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事实上，在华伦1963年上任后的头几个月里，着手建立的这些卫星系统的性能令人眼花缭乱，使得“科洛纳”看起来就像笨拙的玩具。其中某些系统以及后来更先进的机型在今天仍在服役，并在反恐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举个例子来说，美国官员们几乎能在拍摄的同时看见卫星图片。等待一大批胶卷发回地球的主意在今天看来十分稀奇。现在照片上的细节是如此的清晰以至于在华盛顿观看莫斯科、北京或喀布尔的人群时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个人以及像足球般大小的物体。以雷达为基地的图像系统通过云层监视，在夜间能像白天一样工作。因为这些卫星能从一边旋转到另一边，地面上的操纵者能根据他们所要观察的事物进行调整，使其能从一个目标转移到另一个目标。其他许多在地球上方固定轨道上的卫星可以随着信号，在太空中传播吸收世界范围内的电子通讯。
这些卫星仍然是官方保密的，但是这些年大量信息已经渗透到了公共领域。主要是通过记者和学者的研究、国会的宣言、工业简报，以及涉及非法转移有关前苏联卫星情报的犯罪案件渗透的。
1994年，在回顾华伦的记录时，当时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说：“现在的美国所拥有的国家侦察系统就是我们王冠上的珠宝，在我看来，都是源自巴德·华伦在60年代的创造性工作。”
当华伦掌管中情局科学与技术行动部时，中情局传统的科学精神正面临灭绝的危险。主要原因是五角大楼建立了一个新的侦察办公室，力图将中情局挤出卫星事业。
这个新的办公室是因空军未能制造WS…117L而设立的。由于陷入了卫星反导弹观测系统管理不善的麻烦，1960年6月，艾森豪威尔曾要求助手们重新考虑这项计划，以及五角大楼发展和实施这项计划的方法。这项调查由艾森豪威尔的科学顾问乔治·基斯加科夫斯基指导。对中情局有利的一个结果是，重组并扩大亚瑟·伦达尔的卫星图片译读机构。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内的最后行动之一就是在1961年1月，将五角大楼独立的照片分析行动并入伦达尔的研究中心，并更名为国家图像译读中心，以强调它作为政府图像分析主要来源的作用。
基斯加科夫斯基调查小组的另一个大的建议很快就给中情局带来了麻烦。这个小组建议在五角大楼成立一个新机构，把军事卫星项目更稳定地置于高层文官的管理之下。这个机构由空军副部长负责。它刚开始运作的时候，并没有给中情局带来直接的威胁，但是很快它就被一个更有权力的实体——成立于1961年9月的国家侦察局所取代。从理论上说，国家侦察局的存在是众所周知的，但官方一直保密到1992年。它将通过集中中情局和空军的资源来协调卫星工程。其目的是将空军与中情局的高层合作机制化。这在U…2和“科洛纳计划”中表现得很明显。事实上，虽然其初衷是好的，也得到了克雷恩和兰德的支持，但这一想法却是引发冲突的导火索。克雷恩和兰德对间谍问题的影响仍未消失，因为总统在1961年1月易手，克雷恩被任命为白宫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而兰德则是同一个委员会的成员并且还是中情局的技术顾问组的头儿。
第五部分第十五章 各司其职精益求精（2）
这种新的跨机构安排在空军副部长约瑟夫·切利克的领导下起初还相当顺利。原打算负责这个新机构的比塞尔在艾伦·杜勒斯建议他不要介入五角大楼的管理责任后，勉强接受了一个次要的角色。除了其他的事情外，切利克制定了国家侦察局的组织结构，并为空军、中情局以及海军分别建立了独立的卫星项目。1960年6月，在“科洛纳”首次成功发射前的两个月，海军研究实验室就已经将一颗搜集苏联雷达信号的小卫星置入了轨道。在此之后，海军将用自己的间谍卫星舰队来追踪海面上的船只和潜水艇的活动。切利克的基本组织蓝图和对计划A、计划B、计划C的命名受到普遍的欢迎，直到1993年都没有被修改过。
