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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艾森豪威尔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达五年之久，在那里他与许多顶级科学家们建立了友谊，包括194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I。I。拉比。拉比生于奥地利，1929年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一直从事雷达和原子弹研究，是原子能委员会成员。任总统期间，艾森豪威尔经常拜访拉比，寻求意见。“总统对拉比怀有一种强烈的个人尊重，”艾森豪威尔的白宫工作处书记安德鲁·古德佩斯特将军回忆说，“每次我告诉他拉比要来华盛顿看他时，总统总是说：‘哦，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任哥伦比亚校长时，艾森豪威尔还认识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基利安。1948年，基利安参加艾森豪威尔就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典礼时，二人首次相见。
艾森豪威尔显然喜欢基利安及其同事所持有的那些尖锐的、独立的意见，他放心地和他们商讨高度机密的问题，欣赏他们的判断力，喜欢他们不受传统的忠诚观念及狭隘的军队利益约束所作出的评价。作为前任司令和陆军参谋长，总统和其他人一样清楚：在作出预算决定、策划新武器系统时，军队是多么的目光短浅和惟我独尊。战时，他曾召集一批年轻军官思考陆军的未来及它在美国国防中的地位。他明确表示，不希望看到又一份五角大楼报告称：“对你们只有一条指示。”他告诉那些军官们：“就是不要听信任何指示。”
在1969年艾森豪威尔去世前不久，基利安到沃特里德医院最后一次去看他，“吉姆，你知道，”总统告诉他，“这个科学家小组是我在华盛顿遇到的为数不多的、确确实实是在为国家，而非为自己谋利益的几个团体之一。”
一次，艾森豪威尔告诉埃德温·兰德：“哦，我真感激你们这些住在城外的人。在华盛顿你根本无法思考，你们离开这儿，认真思索，然后告诉我你们的所思所想。要是住在这儿，根本别指望能思考点什么问题。”
回忆起总统与他的科学顾问们之间独特的伙伴关系，基利安指出，能直接与总统办公室保持联系是关键因素。曾任突袭委员会主席，后来又是白宫科学顾问的基利安，可以在许多高级政府部门包括白宫西翼自由出入。每周他都能面见艾森豪威尔好几次，“随时能见到总统，这样我就有可能及时带给他我自己或是别人关于国家实力的最新最重要的技术、思想和分析。”
艾森豪威尔总统征求过意见的那些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并非军事或情报技术专家，“他们真正拥有的，”基利安说，“是想像力、创造力，及对自然科学和技术（或许同样重要的还有对祖国真挚的热爱）的深刻理解。这些都保证他们能迅速掌握武器制造技术，融入新鲜观点。不了解科技的人可作不出这样的贡献。”
基利安、埃德温·兰德和其他科学家在许多不同的顾问组的工作经验，使他们在对待许多事务时，表现出群策群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作风。基利安观察到，只有通过这种他称之为“跨学科合作”的方式才能实现思想和手段的完美融合，从而协助总统制定国防及情报的规划、方案和政策。
埃德温·兰德之所以能领导这些特立独行的科学家们，使之在研究突破性新技术中发挥关键作用，主要是依靠不循常规和完全出乎意料的手段。在很多方面，他与那些引导美国进入军事侦察新时代的人物相去甚远。在20世纪50年代，兰德主要是作为即时摄影术的发明者及宝丽来的创建者和领导者扬名在外——即使在他去世10年后，时至今日，这些仍是他广为人知的原因。他有一头黑发，眼神极具穿透性，个子不高，精力充沛，是美国历史上成果最丰硕的天才发明家之一，一生共获得500多项专利，大都是在光学和摄影领域。
