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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官员认为莱格霍恩好高骛远、过于乐观和不切实际，于是断然否决了他的建议。成立于1946年，1947年更名为美国空军的陆军航空部更感兴趣的是制造新型轰炸机和战斗机，而不是设计那些能在太空发现特殊目标的侦察机。他们理解的空中侦察主要就是战时飞到敌境选择轰炸目标、查明空防威胁而已。
幸运的是，莱格霍恩并非孤军作战，亦有其他人知道拓展空中侦察范围的必要性。在战前、战时与他合作过的好几个人也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包括国家航空先驱、空军最高司令亨利·H。阿诺德将军和乔治·W。戈达德准将。
阿诺德将军是二战时陆军航空部的负责人，战争结束后不到四个月，即1945年11月，他意识到一个新的不稳定时代对情报的渴求。他告诉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如果美国领导想提前得到关于潜在威胁的警报，华盛顿就必须不间断地了解潜在敌人的一切动态，包括他们的“政治、社会、科学及军事行动”的综合信息。阿诺德的话同一年后莱格霍恩的预见不谋而合，当时后者即将退休，他告诫帕特森说：通过传统的侦察手段不可能获得这些信息。
的确，正是三四十年代阿诺德、戈达德和莱格霍恩的见解被后来其他陆军航空兵的行动神奇地应验了，这才奠定了50年代空中侦察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位于俄亥俄州代顿附近，莱特机场的航空摄像实验室成为了战时最先进的空中摄影系统的开拓者。这个不出名的小工作室是现代空中侦察的诞生地。乔治·戈达德（与美国海军先驱罗伯特·H。戈达德无任何关系）在战时领导这间实验室。他勇于创新，慧眼识才，开辟了这个充满革新精神的研究中心。
戈达德和陆军航空部司令也就是实验室负责人的阿诺德是最佳搭档。尽管他们的背景不同——戈达德是一个英国保险商的儿子，阿诺德家族的从军渊源甚至可追溯到独立革命时期——不过他们都是空中侦察理论的热情拥护者，且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项新技术的开发上。
从学会飞行那一刻起，亨利·哈雷·阿诺德就开始把飞机当做平台，尝试拍摄了。当他在美国军界步步高升时，他一直在尝试推进航空科技的新技术。相对军中的同僚，他很早就意识到非军方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也能够提供宝贵的帮助。阿诺德最终无法忍受空军对研究开发行动的冷漠与拖沓，如直至1930年，陆军最先进的观察机——道格拉斯O…38飞行时速还不超过130英里。“20年里我们到底得到了些什么？”他对儿子汉克抱怨道，“一无所有。”阿诺德的应对措施是组织科学家和企业家建立独立的研究机构，这些科学家和企业家包括空气动力学家西奥多·冯·卡门，飞机制造商格伦·柯蒂斯、埃尔默·斯珀瑞、唐纳德·道格拉斯和来芮·贝尔。
1938年他被任命为陆军空军组司令时，阿诺德已和西海岸设有风管专业的加州理工学院建立了联系。他结识了加州理工学院古真海姆航空实验室主任冯·卡门及学校其他航空研究项目的风管专家。阿诺德和卡门共同推进了陆军和高校的合作，并进而创建了喷气推进研究所。
这是一项双赢的举措，也为军事科技的其他项目，包括“曼哈顿计划”及新侦察技术的发明等树立了榜样。对于冯·卡门和加州理工学院来说，来自陆军甚至来自美国财政部的资金支持，为学校的火箭和电子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对于阿诺德而言，加州理工学院为他的空军组所开发的新技术提供了充足的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
第一部分第二章 战略情报的起源（3）
