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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太空看到地面上的车牌照（尽管不能看清楚号码），并几乎可以同步传回华盛顿。多年以来，华盛顿的情报官们依靠间谍卫星，长期监测前苏联在哈萨克斯坦的地下核试验，并因此对地下核试验的一些常规的准备工作也烂熟于心，而这次印度遵循的依然是前苏联的模式。但美国还是错过了诸多足以说明印度将进行核试验的一些显著的迹象：如将一些电缆从地面监控设施转移至深层地下钻井的入口，而这些钻井便是储放核武器的地方。
实际上，多亏了卫星照片。1995年底，中情局已经对印度的种种迹象进行监测。为了阻止核试验的进行，1995年12月，美国驻印度大使富兰克·维斯纳在新德里秘密会晤了印度前总理纳拉希玛·拉奥的高级助手，并对印度进行了劝阻。为了说明华盛顿对印度核试验有非常详尽的了解，维斯纳带上了依靠最先进的间谍卫星拍摄到的清晰照片，在会谈中他还简短地展示了这些图片。回到华盛顿的维斯纳和他的助手并不能确认，是因为这次干预，还是因为拉奥政府另有所谋，或是自始至终这就是一个骗局，印度人终止了他们的核试验。
两年半后，特罗贝·塔尔博特已经没有机会发出他的呼吁了。其中一个原因是印度人吸取了1995年的教训，费尽心思掩盖正在进行的复杂的试验工作。因为根据1975年的公约，所有的军事、民用卫星的运行轨道必须在联合国注册备案，因此印度能够计算出任何一颗美国KH…11系列摄影卫星经过实验区上空的确切时间。在每天两到三次的短暂时间里，核试验的准备工作被隐藏起来，同时，其他的工作也得以被掩饰。
但印度的掩饰并不是惟一的原因。克林顿政府在调查为什么没有任何预警及时发现印度核试验中，就已经发现政府的整个情报搜集工作都存在着很大漏洞，其中之一就有对间谍卫星的过分依赖，情报分析陷入了对每天来自太空的冗杂烦琐的信息整理中。这一点令人深思：卫星所传送来的原始情报大大超出了全军情报分析人员满负荷工作所能处理的范围。中情局过度依赖间谍卫星和其他海外资料搜集设施，但却忽略了针对一些地区诸如印度的情报人员的训练，然而，在这些地区，搜集秘密军事情报的间谍是必不可少的。高级情报官长期关注针对美国的传统的海外威胁，但却对新的威胁缺乏足够的警惕，因而也就不能使这些机械系统，诸如间谍卫星，对这些国家进行监控。1991年海湾战争中出现了情报不足的问题，因此人们将太多的精力放在加快卫星信息的处理，以满足军方的需求上，反而导致当局对热点地区缺乏足够的重视。
1998年暴露出来的组织和运作方面的混乱无序，使人们对美国能否很好应对恐怖组织和海外威胁担忧不已。已退休的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杰里迈亚接受克林顿政府的委托，调查印度核试验中美国情报部门的失误，尤其是美国在开发研制先进的侦察系统能力方面，同先进的侦察技术的差距。
他说：“今天人们在审查照片、研读情报、判断一个国家局势的能力方面同机械搜集情报的能力是不平衡的。这也就意味着每天都在剪辑室堆放着很多令人头疼的资料而无从顾及。”
对于传统的、只需一名懂得如何建立当地情报搜集网络的情报官就已经足够的地面情报收集方式， 杰里迈亚上将给予了简短和完全否定性的评价：“我想我不用特意跑到印度，只在会议室里就可以说，这种人工方式存在着严重的局限。”
在重现印度核试验前的情报记录过程中，杰里迈亚发现尽管印度方面有意隐瞒试验进程，但还是有足够的迹象表明，华盛顿应该收到预警。但遗憾的是，当时仅有一位分析师被委派定期核对卫星传送的有关试验地点的图片信息，这就意味着有关印度核试验前期的准备工作，包括5月8号星期五那天几辆推土机突然抵达试验地点附近的部分图片信息被忽略了。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清晨3点即试验进行前几个小时，华盛顿也收到了最新的卫星图片，甚至当天负责查对试验区图片的分析师也注意到，试验区周围的栅栏有被挪动的痕迹，这可是试验即将开始的一个危险信号，但他却没能对华盛顿方面提出预警。这样过了四五个小时之后才有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到场，而此刻印度政府宣布他们已经进行了三项核试验。事后，杰里迈亚委派一个由10位图片分析师组成的小组对整个拍摄记录进行复查时发现，11日前，有很多迹象都可以表明：试验正在进行中。
