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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侦察飞行是在1946年底，从阿拉斯加飞越白令海峡沿西伯利亚东北海岸飞行。此举很快就引发了莫斯科的抗议。那场名为“和平时期空中侦察计划”的行动旨在不进入外国领空以搜集摄像和电子情报。装配在改造过的轰炸机和其他战斗机上的电子感应器能在苏军防御雷达扫过天空时，探明它们的位置并分析其信号，让华盛顿了解美机可能会遭遇到的反击。在苏海岸的斜角拍摄也能提供虽有限但也极有价值的关于苏边境上空军基地和其他军事基地的信息。像哈尔·奥斯汀那样故意侵入到苏联境内的飞行始于50年代早期。
因为近年来保密命令已解除，侦察行动的真实面目也变得非常明了：它是冷战中最大胆、最危险的部分之一，这种直接侵犯的领空的行径也是经常能够引起美苏军事冲突的惟一借口。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长久的，包括那些痛苦的家庭，他们仍不知失踪已久的丈夫、父亲和兄弟早已机毁人亡，或被俘在苏，监禁了数年。对美国人而言，侦察飞行史充满了绵延至今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合作精神，创造了一个年轻国家永远铭记在心的成就。成百上千的空、海军士兵冒着生命危险沿着或侵入苏联边境飞行，侦察并试图了解苏空军防御力量和军事实力。
不幸的是，至今仍然没有那些未返回基地的飞行员们的确切消息。在1950年到1970年的入侵侦察飞行中，至少有252名飞行员被击落，这些飞行多是针对苏联（中国也是目标之一）的，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的90人生还了，因为他们或被美军拯救或是被苏联或其他国家证实被俘。其余138人仍生死不明，其中一些人甚至极有可能被终生监禁。然而，美国很少作出努力去确定他们依然活着并作出安排要求遣送他们回国。
但这些情报并未给那些派遣入侵飞行员进入龙潭虎穴的总统和首相们多少安慰。因随着对情报要求的增加，飞行更频繁也更危险。每次入侵飞行被苏军拦截或攻击，不可避免地就引出了大量头条新闻和美国官员对于飞行目的的欺骗世界舆论的谎言。要求更安全的空中侦察手段的呼声给华盛顿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这样的压力促成了冷战时期新式侦察机的发明。“我们知道很多美国人都死于这类任务，”莱格霍恩回忆道，“这引出了对新式飞机及转向太空的现实的迫切需要。”
多年来，新式侦察机的研究和设计工作一直停滞不前，并且得不到重视，就像是一个老式战斗机和军事建设的被忽略的养子。但莱格霍恩与其他有识之士一直都在推动其进程，并且当所谓苏联威胁增加、失踪飞行员人数攀升时，他们在白宫和五角大楼及科学界、工业界都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1946年9月莱格霍恩退役后，回到柯达工作，于1947年被派往伦敦，管理欧洲的销售工作。1948年底，他返回罗彻斯特的柯达总部，并很快开始继续其对高空侦察飞行的宣传鼓动。他以前的上司——保罗·T。卡伦准将邀请莱格霍恩在12月堪萨斯州托皮卡空军基地（后来更名为福布斯空军基地）举行的侦察讨论会上发言。莱格霍恩不失时机地重提对苏窃取秘密情报的侦察飞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一话题两年前他在波士顿就已强调过。他告诉那些空军军官说，他相信美国已拥有能完成此任务的飞机、照相机和伪装技术。并且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将研制出能够躲开苏军雷达搜索的隐形飞机。
朝鲜战争给莱格霍恩带来了将他的改革运动直接推向空军最高司令的机会。作为一名后备军官，他于1951年4月被召回服役，被任命为代顿的莱特机场航空发展中心侦察系统部主管。该中心是空军主要的内部智囊团，提供如何设计新式飞机或是改造旧式飞机以适应新形势的思路，莱格霍恩的部门则负责制造这样的侦察机。
