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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流露出赞同贝尔的倾向。洛克希德公司若想参与竞争，就得马上采取行动。
1954年3月初，约翰逊飞回华盛顿向施里弗将军的发展规划办公室陈述他的计划。莱格霍恩一年前已经离开，但他的两个最亲密的助手——吉恩·基弗和维尔伦仍留在那里。他们被约翰逊的想法深深地吸引了，力劝施里弗采取下一步行动，要求洛克希德公司上交一份详细提案。施里弗同意了这一请求。4月，约翰逊回到五角大楼面见空军的高级文官和军事官员，包括特雷弗·加德纳和发展部副参谋长陆军少尉唐纳德·L。普特将军。约翰逊希望能获得30架飞机的订单。会后，他在日志中提到，加德纳和其他文官对他的设计，似乎比空军军官们更感兴趣。
他的感觉是正确的，虽然他并未认识到他的出现恰好契合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联军备进展情况的更多的关注，包括莫斯科的导弹开发计划和“野牛”轰炸机的发展，一年前，他们曾在莫斯科城外的拉明斯克机场第一次看见它。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见了李·杜布里奇的科学顾问委员会，讨论突袭的威胁，那是加德纳雄心勃勃的游说活动最重要的内容。此次会见后，杜布里奇要求詹姆斯·基利安考虑其他措施研究并回应这一威胁。约翰逊不知，华盛顿正集中力量对付的正是他设计的飞机能侦察到的那种危险，而且像加德纳和施里弗之类的人物都正急于找到更有效、更安全的方式去搜集苏联军事情报。
加德纳和其他人的介入很偶然。空军统帅部认为CL…282设计毫无用途。4月初，当基弗、瓦伯格和在开发计划办公室工作的一位兰德经济学家伯顿·克莱因把洛克希德公司的计划带给勒梅将军时， 那位SAC司令走出会议室，告诉基弗和瓦伯格，他们是在用一架没有枪炮和起落装置的飞机浪费他的时间。他说，如果需要高空照片，他可以把照相机带上他的B…36轰炸机。
此后不久，当基弗、瓦伯格和克莱因走过华盛顿K大街到一个旗杆球道去打保龄球时， 基弗建议向理查德·比塞尔，一个刚进入中央情报局的朋友和经济学家同行推荐CL…282。他们通过施里弗，邀请比塞尔到五角大楼听取关于洛克希德公司提案和它的潜在价值的情况介绍。“比塞尔立刻被吸引住了，对这种飞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克莱因回忆说。但此次拜访并未激发出情报局官方的任何兴趣，比塞尔本人似乎也忘记了他对此飞机的首次感触，甚至多年后讲述自己如何得知洛克希德的这架飞机时，也没有提到。
6月7日，约翰逊接到官方正式通知，空军拒绝了他的建议。在给洛克希德公司的那封信中说，空军已同意制造马丁的B…57改造型，它还决定继续建造贝尔提议的叫做X…16的双引擎侦察机。
读了否决决定后，约翰逊在日志中写到：“接到信，他们拒绝了我们的建议，因为它太与众不同，只有一个引擎，他们已经通过了马丁的计划。”但华盛顿的意见却正发生转变，他们倾向于赞同凯利·约翰逊和莫特·戴维。
第五章我想我发现了你要找的飞机
一年将尽时，空军的决定被推翻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此决定被取消正是阿诺德领导陆军航空部时备受信任的那些军外科学家和专家们的杰作。虽然他培养的一些顾问机构在他退休后已然解散，但他灌输的那种改革创新精神却在五角大楼内部，如施里弗的办公室，一直保留下来。接着，受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对科技信念的鼓舞，50年代中期，阿诺德式的武器开发手段再度兴起。艾森豪威尔总统任职期间，政府、科学界和私人企业的合作关系，为冷战时期保障美国安全，在漫长的与苏联斗争中最终取得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第一个受益者就是CL…282。
关键的施惠者是吉姆·基利安和爱德华·兰德，康奈尔航空专家艾伦·多诺万也提供了重要帮助。1954年8月初，多诺万访问伯班克时，亲眼看到了洛克希德公司的草图，他很快就发现了凯利·约翰逊简单设计的优越性。还是在少年时，多诺万就学会了开滑翔机，他立刻意识到：约翰逊已经找到了能实现在7万英尺高空飞行的喷气发动的滑翔机。他喜欢他选用的单引擎、延长的机翼和比普通喷气式飞机轻得多的机重。
作为吉姆·贝克的空军顾问组成员去访问伯班克的多诺万，8月8日回到东部后，立即告诉贝克他对CL…282的喜爱。多诺万给贝克打过电话后没多久，中情局的兰德和菲利普·斯特朗齐聚华盛顿，讨论洛克希德公司的提议。斯特朗在理论上，向兰德展示了凯利·约翰逊飞机的设计，告诉他空军已经否定了这架飞机。兰德很快就打电话给在华盛顿的贝克说：“吉姆，我想我发现了你要找的飞机。”
