴窜犯掳掠的战争
中建立大功的名将，所以他们死后都葬在汉武帝刘彻的“茂陵”附近。茂陵
及其陪葬墓，只有霍去病墓的石雕保存下来。制作年代约为元狩六年（公元
前一一七年），现石雕尚存九件：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虎、卧牛、卧
猪、矮人、人抱熊和怪兽食羊，都是整石雕成，长度都在二至三米之间。
“马踏匈奴”的雕刻是汉代的历史现实的有力的概括。虽然受时代所限
制，但是整个作品还是有力地歌颂了为解除边患而斗争的英雄气概（图67）。
卧虎嘴部咀嚼动作和跃马将欲起立的全身动作，都表现得真实生动，而
整个造型能看出对象的体魄的特点：虎的圆浑，马的劲健等等（图69、70）。
其他一些形象，特别是食羊怪兽的那种夸张的凶猛神气表现得很充分。总之，
每一种石雕都具有鲜明的、统一的、完整的内在特性，在这一点上，霍去病
墓前的石雕达到了纪念碑雕刻的效果。
霍去病墓前石雕和河南中岳庙及山东曲阜的石人一样，在制作上都是利
用了原来石料的形态，把原料的物质形态统一在艺术的造型设计之中。在造
型上利用大体大面，有明显的体积感，并且圆雕、浮雕与线雕的手法相结合
（卧虎身上斑纹是线雕，跃马的侧影是浮雕），这都是造型技术的运用服从
主题和创作意图的大胆创造。
西安城西约四十里处的斗门镇附近，汉代昆明池的遗址还遗存有东西相
隔三里的石雕牵牛像和织女像。制作的年代为公元前一二○年左右。
高颐墓及武氏祠的石狮子，都是昂首、张口、吐舌的姿态，夸张的表情，
是汉至六朝这一流行题材的早期代表作，这一动物形象又名“天禄”及“辟
邪”。河南南阳宗资墓的一对，各在肩上刻出了名字，早在宋代就已引起了
考古学者的注意。
汉代雕塑品中丰富地表现了当时现实生活的是陶俑等各种殉葬用的明
器。除了建筑物（多层的楼、单层的瓦屋、仓、厕、猪羊圈等等）、井、灶、
磨、碓及日常用器（杯、盘、案等）的模型外，有大量的动物和各种男女劳
动人民的单纯而生动的形象。
汉代的男女侍从陶俑，早期的身体扁平，拱手直立，下部裙裾作喇叭状，
眉宇之间看出善良温和的神情（图73）。汉俑的生动的面部表情，是古代雕
塑艺术的一种可贵创造，在陶俑的制作中成为稳固的传统。汉代后期的陶俑，
在制作上，由模制发展为捏塑；在造型上由简单的扁平的身躯，发展为较自
然合理的体态，可以用双脚直立，可以四面围观；面部表情与全身的姿态、
动作配合非常巧妙。
陶俑中除侍立的姿态以外，也有执了农具或洒扫用具的劳动姿态，也有
作舞蹈、奏乐姿态的（图72、73、74、75、76、77、78）。
四川的汉墓中发现的陶俑，特别是歌舞俑，如那一鼓瑟高歌，表情快乐
的人，最能收到纯朴自然和真实的效果。四川发现的一些尺寸较大的陶俑，
头部戴了奇异的头饰和耳饰，嘴角、眼角泛着轻微的笑容，在处理内心活动
上获得极大的成功。
河南洛阳出土的一些杂技陶俑，形体很小，长只寸余，而动作活泼有力，
古代艺术家掌握人体在运动中的规律是很成功的。
汉代的动物俑中，马、狗、猪都有一些很成功的作品。例如四川出土的
昂头、举足、摇尾的活泼的马驹（图79），河南辉县出土的陶犬等（图81），
都是在千百件出土物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汉代陶马的头部，其形体起伏的
细致变化都加以规范化，是一种独具风格的处理方式，一向为美术界所瞩目。
汉代铜铸鎏金的小熊，在汉代雕塑艺术中，也有独特的地位。汉代铜器
中作动物形的，如羊形灯（图82）、虎形铜镇等也都有助于了解汉代的雕塑
艺术。
四、工艺美术
汉代的工艺美术中，青铜器也仍占了一定的位置。汉代漆器、丝织和陶
瓷等都成为美术史上值得重视的项目。
汉代青铜器的类型，与战国及其以前相比，大大减少了。壶（或称“钟”）
是汉代青铜器的流行样式。一般的是朴素无饰，仅只鎏金。有些比较华丽的，
有细如发丝的线刻的流云或人兽等纹饰。汉代也流行作成羊、驼等形状的镫
和各种形状的香炉。有一种炉，通称为“博山炉”，上部作成山岳的样式，
岭峦间并且有树木和野兽，其下承之以人形及盘。据记载，汉成帝时长安有
巧匠丁缓，所作华美的作品中，就有紫金的香炉及雕镂奇禽异兽的九层金博
山香炉（《西京杂记》）。汉代青铜器中，铜镜十分发达。
汉代的铜镜，其背面装饰和瓦当一样，在汉代的装饰美术中占重要地位。
所以也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汉代铜镜装饰，是在圆形的平面范围内，以镜
钮为中心进行的构图设计（只除了东汉末的“阶段式镜”，即把许多神仙人
物的浮雕形象一横排地平列起来，不是适合着有中心的圆形构图），这种构
图的多样变化，体现了多种艺术意匠（图88）。
战国时代的以镜钮为中心，云气及神话动物的纹样组成的旋转式的构
图，在西汉初年仍继续流行。战国末年和秦汉之际的铜镜尚难区别。西汉时
代较多的构图是向外放散式的：镜的外缘是相连结的向内的若干圆弧（八弧、
十二弧、十六弧者较多），镜钮四周是动物及云气的纹样（“螭形镜”及“星
云镜”），或者是在上下左右四方向外伸出的若干草叶形瓣状的纹样（称为
“草叶镜”）。西汉时代的一种“云雷连弧文镜”是汉镜构图最简洁单纯的
一种。很善于利用疏密，有规律的变化及闪光程度不同的对比。西汉末和东
汉初的“规矩镜”，因图案中夹杂着“T”“V”“L”等形状的纹样而得名。
在“T”“V”“L”等形状之间有极其疏朗的细线组成的写实风的动物形象，
其外围以铭文及齿纹圈，最外缘是一圈曲线的云纹等。整个构图，除中间一
圈动物（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外，是由许多同心圆组成的，收到稳
定而严谨的效果。这种镜发展到东汉后期，动物形象浮雕化，而且加入人物
神仙等；外缘的云纹复杂化，更自由、灵活；齿纹或圈数增多；规矩纹消失
（神兽镜、龙虎镜、画像镜等）。东汉末及三国时代，在浙江绍兴一带出土
的铜镜（可以称为“绍兴镜”），以东王公、西王母相会见为题材，处理手
法风俗化，浮雕的高低层次简化成不同的平面。
汉代铜镜装饰中局部的各别纹样的差异很多。钮和钮的形状，铜镜的断
面，也都成为判断时代的根据。
铜镜上铸有句数不等的三言或七言铭文。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