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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红军派出了正式代表潘汉年和何长工。三天三夜的秘密会谈，达成五条协议，双方议定“解除封锁”、“取消敌对局面”、“可以互相借通”。谈判刚刚结束，潘汉年、何长工接到粤军电台转来的一份周恩来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于是，他俩匆匆向粤军辞行，返回会昌，转往于都。原来，“你喂的鸽子飞了”是一句暗语，意即红军开始转移了——那一天，正是十月十日。潘汉年忙于奔走谈判，未能顾及妻子许玉文。许玉文也被列入留守名单。主力红军撤离后，许玉文被国民党军队捕获，投入南昌监狱。后来她求助于潘汉年堂兄潘菽，终于获释，回到家乡。
“鸽子飞了！”红军主力朝于都集结。于都河上，飞快地用船和门板搭起一座浮桥。“中央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王中仁被任命为搭桥总指挥，负责在河上架起五座浮桥。入夜，漫长的队伍在秋风中走过于都浮桥。除了正规军之外，石印机、兵工厂的机器以至造币厂的机器，大量的纸张、大米、电话线等等，压在五千名挑夫的肩膀上，摇摇晃晃过浮桥。这些挑夫是临时雇用的，每天的工钱是一枚锃亮的银元。仿佛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被搬上了征途！毛泽东虽然在于都，却没有马上过桥。十月十五日，他从于都北门何屋来到县城谢家祠，那里正在召开赣南省的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给到会的二百多名干部作了报告。他说：“敌人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主力红军要顺水而出，冲破敌人封锁线，打到敌人后方去！”说这些话时，他的声音洪亮，表明他已从疟疾的困扰之中渐渐复原了。
在中央纵队来到于都时，毛泽东才在十月十八日傍晚，走过于都浮桥，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毛泽东加入了中央纵队，和张闻天、王稼祥走在一起。张闻天曾回忆说：“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而未分散。”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后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将在后文中叙及。
十月二十日，红军大队全部渡过了于都河。
二十一日，夜幕降临之后，于都南方的龙布、重石、版石、固陂一带，枪声打破了往日的沉寂。红军在射击，粤军也在射击，只是枪口大半对着天空。自从在寻乌附近那幢二层洋房里达成秘密协议之后，陈济棠跟红军暗中媾和。正因为这样，红军西征，选择了南线陈济棠部队作为突破口。双方象征性地放了一阵子枪，为的是陈济棠好向蒋介石“交账”。陈济棠部队闪出一条路，实践协议中“借道”的诺言。于是，红军没费多大力量，便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很快进入了粤北。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惊动了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休养的蒋介石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北京一所由洋人办的名牌医院，却取了道地的中国名字：协和医院。协和医院具有悠久的历史，最初由美、英合办，后来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华医社接办。这家医院从一九一四年起就开始保存病历。日积月累，竟保存了二百多万份病历！这里保存着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病历显示，他们同时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旬住进北京协和医院高等病房（这一史实从未对外披露，是笔者一九九○年六月十四日从北京协和医院病史室的档案中查出）。蒋介石怎么会和宋美龄同时患病、同时住院呢？病历显示，蒋介石夫妇并无大病。他俩是在十月初下了庐山，前往北平。当时报纸登载，蒋介石在北平视察，并接见原东北的军政要人莫德惠、王树常、马占山等。在蒋介石看来，第五次“围剿”节节胜利，各军正稳步向瑞金推进，红军失败已成定局。于是，他得以宽心，也就飞到北平来了。由于他乃“党国要人”，因此一到北平便陷入应酬的旋涡。一连几年“剿共”，忙得他焦头烂额，难得歇一口气。于是“称病”，和宋美龄一起躲进协和医院高级病房，一边全面检查身体，一边难得清静一下。病历上记载，蒋氏夫妇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双双匆匆出院。那是南昌行营发来急电，报告江西中央苏区的异常动向，惊动了蒋介石。于是他和宋美龄登上专机，赶往南昌行营。南昌行营一片哗然，蒋介石的部下们正在那里对红军的动向你猜我测，众说纷纭。蒋介石在紧急会议上如此说：
不问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的心腹之患。
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一九八三年版。他又说：红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好好策划。
蒋介石在这里用了一个新名词“追堵”。从此，随着红军主力的转移，国民党军队结束了“围剿”，改为“追堵”，即后追前堵。正因为这样，那些国民党将领后来所写的回忆录，差不多一色用《×××追堵红军记》这样的标题。
随着南线传来的一阵阵枪声，蒋介石明白了：红军在朝南突围。不过，红军究竟要向哪个方向前进，蒋介石仍心中无数。蒋介石任何键为“追剿”总司令，薛岳为“追剿”前敌总指挥，陈诚为预备队总指挥。
蒋介石坐镇南昌，电令四路兵马，从四面追堵红军：何键部为西路军堵击红军进入湖南；陈济棠部为南路军堵截红军进入广东；李宗仁率桂系主力堵击红军西进广西；顾祝同部为北路军堵截红军进入湖北。随着红军的转移，蒋介石军队不再“步步为营”，而是长驱直入了。历史记录了双方在南方交错的进程：十月二十二日，红军在南线突破陈济棠部队防守的第一道封锁线。十月二十六日，国民党部队在北线占领红区重镇宁都。
十一月八日，红军在南线突破何键部队防守的第二道封锁线。
十一月十日，国民党部队在北线攻占红都瑞金。
十一月十三至十五日，红军在南线突破何键和陈济棠部队共同防守的第三道封锁线。
十一月十七日，国民党部队在北线攻占于都。
十一月二十三日，国民党部队在北线攻占会昌。