贝克的情报系统小组实质上是空军的傀儡，无力保住洛克希德公司计划，因为空军已作出决定，开发马丁B…57和贝尔X…16。但兰德和贝克却能够挽救CL…282。作为独立的白宫情报问题（吉姆·基利安颇具影响的突袭威胁报告的一部分）调查组的成员，通过基利安为中介，贝克和兰德与总统办公室可直接联系，而且兰德总是毫不迟疑地利用它改变空军和中情局的决定。
基利安研究小组，官方名称是“技术能力调查组”，非正式的称呼是“突袭调查组”，1954年由艾森豪威尔总统成立，以根据日益增长的苏联突袭威胁，检测美国的军事和情报技术状况。提出这一秘密研究的想法源于华盛顿对苏联军事威胁升高的关注，部分地由于特雷弗·加德纳孜孜不倦的努力。1954年3月2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见李·杜布里奇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启动了此项研究。会见之后，杜布里奇要求委员会成员基利安制定出一份计划。基利安建议“成立技术性的特别工作组，通过仔细回顾武器和情报技术，研究避免突袭方法的技术性”。7月26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式邀请基利安领导这个研究组。基利安又招募后来成为贝尔实验室主任的詹姆斯·B。费斯克任副组长，二人很快又任命了一个小型责任委员会，包括杜布里奇、退休的空军将军詹姆斯·杜里特及爱德华·兰德。
勇于担当重任的委员会挑选了三个主要议题加以研究——陆地防御、打击力量和情报收集，并为每个议题还专门成立了分委会，由兰德负责情报组。基利安和费斯克召集了一支约有4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专业队伍，配合委员会和分委会的工作。9月，工程正式启动，持续了近五个月。1955年2月14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将研究结果上报给了艾森豪威尔总统。
在美军方和情报机构为冷战所做的准备工作中，基利安小组发挥了关键作用。不像多数总统委员会那样，对国家问题总是报喜不报忧，其报告很快就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基利安小组如实汇报了美国对抗核攻击防御措施的“贫血”状况，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些建议很快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坚持下被付诸实施。该研究最大的重要性在于强调了先进技术在增强国家安全方面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强调了加快发展许多先进武器和情报系统的必要性，华盛顿必须依赖这些技术才能在未来几十年的冷战中胜出。这些系统包括洲际和中程弹道导弹、预警雷达网络、核潜艇发射的“北极星”导弹及U…2侦察机和侦察卫星。
第二部分第四章 无所不能（3）
该小组成立于科学家与政府分流之时，这是麦卡锡政治迫害所造成的。尤其是1953年，原子能委员会免除了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职务，这位曾领导“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是委员会下设的总顾问委员会主席。兰德和基利安小组的其他成员都对奥本海默事件义愤填膺，但他们把对华盛顿的憎恶搁置一边，继续执行委员会的使命。或许，行使权利、在国家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亦是一种动机。但基利安相信，科学家们“对国家兴亡的责任感战胜了对某届政府的失望”。
基利安本人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他学识渊博，是天生的领导者，深受全国科学家们的尊重和信赖。在与固执己见的科学家顺利合作并引导他们达成共识方面，他颇有心得。继任他做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的保罗·E。格雷谈起他时说：“争执时，他总是能缓解紧张，化解差异，促成共识，最后使工作继续推进。”