在距计算机亿万富翁，例如比尔·盖茨等出现尚远的年代里，兰德就已经是极其富有的科学资本家了，他以其卓越的才华及事业心瞩目国内。尽管喜欢离群索居——他最爱远离尘嚣，一连几天都待在实验室里，但他仍不失为推销创意和产品的一流推销员。在宝丽来一年一度的股东大会上，他总会亮出具有好莱坞明星风度的新产品，其令人着迷的表现在业界被广为传颂，并吸引了媒介的广泛关注。然而，他生前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甚至时至今日，这些贡献依旧被他快速成像等方面的成就所遮蔽。
自50年代中叶起的20年里，兰德一直是一系列突破性空间侦察技术的教父。他先后为五位总统和五位中情局局长当顾问，由他牵头，在政府、工业和学术界之间形成不可思议的创造性合作关系，为国家提供了撩开铁幕的新手段。他善于发现应用前景广阔的新技术，推动政府资助并保护那些愈挫愈勇、为新发明的诞生孜孜不倦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当尖端照相机系统出现故障时，兰德会卷起袖子，亲自披挂上阵，帮助工程师们解决技术难题。把兰德带入白宫核心科学顾问圈的基利安称他的这位剑桥邻居和朋友为“真正的天才”。
“他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新颖、诙谐、清晰地阐明复杂想法的天赋，这些都能把会议或报告提升到更高的讨论角度。”基利安说，“他指出，出路就在于发展情报收集新技术，例如功能更强大，操作更安全的侦察机和卫星。出路还在于美国情报机构，加强有重要价值行动的决策工作，为国家节省数十亿美元的开支。”
“与总统们会面时，他雄辩的口才和明晰的阐释往往激发出他们潜在的想像力，鼓动他们作出决定，担负起在此之前尚属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领导角色。”
物理学家理查德·加文曾与兰德共同在中情局顾问委员会当过多年政府顾问，他形容兰德是“天才加爱出风头，极有成就和说服力的人”。
60年代中期，在中情局指导科技工作时，维尔伦认识了兰德，他说：“他看似逍遥自在……有种放荡不羁的意味，但如果你注意聆听，你会发现他谈的都是些深刻的东西。他能用一种近乎诱惑的方式探知别人的想法。”
后来，在他生前与基利安的一次谈话中，兰德思考了自己的贡献。基利安回忆说，兰德认为他的主要作用是“向总统和其他领导人阐明了科学所具有的人文和美学方面的价值。他更以自己传授给他们科学的本质和价值、而非他在增强国家军事、情报和空间技术方面的巨大的技术贡献为傲。”
兰德19岁时，就因发明合成滤光片开始在光学界崭露头角。他在康涅狄格州诺里奇和桥港长大，少年时代，他第一次被光的奥秘所吸引。兰德的祖父母艾弗拉姆和艾拉是俄罗斯犹太人，19世纪80年代带着两个儿子哈里和萨姆从家乡敖德萨移民美国。哈里在父亲去世后接管家里的金属废料生意，与玛莎·古德法登结婚。1909年5月7日，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埃德温·兰德在桥港出生。
和附近的男孩子一样，埃德温·兰德也加入了童子军，严格遵守戒律。与他们不同的是，他迷上了对光的研究，后来一直吸引了他一生。他产生了过滤光的念头，尤其是开发一种更易得的能改善偏转振性能，包括消除刺目强光的合成滤光材料的想法让兰德自己也目瞪口呆。通过吸收光亮中最强的光线，同时允许稍弱光波透过，就可使滤光材料发挥作用。
今天，滤光片已成平常之物。它们被用于太阳镜、照相机镜头、袖珍计算器和电子表上，以去除刺眼光亮。如果兰德的雄心壮志能实现，汽车制造商们也会用偏转塑料消除车头灯炫目的亮光。但当兰德第一次转向此领域时，由于缺乏令人满意的人造滤光材料，光的过滤在物理实验室及其他秘密应用中大受限制。兰德着手研制人造滤光材料，显然，他的动机是对探寻科学奥秘的精神，以及对一种有许多用途的产品潜在的商业市场和价值的正常信任。兰德一生中总能令科学与商业完美地结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1926年秋，哈佛录取了这个公认的发明家。但当他在那里感受到约束和限制时，他在圣诞节前退学了。在芝加哥短暂逗留时，他曾致力于小说创作，但以失败告终。后来，又转到纽约，正式开始研究光学和光的过滤。他在公寓间搬来搬去，在地下室和密室里建临时实验室，并一直阅读位于42号大街的纽约公立图书馆里所能找到的任何关于光学的书籍。他常常一整天都坐在宽大的阅览室里，一心扑在那些晦涩难懂的书上。
第二部分第五章 我想我发现了你要找的飞机（1）