杰里迈亚也把责任归咎为情报部门官员们的疏忽，原因在于，他们对印度新政府的动向缺乏应有的重视。而事实上，新政府的领导者前民族主义政党领袖瓦杰帕伊很早就曾公开挑战核武器公约，这也意味着，相对较为保守的议会党新政府更有可能进行核试验。在此之前，以总理瓦杰帕伊为首的民族党觊觎政权已长达50年之久，而且从未掩饰过他们要使印度成为军事和政治大国的野心，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甚至坦言不惜触犯美国。
第五部分第十五章 各司其职精益求精（6）
但在1998年3月瓦杰帕依政府成立后，美国情报部门和克林顿政府官员并没有考虑增派侦察人员，专事负责调查印度核计划，而是一味听信印度政府信誓旦旦的不进行核试验的蛊惑。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作出了自以为是的判断：印度民族党急于和他们发展贸易往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决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核试验。只是在4月初，巴基斯坦公开挑衅进行中程导弹试验，并狂言其研制的导弹射程足以抵达印度最大的城市时，专门负责美国间谍卫星的小组委员会才开始对印度的导弹射程给予些许的重视，但也只限于派卫星每三天左右对试验基地进行一次监控拍摄而已。除此之外，白宫和中央情报局并没有对印度的核计划给予更多重视。而当时派去的由两个先进的KH…11摄像侦察设备和两颗军事雷达测距卫星组成的美国间谍卫星小组也不过是按部就班地工作，并没有对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试验的印度核试验基地进行更严密的监控。
杰里迈亚所调查到的并不仅仅限于印度核试验， 2001年11月9日，恐怖分子袭击纽约和华盛顿之所以能够得逞，也是这些隐患长期积累的结果。直至今日，这些隐患依然存在，并阻碍着侦察事业的发展。可笑的是， 50年前，艾森豪威尔时期的那些尖端侦察技术如今却给情报部门套上了新的轭具：他们过度依赖这些五花八门的机器，忽略了征集和训练传统的间谍人员的重要性。历史的巧合有时是很残酷的，正是这种失衡使美国的情报部门对恐怖组织疏于防范。这就迫使乔治·W。布什总统下令对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相关部门进行大规模整顿，以便更有效地对抗恐怖主义的威胁。
直到2001年9月11日，美国情报部门还基本上仅限于冷战时期的模式，侦察目标还是搜集一些关于前苏联飞机场、导弹基地、造船厂和一些一目了然的军事行动如坦克队和油槽车动向的统计信息。如果这些高空侦察飞机和尖端的间谍卫星能被有效利用，它们本可以成为美国监控前苏联及其军队、核查核武器限制条约的实施进程，以及在敌对势力发动战争时，对华盛顿发出预警。而事实恰恰相反，这些冷战时期的侦察器材在那些反应迟缓的政府部门主管的手中，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搜集恐怖组织情报的作用。
相对前苏联军队而言，恐怖分子更为隐蔽和难以捉摸，具有更大的机动性，也更为阴险狡诈。间谍卫星虽然能够提供有关他们训练场地的图片信息，并在他们对所使用的通话系统毫无保密手段的情况下，截取到他们的联络信息，但却不能满足侦察他们所需的全天候监控，更无从打入恐怖组织内部，这些只有靠那些散布在巴基斯坦、埃及、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等国家的情报人员，精通如基地等各种组织的行话、习语及操作实践，并熟悉伊斯兰恐怖组织情况的有经验的间谍人员才能做得到。这些间谍通常被人们称做是中央情报局的流动人员。遗憾的是，由于常年对人力间谍投入的匮乏使得这些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员极为短缺。多年以来，发展间谍卫星的庞大开销和视其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的心理，使得华盛顿日益忽视侦察过程的其他要素。