基利安1904年出生于南卡罗莱纳州的布拉斯堡，大学刚开始就读于本州的三一学院（后更名为达克大学），后来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在学好学校规定的主要科目——数学和工程学的同时，他还广泛阅读了人文著作。他本意是效仿其父从事纺织业，毕业之际，他考虑的工作机会是古德里奇轮胎和橡胶公司的纺织部及古德伊尔公司。
但其他方面的兴趣也左右了他的选择。基利安还迷上了新闻业，大四时，他曾任校报《工学院》的编辑：“我是H。L。门肯狂热的崇拜者……我尽力模仿他的风格，时不时地大肆抨击一下学院的管理。”他在一本传记中回忆说。基利安对学院的指斥使得学生部主任哈罗德·劳布戴尔认识了他，二人因此建立了友谊，而且劳布戴尔还邀基利安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友杂志《技术评论》不定期地写一些关于本科生教育的专栏文章。1930年，他成为该杂志的编辑，由此被学院校长卡尔·T。康普顿发展为其行政助手。在升任了多个管理职务、组织了麻省理工学院大量战时研究项目之后，1949年，他接替康普顿出任校长。
后来，在基利安成为白宫第一位科学顾问时，《纽约时报》发表一篇传记说：“他可爱的面孔后面掩藏的是好奇、坚定的信念。他像成功的旅馆经理一样让人觉得亲切可爱。然而，他会站在科学家面前，警告说：‘为保持知识方面的预算平衡，必须缴纳知识税，但在此方面存在着即使算不上逃税，亦可以称为漏税的现象’。对于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他一语中第。”
由于基利安领导有方，技术能力小组在华盛顿将科学提到了重要地位。其他战后项目和顾问组，包括塔山小组、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和情报系统小组，以及原子能委员会的总顾问组都鼓励科学家与国防部高层合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最有效率的一组是战略导弹鉴定委员会，其领导者是约翰·冯·诺艾曼，他是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才华横溢的数学家，曾帮助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还曾制定了开发洲际导弹的应急计划。在1954年2月上交给五角大楼的冯·诺艾曼报告给导弹发展计划增添了新的动力和后劲，很快，伯纳德·施里弗就被派来落实负责此计划，艾森豪威尔总统又将此事提到头等军事项目的地位。该项目基地在加州英格勒伍德，后来又增加了制造侦察卫星的任务。
但是，甚至在冯·诺艾曼委员会完成工作之后，在很大程度上，科学家们仍被排除在国防政策和计划之外。直到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转而向基利安和他的同事们寻求意见，科学家才最终在建立国家冷战防御体系方面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艾森豪威尔在总统任期的后半部分，越来越倚靠科学家们对军事和武器控制问题的建议。
作为总统，艾森豪威尔留给国家的最大财富是：他把科学看做是政府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不可或缺的伙伴， 他执著地坚持这一点。在被选为总统之前，他已对科学怀有浓厚兴趣。还是西点军校学生时，他就学习了数学和工程学。二战期间任盟军最高统帅时，他目睹了科学家们破译德国密码，开发雷达系统，从而挽救了无数生命的事实。德国进攻伦敦时，他还见识了V…2火箭的破坏力。他很清楚，是原子弹的发明加速了日本的战败。1946年，任陆军总参谋长时，艾森豪威尔就曾在一份给高级司令和文职官员们的备忘录里强调过科学工作的重要性，流露出对科学之用途的初步想法。其后，在总统任期中，他将这些想法应用于实际，发展新的军事科技。
“科学家和企业家们，”他在备忘录中说，“必须被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以进行他们的研究。盲目规定种种军事规范及对某种设备的具体要求，并不能实现军队对国家民间资源最充分的利用。如果把具体的指示减少到最低限度，那么，科学家和企业家们会有更多机会为军队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战后，艾森豪威尔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达五年之久，在那里他与许多顶级科学家们建立了友谊，包括1944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