以前尝试制造偏光片，都是利用天然滤光材料如方解石和电气石中普通分子排列生成的大块晶体。兰德也用此方法作了试验，却发现它太麻烦而且极不理想。于是，他采用了完全相反的手段：制造出数百万的小滤光晶体，然后，在透明玻璃或塑料上以低密度排列在一起。兰德把这种完全相反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叫做“直角思维”，而“直角思维”则成为他那充满创造力的头脑的显著特征。
1929年9月，兰德回到哈佛，他在偏光器方面的研究吸引了物理系的注意。系里为他设立了一个小实验室，这对一个本科生来说是难得的礼遇，他还与长他六岁的物理教师乔治·W。维尔赖特建立了亲密关系。1932年夏，维尔赖特提议他俩成立一个独立实验室。他们在剑桥租了一处寓所，然后搬到波士顿西郊韦斯顿一个空荡荡的挤奶厂里。在接下来的6月里，兰德的第一项专利获得了授权。
此后的20年里，兰德和他招来的一小组科学家们在发展了大规模生产滤光材料的技术之后，他和维尔赖特的合作就渐渐发展成创造性的研究和工业企业。兰德－维尔赖特实验室（公司最初的名字）把这种新材料叫做“宝丽来”。1937年，兰德和维尔赖特把实验室转型为一个新公司，取名“宝丽来公司”。1942年，维尔赖特离开了该公司。
经过这些年的发明和成长，兰德获得了一种科学的直觉和洗练能力，并使他成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及其继任总统们的极难得的好顾问。兰德洞察一切、思想开阔、善于接受新想法，尤其是对那些看似难以克服的问题的奇特解决方法。他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的包括詹姆斯·基利安在内的朋友圈，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他与柯达和其他工业公司，及他自己的公司的工作联系，培养了他在企业运作方面的创造潜力。
宝丽来战时承担的政府工程包括制造降低反光用风镜、火炮瞄准器，开发精密测距仪、潜望镜和轰炸机瞄准器等。战争即将结束时，兰德帮助凡尼弗·布什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草拟了一份关于战后科学在美国的地位的报告。电气工程师布什曾开发了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曾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是罗斯福总统的主要科学顾问，领导协调美国战时科学研究和发展办公室。报告提议建立独立机构，负责为基础科研分派联邦资金。这条建议最终导致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
因为战争的缘故，兰德很愿意做任何能提高国家军事技术的努力， 并因此被引见给华盛顿的政府高层。后来加入了塔山调查组，1951年又被选进由加州理工学院的西奥多·万·卡门所领导的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后来，成为吉姆·贝克情报系统小组成员之后，兰德在侦察事务上的指导作用更是大大加强了。
1954年，基利安邀请兰德加入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研究团队时，经验和直觉已使兰德成为引导国家进入空中侦察新时代的理想人选。基利安为第一位情报分委会选择的主席，波士顿智囊团阿瑟·D。立特公司的布鲁斯·S。欧得，也被囊括进这一伟大项目。已经提名兰德进入该研究负责委员会的基利安要求他领导这个情报分组。兰德接受了这一请求，并表示他希望精简小组人员，人数要精简到能够只用一辆出租车。他很快退出了与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制作三维电影的合作，从他在好莱坞的临时工作室搬回到东部。
45岁的兰德在好莱坞收拾行李时，就决定把小组人数限制在六个以内，包括他自己（那时的出租车后部有跨接座儿，除司机外还能容纳五个人）。他希望行动能更迅速更果断，他深知，工作组越大越不灵活。兰德从他的科学和工业界朋友圈子里吸收人才，组成了一个博学的小组。成员有吉姆·贝克，哈佛物理学家及诺贝尔奖得主爱德华·珀塞尔，普林斯顿数学家约翰·图凯，华盛顿大学化学家约瑟夫·W。肯尼迪和他在宝丽来时的同事艾伦·拉兹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