第一部分第三章 聚焦圣莫尼卡（1）
莱格霍恩很快就拟好了一份长达五页的备忘录，概括了他关于空军在未来10年如何应对侦察要求的构想。他在那份发表于1951年7月的报告中说：“和平时期，在苏联收集情报，侦察机必须将被发现和拦截的危险性降到最低。”接着他又讨论了六种侦察工具，包括卫星——他认为在当时还遥不可及因而不会引起太多注意，和气球——这是他极力推荐的。他还推荐使用导弹和无人驾驶飞机，同时，他再一次强调了研制高空载人飞机的必要性。
自1946年3月阿诺德退休后，空军研究工作就因缺乏关注和资金而步履蹒跚，这引起了莱格霍恩的不满。不久，莱格霍恩就建议将目前最先进的飞机改造用于侦察飞行。他想制造的飞机要能飞到45000英尺高度——超过苏联最先进的战斗机的飞行高度极限。要有足够的速度，超过苏机，并能飞越苏联内陆而无须加油。“这是第一次专门为飞入苏联设计侦察机的真正尝试。” 哈罗德·F。瓦伯格，莱格霍恩在莱特机场及以后在五角大楼的同事回忆道。
当时可用的是“堪培拉”——最新英国双引擎喷气轰炸机，它的性能特点完全符合这一要求：飞行高度48 000英尺，最大时速540英里，飞行里程约3 600英里。这架英国电气公司生产的新式战斗机在1949年5月首飞，1950年3月它的一个侦察机型——“堪培拉PR3”也首次面世。
莱格霍恩对“堪培拉”提出了进一步改造的设想：加长机翼，增设功率更大的罗尔斯－罗伊斯“Avon…109”引擎，把飞行员减二为一，拆除装甲层和其他战斗装备。这样，即使是加满油后的“堪培拉”也能飞至63 000英尺高度，并在飞行中因油被耗损后能飞至67 000英尺高度。英国电气负责制造这种侦察机模型。
“我们感觉自己就像是航空业界的先驱。”瓦伯格说。
即使不是莱格霍恩预想的那种飞机，它也毋置疑是对华盛顿用于侦察飞行的飞机的巨大改进。莱格霍恩预定了12架改造过的“堪培拉”，并建议成立特别侦察部队来驾驶。他与在莱特机场的皇家空军联络官密切合作，绕过通常的官僚渠道和文山会海，他把自己的想法兜售给他的上司们，他们又呈交到五角大楼，以征得他们的同意并争取到资金。但这些想法遭到保守的空军研究与发展司令部的阻挠，他们认为飞机必须适应战争需要，应包括更重的飞机机架。
当向勒梅将军讲述他的计划时，莱格霍恩也遇到了阻力。“他不感兴趣”，莱格霍恩说。那个SAC司令对此项他管辖之外的特殊侦察行动毫无兴趣，他也看不到制造这样一架专门飞机的必要性。莱格霍恩还提议，这些飞机部分用于侦察苏联军事基地，而这些地方，勒梅可能有一天会派轰炸机去实施轰炸。
1951年，当莱格霍恩还在与空军徒劳地争论时，华盛顿正为最冒险的侦察飞行作准备——深入苏领空的飞行任务。沿边境的侦察不能给华盛顿提供足够的关于苏联境内纵深处的陆军行动的情报，更不用说聚集了苏联大多数军事、工业力量的腹地了。冒险深入苏领空的压力随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增加了。因相关记录依然保密，很难确切地知道美机是从何时起开始受命这样做的。空军历史学家R。嘉吉·霍尔在此问题上作了广泛研究，他发现杜鲁门首次同意深入飞行是在1950年，中国军队开进朝鲜战场后不久。杜鲁门是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劝说下同意的，他们担心苏军装配有核武器的远程TU…4轰炸机会被派遣到库克斯基半岛的基地，从那里，只需从阿拉斯加穿过白令海峡，轰炸机就可飞抵西雅图。
朝鲜战争的战场虽然只在远东，但仍加深了华盛顿对想像中的所谓莫斯科准备进攻西欧的恐惧。空军担心，一旦受命去轰炸苏联目标，美国飞行员们将只能盲目飞行，因为他们不确定军事和工业目标的确切方位，对苏空军防御毫不知情。尤其是在夜间或阴雨天飞行时，导航员不能依赖视觉，需要靠雷达把飞机引向目标时，这显得尤为危险。除非他们熟悉雷达所追踪的目标的地形和地表特征，能在雷达显示屏上辨认出具体目标，否则，领航员很难指挥准确的轰炸。惟一的解决办法是，派飞机到苏联西部地区收集雷达图像，以备将来开战时使用。因为雷达侦察无须依靠光线，这些行动就可以在夜间进行，苏军也就更难察觉它们。