在最初的一个月中，红军在蒋介石摸不清动向的情况下，突然朝南突围，又有陈济棠暗中“借道”，一下子顺利地冲过三道封锁线。蒋介石部队则一下子几乎占领了整个中央苏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央日报》载：中央社二十日上海专电、南昌电：蒋委员长以宁都、石城、兴国、瑞金、于都、会昌六县匪化最深，决划为特别区，设政治局。赣省府遵令拟具施政纲要从教养卫着手实施。
蒋介石对“匪化最深”的赣南的“整治”持续了多年，直至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蒋太子”蒋经国三十大寿那天，被任命为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蒋经国坐镇赣南，进行深入的“整治”。另外，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四日《中央日报》报道：“毙伪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一名，生擒伪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及伪团长以下官兵四千六百余名。”刘伯坚在狱中不屈不挠，写下壮烈诗篇《带镣行》，于《中央日报》报道登出的当日，倒在江西大庾刑场的血泊中。陆定一之妻唐义贞则早于刘伯坚牺牲。
唐义贞因怀孕临产，不得不留下。这时，她在叶坪村所生的女儿叶萍已四岁，寄养到老乡家中。她自己则随毛泽覃、贺怡夫妇转移到闽西汀州。十一月二十日，她在汀州圭田乡范其标家中产下一子，取名“小定”，即“小陆定一”之意。产子后的第四日，她不得不把儿子留在范家，自己随部队转移。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她在战斗中被俘。“三十一日清晨，唐义贞趁敌人给她松绑的瞬间，把藏在夹衣里的一份秘密文件强咽入肚。不幸被狡猾的敌人发现。为了从她肚子里取出文件，惨无人道的敌人立即把唐义贞等人反绑双手，押往下赖村的三棵栗树下，进行剖腹……”何新华、凌伟中：《陆定一寻女忆忠魂》，《江西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六期。唐义贞终年仅二十二岁。后来，陆定一曾为她赋诗一首：
结婚仅五年，
分别却四次，
再见已无期，
惟有心相知。
中央苏区落入蒋介石之手后，血流成河。据史料载，瑞金被杀达十二万人，宁都被杀绝的有八千三百多户，闽西遭杀绝的为四万余户。蒋介石在其“剿匪报告”中亦写道：“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项英、陈毅所率留守部队，在蒋介石大军压境之下，损失惨重，最后被围困在于都仁凤山中，所剩只一千八百多人。在一九三五年三月上旬冲出重围中，贺昌、刘伯坚便被俘、被杀。陈毅依据井冈山的游击经验，和项英一起把部队带往粤赣边境大庾岭中的油山，依踞深山老林，坚持游击战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亦即新四军。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蒋介石查明了“萧克旧径”
就在主力红军突破陈济棠部队防守的第一道封锁线之后，发自贵州东部，与四川、湖南交界的印江县木黄的一份密电，使博古和李德陷入兴奋之中……在那千里之外的大山丛中，在木黄之北、贵州沿河县的枫香溪镇附近，忽地冒出一支穿国民党军装的队伍，一百三四十人的样子，引起了镇旁一座小山上的红军的警惕，红军当即进入戒备状态。
小山上的红军，属贺龙部队。贺龙本名贺文常，湖南桑植县人氏。小时候便喜欢学拳、舞棍。一九一六年，二十岁的他凭着两把菜刀，带着二十多个青年，袭击了湘鄂边界的芭茅溪盐局，夺得了枪支，人称“两把菜刀闹革命”。贺龙由此成为湖南省北部的桑植县讨袁（世凯）护国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陆军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一九二六年，三十岁的他参加北伐，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一九二七年他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但此时他仍不是中共党员。一九二七年九月，他随起义军南下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奉命到湘鄂西地区组织武装斗争，遂与朱德、陈毅分手。一九二八年七月，他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逐步建立以他故乡桑植县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一九三○年秋，他率部去湖北南部洪湖地区，与那里周逸群、段德昌所率的第六军合并为红军第二军团，任总指挥。那部“洪湖水，浪打浪”、“贺龙领导闹革命”的歌剧影片《洪湖赤卫队》，写的便是贺龙这一时期的业绩。此后，一九三二年秋，贺龙率红二军团退出洪湖地区，前往湘鄂边界，暂避强敌。一九三四年六月，红二军团且战且退，转移到地广人稀、群山逶迤的贵州东部，建立黔东根据地。
博古、李德得知贺龙在黔东立足，在广昌战败、瑞金难保之际，便派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由江西前往黔东，以探明一条退却之路。由于已有“嗒、嗒、嗒”无线电台，红六军团一路前进，一路向瑞金发报，报告前进的路线。红六军团最初听说贺龙部队在湘西凤凰县一带，便朝那里“摸”去。历经周折，十月十五日，红六军团先遣队才在黔东沿河县听老百姓说，枫香溪附近有红军，就急急赶去。可是，红六军团穿的是从国民党部队那儿缴获的军装，贺龙部队误以为国民党部队前来“进剿”，不由得紧张起来，哗的一声，推上了枪栓。眼看一场误会即将发生，幸亏先遣队领队、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机智，当即下令先遣队停止前进。
李达是一位著名人物，中共“一大”代表，马列主义理论家。这位“书生”怎么忽然成了参谋长？何况他已于一九二三年秋宣布脱离中共，此时正在上海埋头于著述。原来，有两位同名同姓的李达。此李达非彼李达。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原名李德三，陕西眉县人，一九二六年入平凉第二军官学校，一九三一年参加宁都起义，加入红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李达是道地的军人，后来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此李达和彼李达有过一次奇特的幸遇：那是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创办《红旗》杂志时，彼李达成为编委。头一回开编委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