这种危险正如理查德·比塞尔早在争取运用这些新技术的时候就已预言的那样。在1959年写给一位曾帮他研制U…2侦察机的中央情报局同事的信中，比塞尔担心“公司”（此处代指中央情报局）会对繁重的训练和发展情报人员的事业失去兴趣。他还在信中写道：要想实现我们的追求，除了依靠人力之外别无他法。当然，这一传统行为方式相对现代科技来说缺少魅力，因为其中会有许多繁杂琐碎的劳动。但无论如何，我们没有别的途径可以代替这些。早在2001年袭击世贸大楼和五角大楼之前，中央情报局就已经着手提高反恐能力，但如果想摧毁恐怖主义组织网络，防止进一步遭受攻击就必须尽其所能地暗中网罗情报领域的人才。
2002年7月，一个委员会小组就“9·11”事件前的情报工作失误，指出了中央情报局内部存在的某些问题。议会常任理事会中负责恐怖主义和本土安全的小组委员会在情报工作报告中指出：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直至90年代中期不安定因素的减少，和人为搜集情报需要的缩减，有关情报工作的侦察人员、情报站点和情报数量都受到了影响。这就使得中央情报局在反恐行动中因得不到足够的情报而削弱了其整体战斗力。
倘若政府部门领导能灵活应对情报搜集体系的潜在的不安定因素，间谍卫星就可以在追踪新的威胁方面尽显神通了。杰里迈亚曾指出，相对查对图片信息的需求而言，可派上用场的有经验的图片分析师显得供不应求。由于信息量太大，即使有再多的分析师也无法逐一核对间谍卫星传送的这些如潮水般与日俱增的图片信息。但政府也因缺少有效的统计而无法及时获取最关键的信息，这些信息就包括，涉及到恐怖分子的阴谋及国外的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研制进程。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从事破译美国窃听卫星拦截到的信息的翻译人员身上。2001年9月10之前，负责信息拦截的国家安全部甚至没有足够的阿拉伯语翻译来处理从中东和中亚地区拦截到的语音信息。2001年9月11日当天，从阿富汗接收到的几段关于一次大规模恐怖行动的谈话也没有立即受到重视，直到9月12日这些谈话才被破译出来。尽管这些信息并没有具体标明袭击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其自杀性质，但如果即刻译出的话，很可能会在收到更多信息的情况下，帮助挽救那些无辜的受害者。
20世纪90年代期间，政府的主要图片分析中心所雇用的图片分析师的数量减少了50％，同时出于对冷战结束后美国所面对的国外威胁会逐步减少的设想，政府用于情报工作的预算也进一步削减，许多职位干脆被取消了。1996年，整个图片分析也开始以裁减合并的方式进行重组。一向被中央情报局引以为自豪的由杰里迈亚创建的国家图片分析中心也丧失了其原有的独立地位，和五角大楼的一些分析机构及国防测绘局合并到一起。
由此合并而成的国家制图局被划入五角大楼的管辖范围。许多在中央情报局从事图片分析多年的分析人员，因担心五角大楼的接管会增加军事情报的搜集而纷纷引退。尽管在2001年削减财政预算前，政府曾招收和培养了一部分照片分析师，从而使这一领域恢复到了1989年的水平，但因这些专家的离职而带来的技术真空至今尚待弥补。如今，国家制图局已在华盛顿和圣·路易斯等大都市周围地区设立办事处，拥有大约1。5万名员工，其中有几千名图片分析师。
尽管如此，国家制图局还是竭尽所能地去满足政府高层和部队指挥官们对情报日益渐长的不同需求。总统、部长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首先考虑的是被华盛顿称做国家情报信息的需要，其中包括有关朝鲜的中程导弹、俄罗斯对伊朗的核试验所提供的帮助、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还有国际范围内如基地等恐怖主义威胁的第一手资料及分析报告，这些也是五角大楼的文职官员们所关注的内容。与之相反的是五角大楼内的高级军官们则热衷于搜集能用来策划和发动战争的军事情报或者是所谓的备战信息。随着依赖卫星数据导航的巡航导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