但是这种协调一致是很短暂的。随着比塞尔因猪湾灾难受挫，五角大楼开始致力于扩大自己在卫星项目上的权力。杜勒斯由于在古巴的惨败而仕途受挫，已经不能集合多少反对意见了。当麦考恩负责中情局时，他起初是默认这种现状的，并没有意识到日常侦察或随之而来的金钱与权力的重要性。在掌管中情局后不久，麦考恩天真地问中情局的官员约翰·麦克马洪道：“你们要航天飞机做什么呢？”当比塞尔辞职后，赫伯特·斯科维尔，也就是同事们所称的皮特，接管了中情局的研究工作，并且在抵制五角大楼的夺权斗争中作出了勇敢的但却最终失败的努力。他也为中情局科技办公室的巴尔干化的部署，以及麦考恩对科技项目的漠不关心感到沮丧。在做了15个月中情局研究副主任后，他很反感地辞职了。
麦考恩很快便把这个职位给了华伦。在征询了斯科维尔的意见后，华伦告诉中情局的负责人，除非麦考恩和肯尼迪政府作好并确保中情局在新型卫星发展中的重要角色的准备，否则他不会接受这份工作。“我说过，这比核武器更重要，两个机构的实验室相互较劲。”华伦回忆说，“在这一领域，惟一创造了有价值东西的机构就是中情局，而你们却准备把它踢出去。这真的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吗？”华伦告诉麦考恩，如果他不愿意作出这个承诺，他已经准备好退出并搬回加州去。
这对只在中情局待过一年的人来说，无疑是无礼的，但是对认识华伦的人来说却不足为奇。他23岁就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对政治的无赖行为难以容忍。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在私有部门，他都有无数的就业机会。他一点儿也不想在华盛顿长久待下去。当他1962年加入中情局的时候，华伦告诉麦考恩他打算只待四年。“我将花一年的时间来了解需要做什么，然后用两年的时间去做。等我做好了，我就准备在第四年的时候走人。”他说。他退出的时间几乎正好是四年后。
华伦是一个智慧超群的孩子。他在加州南部长大，从父亲那里他承继了对物理学和工程学的兴趣。他的父亲奥维尔是一位杰出的航空学工程师，并且是华伦压具的发明者。奥维尔·华伦也是第一代革新航空器零件制作的人，他的工作与钛有关。在1952年他赢得了怀特兄弟奖。他的儿子在看到凯利·约翰逊绞尽脑汁的思考后，几乎全由钛建造超音速A…12后，明白了这份业绩的意义。在二战期间，巴德·华伦在洛杉矶的道格拉斯航空公司度过了暑假。他负责测验飞机燃料箱的接缝处和铆钉。作为一名对数学和物理学颇有天赋的学生，他16岁进入斯坦福大学。巴德·华伦很快便与福莱·特门结为好友。特门鼓励华伦不要顾及工程学的必修课程，他可以学习研究生的物理和数学课，特门还把他推荐给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对这个国家最聪明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华伦在1952年获得博士学位前，在剑桥结交的伙伴们都是十分杰出的。他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默里·盖尔…曼共用一间办公室。他的朋友博士后西德尼·德瑞尔后来成为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的副主任。自1963年，华伦说服他帮助解决“科洛纳计划”的一项难题之后，西德尼·德瑞尔花了40年的时间给政府情报和军控做顾问。而正是这一时期，麻省理工学院的另一位物理系学生罗伯特·诺伊斯于1968年和戈登·摩尔创建了英特尔公司。
华伦对物理学的研究间接地将其纳入中情局。在这条道路上，他曾加入冷战时几家最重要的科技企业，并与科学家和工程师们通力合作。他们和华伦一道在令人震惊的新型间谍技术的发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一项工程是由特雷沃尔·加德纳发起、约翰·冯·诺伊曼指挥普林斯顿高级研究学院，对1953…1954年美国新导弹计划作评估。作为西蒙·拉莫和迪恩·伍德里奇1953年在加州南部创建的西蒙…伍德里奇公司的首批雇员之一，华伦被指派为冯·诺伊曼委员会做工作。拉莫和伍德里奇都是导弹专家小组的成员。作为刚从研究院毕业的新手，华伦发现自己正在和这个国家最卓越的科学家们一起工作。这些科学家包括哈佛大学的乔治·基斯加科夫斯基、麻省理工学院的杰罗姆·维斯纳。他们二人后来都成为了总统的科学顾问。
