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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三十四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参与领导南昌起义。这年冬天，他赴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成为李德的校友。在中共“六大”，刘伯承曾在大会上作《对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一九三○年夏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他在一九三一年进入中央苏区，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一九三二年十月，刘伯承成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李德刚来时，刘伯承对这位老校友曾十分热情。但是刘伯承很快就发觉，李德在那里瞎指挥。毕竟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向来稳重的刘伯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没有轻易说出口。在广昌大败之后，红军步步被动，根据地日渐缩小，刘伯承忍无可忍，建议李德一定要改变硬打死拼战术，不然会“变成千古罪人”！
李德闻言勃然大怒，训斥刘伯承道：“你白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参谋长？！”
刘伯承面对老校友如此无理训斥，针锋相对地与他争论。此事传进博古的耳朵，便以“触犯军事顾问”为名，撤掉了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职务。长征开始后，刘伯承被调往最为艰巨的殿后的五军团担任参谋长。直至此时，李德“靠边站”，刘伯承复职，重新担任了总参谋长。毛泽东向来十分尊重刘伯承，当年，中共中央要朱毛离开红军时，毛泽东便曾提议中央派恽代英、刘伯承前来主持红军。看到毛泽东得到了拥护，看到刘伯承复职，受到周恩来的“顶撞”，“靠边站”遭冷遇的李德心中窝着一把火。博古深知李德心中的不快，便把萧月华从休养连里调来，安慰这位处境狼狈的顾问。本来，按照红军的行军纪律，女战士集中在休养连，在行军途中不能与丈夫生活在一起的。
李德一肚子的气，正无处发泄。萧月华的到来，成了他的“出气筒”。在黎平短暂的三天休整，狂怒的李德无端把萧月华揍了一顿……萧月华这名字，在李德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是见不到的。他只写及他在延安时的一段婚姻：
一九三八年，有一天我去找陈云，有一段时间他是主管中央组织部的中央书记，我请他把我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以便能参加党的生活，并请他同意我同一位名叫李丽莲的歌唱演员结婚，她是一九三七年底同演员江青一起从上海到延安的。这两项请求他都同意了，我就同李丽莲到延安办事处登记结婚。其实，李德跟李丽莲的婚姻，比与萧月华的要短暂，只是他不愿再提萧月华罢了。
李德在来华前结过婚，他的妻子便是奥尔加·贝纳里奥，两人曾一起被关入莫阿比监狱。一九三二年春，他来到中国。翌年春，他曾改名奥托·斯特恩从上海前往北平，跟美国记者斯诺见面。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在一九八二年接受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采访时，仍未忘当年对李德的极度反感：“在她眼里李德是个好色之徒（不少中国人有同感）。”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四十二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来到瑞金之后，离李德的“独立房子”不远处，是少共中央机关。李德对那里一位领导人的妻子献殷勤，不时给她送礼物。如此敏感的事，马上传到博古耳朵里。博古生怕这位洋顾问在红都惹出桃色新闻来，便决定通过组织，给他找一位中国姑娘作为妻子。