乔治·戈达德是另一位先驱，尽管他的贡献更多的局限于依赖于他个人技术创新的航空侦察。戈达德首次航空侦察是在1918年，当时一战刚刚结束。早期的航空侦察工作非常惊险。拍摄者只被一条皮带固定着站在敞露的驾驶舱后部，当飞机飞向目标时，通常会爬升到12 000英尺到15 000英尺的高空，在那里呼吸都会变得困难。拍摄者还要把10磅重的照相机对准地面，不停地按快门。戈达德于一个有风的阴天在纽约州罗彻斯特市第一次飞上高空。当80马力的“柯蒂斯·詹妮”升上高空后，他发现飞行于平流层之中并不如想像的那般美妙：在大部分的飞行时间里，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待着，生怕被甩出机舱。“我从未想到云层竟是这样狂暴，令人难受。”他在自传中回忆道。
20年代早期，戈达德开始在侦察工作中崭露头角。在俘获的德国船上拍摄轰炸试验、勘查田纳西河盆地、拍摄圣路易斯附近的考古基地。因对现有的侦察摄影系统不满意，他与罗彻斯特的柯达公司合作开发出了长焦距镜头。1925年11月，他完成了第一次夜间飞行，在罗彻斯特丢下荧光弹，借荧光弹的光拍摄。1934年，他陪同阿诺德在阿拉斯加执行摄影制图任务。
1936年，随着欧洲局势的进一步紧张，戈达德意识到能躲避对方防空火力的高空侦察飞行的迫切性，于是他重新捡起他早期的尝试，研制能够拍摄远距离目标的36英寸长焦镜头。他当时的想法和后来的莱格霍恩的观点如出一辙：“如果你飞得足够高能躲开敌人的防空火力，同时又能拍到像在低空一样清晰详尽的照片，你就十拿九稳地拥有了安全。”他回忆道。
早在1939年，阿诺德就曾把戈达德召到华盛顿进行磋商，两人都认为欧洲很可能爆发战争，美国也极可能参与其中。戈达德提出了一项大胆计划：制造一架专用的高性能侦察机，“它必须飞得快，飞得高，飞得远，还要装有防御装备。”他这样告诉阿诺德，但阿诺德无法为一架非战斗型的飞机提供资金援助。
1940年，在对罗彻斯特的柯达公司参观访问期间，戈达德遇见了理查德·莱格霍恩，当时后者刚开始在公司里从事研究开发工作。戈达德是来与公司最高研究官肯尼思·密斯会谈的。当时欧洲已爆发了战争，戈达德知道他不能再指望购买德国的高性能镜头了。考虑到美国可能会卷入战争，他预测那种轻灵小巧的用于空中侦察照相机上的长焦距镜头将会短缺。12月，他与密斯的一次会谈在美国侦察领域前景的规划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次会谈中，密斯告诉戈达德，能解决他的镜头问题的人是詹姆斯·G。贝克，那个年轻的天文学家和镜头设计师，他希望能聘请贝克来柯达工作。他催促戈达德到剑桥去见贝克，还建议戈达德与柯达新来的研究员之一莱格霍恩合作。
莱格霍恩来自波士顿地区，他父亲是个汽车销售商，母亲艾格尼丝是个家庭主妇，莱格霍恩长着浓黑的头发，留着稀疏的小胡子，显得既结实又活泼。他于1919年2月7日生于波士顿西部的布鲁克兰，在附近的温彻斯特完成中学的学业。1939年，他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物理学学士学位，对摄影有着浓厚的兴趣。
1939年夏，他搬到罗彻斯特，在柯达工作不久，他就迷上了飞行，他常常是早晨4点钟就起床，到罗彻斯特机场学习驾驶“韦克”双翼飞机。“我是个冒险家，”莱格霍恩说，“我一学会飞行就要带着女同伴们上来，翻圈，打滚，炫耀驾驶技术。”
对于渴望成为一名飞行员，且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大学时就被任命为预备军官的莱格霍恩来说，被引见给戈达德正是时候。戈达德把莱格霍恩从后勤部转到陆军航空司令部，把他推上实现理想的轨道。1941年3月，莱格霍恩踏上了去代顿的征途。
1941年1月，戈达德到了剑桥。一个雪天，在哈佛天文台他见到了贝克。贝克是路易斯维尔人，1935年成为哈佛研究生。在剑桥，他把注意力转向了设计能让宇航员在更高的空中进行地面拍摄的新型长焦距镜头上。当戈达德走进贝克杂乱的阁楼工作室，看到一位穿着工装裤的年轻人时，戈达德误认为他是那个天文学家贝克的助手。当看完贝克的一些设计，他就知道密斯帮了他一个大忙，“我能看到他的创意中有许多不拘于旧观念的新颖独到之处。”戈达德回忆说。