“我在一间密室中，就像在夜间做鞋子的小精灵。”华伦回忆说，“他们都带来难题让我解决，并希望第二天就能得到答案。”
他所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导弹的导航系统。他说：“我基本上是在试图开发导航系统，并弄懂它们基本的物理局限性是什么。”导弹仍是一个新鲜事物，“阿特拉斯”、“雷神”和“泰坦神”导弹的导航系统起初依赖无线电和雷达信号来引导导弹指向目标，这些地面系统很容易被敌人的进攻所摧毁。当麻省理工学院的查尔斯·斯塔克·德雷珀建议用定量加速度旋转器和加速度计来建立一个更可靠和更安全的系统时，拉莫和施里弗便派华伦与他见面。经过一天的讨论，华伦报告说，德雷珀的计划是可行的，并建议为这项工程筹资。德雷珀很快便开发出自携式惯性航空系统。该系统携带导弹并且不依赖地面安装。在90年代初，卫星网络全球定位系统（GPS）被引入以前，该系统成为导弹和航天飞机的主要导航装置。
与此同时，华伦也在研究运动学，或者说是动力学，也就是关于弹道导弹在飞行中需要如何精确地控制其速度，以确保其击中远处的目标，他的论文也成为今天导弹工程的奠基之作。
在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第一代人造卫星后，华伦被派往华盛顿帮助中情局仔细观察U…2侦察机搜集来的苏联火箭和导弹的照片。空军导弹开发项目的负责人施里弗将军和艾伦·杜勒斯是赞成这一做法的。“我听艾伦·杜勒斯说，从我们自己的导弹项目中调出一些人来观察这些照片吧，看看他们能不能找出些有用的东西。”华伦回忆道。另一个被派到该项目的人是卡尔·杜凯特，他是陆军导弹专家，后来和华伦在中情局并肩合作，并在开发新型间谍卫星中扮演主角。
华伦的下一个工作把他直接带入了冷战时期一项荣耀的间谍活动中心，该行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主要分析苏联导弹的运行数据。
当U…2侦察机间歇性地给苏联导弹试验基地拍照时，美国在土耳其的秘密监听机构已经搜集到苏联导弹试验的数据。这些数据，或者说是遥测信息，由无线电从导弹传递到苏联的地面。这对任何试图了解苏联人在导弹技术方面进展有多迅速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潜在的信息金矿。卫星照片可以显示导弹在何时何地被派上用场，但是却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行动的，而遥测则可以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情报专家们在比较两种信息资源时，喜欢争辩到底是“一张照片值1000个信号”还是“一个信号值1000张照片”。在理想状态下，这些信息也可以协调合作。60年代初，中情局就从苏联情报机构的陆军上校欧莱格·朋科夫斯基手里得到过那种帮助。他在1962年底暴露并被处以死刑前，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苏联导弹的情报。
在50年代后期出现的问题是华盛顿得到的遥测数据堆积如山，因为没有人试图将来自48种不同渠道的信息分开，并找出它们所显示的有用的东西。再次受到施里弗将军鼓励的华伦的新任务是解读遥测术。如果他成功的话，华盛顿对苏联导弹的了解就会像克里姆林宫所了解的那样清楚了。
在斯洛文尼亚电子防御实验室技术专家们的帮助下，国家安全局在50年代中期已经在土耳其北部的海边小镇西诺普外，建立监听站并启动了窃听项目。这个站点提供了一条穿过黑海到卡普斯丁亚尔导弹试验基地的清晰的视线。设在乌克兰的卡普斯丁亚尔导弹试验基地是负责试验中程导弹的。
起初，这种尝试失败了。因为它依赖于美国导弹常用的FM频率接收器。当时，一位来自斯坦福和宾州州立大学的年轻聪明的斯洛文尼亚数学家和系统工程师想起，苏联已经采用了德国的火箭技术。于是他建议使用德国人在其火箭项目中所使用的AM频率接收器。在这一改变作出后不久，苏联的信号就清晰地传来了。另一个监听点很快就由中情局高层建立了，它建在伊朗西北部的山区，鸟瞰试验洲际弹道导弹的图拉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