博古把这一特殊任务，交给了在中央妇委工作的李坚贞。李坚贞在妇女工作中，还是头一回遇上这样的为“洋大人”择妻的“任务”。左思右想，她的眼前闪过一位熟悉的广东姑娘，她憨厚、文化粗浅、不算漂亮，但是身体健壮，而且组织纪律性强。这位姑娘便是萧月华。萧月华比李德小九岁，一九一○年八月出生于广东大埔县侯北山村的贫苦农民家中，小名阿香、阿华。在兄弟姐妹九人之中，她排行第六。
她成了一朵苦菜花。小时候，父母迫于子女太多，负担不起，把她送给杨家当童养媳。十三岁那年，她成为广东海丰县南丰布厂织袜车间童工。在那里，她结识了彭湃夫人蔡素萍，受到了革命影响（据广东大埔县党史研究室，湖南省军区政治部何展琼、余敏、朱光梅的调查《忍辱负重一生革命的女红军萧月华》），一九二六年，十六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成为她的家乡大埔县的妇女部长。
李坚贞是在一九三○年认识她的。那时，萧月华担任广东饶和埔少共中心县巡视员。翌年，二十一岁的萧月华进入闽西，成为少共闽粤赣特委负责人。她差一点被作为“社会民主党”处死！一九三二年八月，萧月华被调到瑞金，在少共中央文书科担任文书。一年之后，李德来到瑞金，住进离少共中央只有一箭之遥的“独立房子”。李坚贞找萧月华谈话。这样的“特殊任务”使萧月华难以接受，但这是组织上交给的“政治任务”，萧月华不得不去“完成”。这样，萧月华只得在夜里遵命前往“独立房子”，而白天照样做她本来的工作。李德的特殊的伙食，“外宾”的待遇，与她无缘。后来，调她去照料李德的生活。不懂一句外语的她，好不容易才学会怎样烤面包。李德却常常怀疑她偷吃他的食品，动不动便是打骂。红军开始长征，使萧月华如释重负，从此她可以在休养连里跟女红军们高高兴兴生活在一起，再也用不着为那恼人的“涉外婚姻”而痛苦。可是，在黎平的逗留，李德的打骂又在她的皮肉上留下青紫块。
李德的脾气本来就乖戾暴躁，此刻没有萧劲光、周子昆、刘伯承可以训斥，只有萧月华这“无罪的羔羊”不得不受苦受难。她找博古诉苦，要求离婚，博古只能以“服从组织”来要求她忍气吞声（到延安后，萧月华终于和李德离婚。新中国成立后，她被授予大校军衔，正师长级待遇。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一日因癌症病逝于广州）……幸好在黎平的逗留是短暂的。因为战事急。十二月二十日，中央红军离开黎平，分两路西进。新任总参谋长的刘伯承，被任命为先遣司令，一路斩关夺隘，成为全军开路先锋。出了黎平，红军便直扑乌江，进军遵义了……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心慌意乱的王家烈
红军入黔的消息，如同一颗原子弹在贵州省会贵阳市爆炸。首当其冲的是身材魁梧、四十一岁的贵州军阀王家烈。他集贵州国民党省党部指导委员会主任、贵州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于一身，握党、政、军大权于一手。贵州这地方，“山高皇帝远”。自从一九一二年唐继尧入黔、督黔以来，军阀割据，自成一统。
此后，虽然贵州军阀内斗颇烈，派系倾轧，但是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一九三二年四月，王家烈在用武力征服了前任军阀毛光翔之后，成为“黔霸天”。王家烈乃贵州桐梓人氏，家贫，背盐出身，人称“王家烈背盐巴，气力大”。背盐巴是很苦的气力活，背着沉重的盐巴，拄着木棍走远路，据云青石铺的路上常有一个个凹坑，便是苦力们半途拄棍休息，久而久之，棍子在青石上凿出凹坑来的。
二十一岁那年，王家烈入贵州陆军步兵团，从一名小兵逐步提升为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至一九二六年，三十三岁的他，成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军二师师长。三年后成为副军长。王家烈总是一身戎装，系宽皮带，挂手枪。吃饭爱吃碗中米饭冒尖的“冒儿头”，爱吃麻辣豆腐。
王家烈能够成为贵州之主，得力于他的内助万氏夫人。万氏名淑芬，贵州铜仁人，名门之女。相传万宅门口，刻一副对联：“一门贰令尹，三代五公侯。”万淑芬自幼饱读诗书，虽是女流，却爱读兵书。王家烈驻铜仁时，不过是连长，托人向万家求婚。一九二六年，他终于与二十三岁的万淑芬结为伉俪。从此，万淑芬成为他的“军师”，屡屡给他设计妙策。万淑芬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许多以王家烈名义发表的文告、文章，皆出于万氏之手。万淑芬还有着“外交夫人”的美誉，善言辞，擅交际，常代表王家烈赴南京、去上海，拜谒蒋介石、宋美龄，八面玲珑，富有外交手腕，为王家烈上上下下打点。每当王家烈行军作战，万氏夫人总是乘轿随行，在军中为王家烈出谋划策。这时，她把头发高束，戴上帽子，穿一身西装，但不结领带，外人不知，会以为是一位男士。其实，她是一位小脚女人，平素穿着宽大而塞了棉絮的皮鞋。王家烈常说，西南六省之中，川、滇、湘、粤、桂五省构成一朵莲花，黔在中心，乃是莲花之蕊。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他要成为西南群龙之首。