1952年，侦察工作加快了步伐，尽管在远东，有两架入侵苏领空的美机失踪，第一架是6月13日在日本海上，第二架是10月7日在日本北部的太平洋上。这两次飞行都是沿海岸线的情报收集行动。两架飞机上共有19名飞行员，虽被认为已全部遇难，但却只发现了一具尸体。这一年年底，美国侦察机都聚集到了苏属太平洋和波罗的海沿岸。
这时，莱格霍恩已搬到了华盛顿，在那里，他终于找到了空军中的知音，他们能排除陈见，赏识他在先进侦察机上的卓越见解。他的新盟友上司兼赞助者伯纳德·施里弗上校，是空军发展部副部长的助理。“莱格霍恩具有远见卓识，”维尔伦回忆说，“他可能只是个上校，但他看起来根本不像。甚至只是个中尉的时候，他做事就像将军了。我亲眼看到他告诉将军们应该做什么。他是真正的幻想家。他知道我们缺少的就是有创意的想法。”
施里弗听说过莱格霍恩的“堪培拉”计划和其他新鲜想法，而且他也正在寻找一位能帮助策划空军未来侦察的充满想像力的官员。他们在空军策划工作室合作的六个月里（从1952年8月到1953年1月）给五角大楼带来了一股崭新的关于侦察技术的冲击波。当老式侦察机被苏联从空中击落时，这两个人正不遗余力地开发能躲避敌方炮火的的情报搜集系统。
施里弗不是普通的空军军官。他有斯坦福大学的航空工程学硕士学位，还是阿诺德的保护对象。“我很幸运，30年代初从飞行学校毕业，还是一名预备军官的时候，在莱特机场，我就在阿诺德麾下工作了。在那里，我才真正了解了他。”施里弗说。
施里弗是1917年七岁时，与母亲一起移民美国与父亲团聚的。他父亲是德国轮船公司的一名工程师，1917年4月6日，美国向德宣战时，他被困在纽约，轮船也被没收了。一家人定居在德克萨斯州，在圣安东尼奥城外的陆军机场观看了一架双翼飞机起飞和降落后，施里弗与飞行结下了不解之缘。1932年，22岁的他进入在德克萨斯州凯利基地的陆军航空兵飞行学校学习。
这个高个儿、整洁讲究的飞行员，对飞行的热爱仅次于打高尔夫球。他从飞行学校毕业不久就遇到了阿诺德。从阿诺德那里他知道了采用新技术加强美国制空权的重要性和与军外科学家及工程师密切合作的优越性。通过阿诺德，施里弗又在加州理工学院结识了阿诺德在科学界的主要联系人西奥多·万·卡门。阿诺德对万·卡门的喷气推进和火箭发动机实验的浓厚兴趣给施里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看出那位科学家想要使陆军航空部与研究发展项目中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1944年，施里弗驻扎在远东时，阿诺德征召万·卡门领导一组科学顾问规划飞机和武器的发展前景。1945年1月9日，在科学顾问组第一次会议上，阿诺德特别强调了新技术的关键价值。“我与万·卡门已经一起工作了20年了，有时，我对他懂得的那些我们还没有运用的知识感到很神圣……我不希望美国再重复我们走过的路。”
战争结束后，已是上校的施里弗要求到五角大楼工作，部分原因是为与即将退休的阿诺德合作。施里弗的头衔很长——物资部副司令办公室科学联络部主任，这与他的职责倒是非常相称。他是陆军航空部与万·卡门的联络点，战后，卡门的顾问组重组，并更名为科学咨询委员会。施里弗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帮助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其中一些在导弹和卫星研制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发现无党派专家的意见是多么有价值，他们的判断不会受五角大楼内部的政治或经济地盘斗争的影响而失真。
对整个国家都不幸的是，阿诺德的继任者并没有继续支持这些科学研究。1947年，国防部门重组和美国空军建立时，万·卡门的顾问组暂时失去了影响力。战后的国内经济发展抢占了部分军事资源，而整个国家却还不得不保持在战争状态。战后环境不鼓励在未经试验的军事科技上投资，尤其是在像空中侦察这样的专门领域。当他们驾驶着那些只会招来苏军攻击的、笨重的活塞引擎飞机执行侦察任务时，美国空军为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