他告诉贝克陆军需要新式照相机系统，这种新式照相机其镜头能够在高空完成聚焦，并且不会随温度和气压变化收缩或膨胀，在长焦距照相机组的大透镜上，这个问题尤为突出。戈达德想要一个能随着条件变化自动调整并能保持聚焦的40英寸光学系统——一个在此领域从未有过的飞跃。戈达德记得当时贝克“眼都没眨就答应了”。那时，戈达德能从华盛顿获得大量财力支持，给了贝克25 000美元的项目经费，这在当时很少有哪些研究项目能获得那么高的经费。在取得哈佛天文台主任哈洛·沙普利的批准后，贝克同意在学校成立并主持一个服务于陆军的光学实验室。
贝克说他需要快门专家的帮助来制造戈达德想像中的新型照相机系统。幸运的是在几个月前，戈达德就已经把在人口普查局工作的久负盛名的物理学家阿木罗姆·H。卡茨招至麾下。卡茨指出，由于生产过程中校准设备的缺陷，所有美国产的照相机快门速度都存在计算失误。这在整个照相机生产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卡茨是一个乐观、可爱、充满活力的人，与贝克这样一个说话简洁、沉默寡言的科学家一起，虽然合作并不是很协调，但还是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在其他同样富有才华的专家们的帮助下，他们设计出了在未来30年里都一直遥遥领先的侦察照相机。
40年代末，戈达德与波士顿大学实验室合作，设计出了48英寸的镜头。当飞机飞过德克萨斯州福和市一个高尔夫球场时，在34 000英尺高空此照相机拍下的照片上清晰地显示了其中一个轻击区上的两个特大号的高尔夫球。尽管球的半径足有3英寸，但这依然堪称拍摄绝技。但戈达德想要清晰度更高的照片，需要能够在100英里的高空拍摄到地面单架飞机的清晰图像的240英寸的系统。但对大多数侦察摄像专家来说，这样的照相机的必要性并不明显，因为当时太空飞行的可能性依然还是个未知数。
许多40年代早期在代顿实验所为戈达德工作过的科学家包括莱格霍恩、卡茨和沃尔特·拉维森，战后又重聚在马绍尔群岛进行核试验。后来，另一位睿智的摄像工程师、贝克在哈佛光学实验室的助手邓肯·E。麦克唐纳也来到夸贾林环礁，加入到他们的工作中。在夸贾林的那些闷热的夜晚，莱格霍恩在军官俱乐部里通过与这些人的谈话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这队人马几个月后又相聚在波士顿大学实验室的落成仪式上。空中侦察领域最有创新精神的领袖都汇聚在这里了：戈达德、莱格霍恩、贝克、卡茨、拉维森和麦克唐纳。听众里有许多高级陆军航空部军官，包括陆军少尉柯蒂斯·勒梅将军和全国许多照相公司的主管，包括柯达、飞兆、芝加哥航空、博士伦和珀金－埃尔默公司。当天下午听取莱格霍恩阐述他的和平时期侦察观点的人中，几乎没有谁能想像得到这是多么有预见性，也更少有人会认为在座的听众中会有人帮助他实现他的梦想。
莱格霍恩对于无懈可击的、高空飞行侦察机的想像是理智的。惟一的问题是：在1946年，它显得那么遥不可及。喷气时代刚刚微露晨曦，而太空时代则更像是科幻小说中的幻想，在离地面7万英尺的高空飞行技术上即使不是毫无可能，也是非常渺茫，前提是必须能设计出完全不同的新型飞机。若想让飞机能在稀薄的大气中穿行，燃料化学界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以保证喷气燃料在极低气压中不被汽化，飞行员还必须穿上增压服以防止血液蒸发。以1946年航空工程水平，莱格霍恩更像是在做白日梦。
当英美领导人逐渐意识到他们正面临苏联的令人恐怖的新的军事威胁时，他们所用的侦察工具却不堪一击。他们若想侦察苏联，只有使用传统的军用飞机，但这存在着极大的隐患，包括飞机被击落、飞行员被俘或被杀的可能性，甚至还可能会被抓住侵犯克里姆林宫领空的战争把柄。哈里·杜鲁门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及两任英国首相包括温斯顿·丘吉尔，都迟迟不能决定他们是否要冒此风险。为了将侦察飞行所引发的公开冲突的可能性最小化，他们对此高度保密，以至于这些行动的真实目的都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甚至包括那些执行任务的飞行员的家属们都一直被蒙在鼓里长达40年。
第一批侦察飞行是在1946年底，从阿拉斯加飞越白令海峡沿西伯利亚东北海岸飞行。此举很快就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