蒋介石对于贵州军阀，是不给一文军饷的。但贵州军阀自有财源——鸦片税。贵州军阀主张，有土必种，无烟不富”，“只准吸烟，不准嫖赌”。那年月，鸦片遍布贵州，甚至鸦片成了通用的货币！红军进贵州，买东西时，要么付银元，要么付鸦片！深咖啡色，像山东阿胶模样的鸦片块，成了银元、金条的代用品。种鸦片要付“种植税”，运鸦片过关卡要收“通关税”，吸鸦片要收“烟灯税”，开烟馆每灯收税三枚银元，在家吸鸦片每灯收税一枚银元……贵州兵以“双枪”出名，个个面黄肌瘦，如同张贞那“战无不败的豆腐兵”。得知红军入黔，王家烈心慌意乱，不仅手下的“双枪兵”不经打，而且还分为四派：第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是一派，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副军长犹国才盘踞盘江八属；副军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一带。虽说三位副军长口头上都称服从军长，实际上王家烈能直接调动的，只有他的嫡系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
蒋介石发来电报，要王家烈“严防赣匪入黔”，“黔军除巩固原防外……先择重要城镇，构筑碉堡，以防匪之突窜”。王家烈只得带着夫人万氏，驱车到贵阳东面平越县的马场坪，举行军事会议。王家烈手下的两员大将何知重、柏辉章，事先经万淑芬授计，对于委员长的命令反应冷淡。何知重冷笑道：“我还差士兵们一年多的军饷。如果蒋委员长给钱，我就打！”柏辉章则来软的，他说：“红军早已声言北上抗日，此次不过路过贵州而已，并没有直取贵阳的意思，何必跟他们硬拼？保住贵阳即可。”副军长侯之担的一席话，使满座皆惊。他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次红军由江西、湖南入黔，委员长早有明令，要我们阻击狠打，配合中央军消灭红军于黔中。我侯之担有四个旅共八团人，定当扼守黔北，决不许红军越过乌江、进入乌江以北一步！我愿立下军令状，与诸公共存亡！”王同星：《我所知道的王家烈》，《遵义文史资料》，第十四辑。既然侯之担如此表示效忠蒋委员长，王家烈也就顺水推舟，让侯之担去乌江抵挡红军。乌江，贵州最大的河流，又称黔江，流急浪高，一泻千里，比湘江要险峻得多。江宽约二百五十米，流速达每秒一米八，冰凉的水温在十摄氏度以下，两岸悬崖绝壁，侯之担声言：“乌江素称天险，红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红军或不至于冒险来攻乌江，可能另走其他路线。”侯汉佑：《侯之担部防守乌江的溃败》，《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飞渡天险乌江
不料，红军行动神速，入黔之后势如破竹，连取剑河、黄平、台拱、余庆等十多座县城。一九三四年岁末之日，已到达乌江不远的瓮安县小镇猴场。猴场林木繁茂，乃猴子出没之地，故名猴场。在猴场，毛泽东被安排在一座漂亮的房子里，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和三间朝南的屋子。这是长征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似乎在表明，毛泽东的地位已经明显上升，虽说他的职务依旧，未曾调整。当中央纵队抵达猴场时，先头部队在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的带领下，已经急行军前往乌江江边，着手抢渡乌江天险。
就在这节骨眼上，又发生新的风波：博古、李德对湘江之败，犹心有余悸。听说乌江比湘江险峻得多，主张不过乌江，再度提出与二、六军团会合。为了解决这番新的波动，一九三五年元旦，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开会，史称“猴场会议”。这一回，不费太多气力，就驳回了博古、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