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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当塞进一辆1941年产的别克敞篷车，向南加州进发了。“我想若能在道格拉斯工作，不时到海滩去散散步，那也就生而无憾了。”后来，他得知，参加斯坦福培训的飞行员在珍珠港事件后都被派往太平洋，并都在战斗中牺牲了。
在艾尔·谢根道附近的道格拉斯工厂工作时，他被派去为海军制造飞机。他在那儿度过了战争年代，读完了政府资助的高等数学班，还在那儿认识了同样被复杂理论问题所吸引的同事，他们中有许多人和戴维一样，渴望能为兰德——那个战后陆军航空部资助道格拉斯创建的精英研究机构工作。1946年，当戴维得知兰德正为陆军航空部作有关卫星的应急研究时，他立即请求调动工作。时任空军研究发展部主任的勒梅将军，得知海军已向其他公司下了卫星开发之可能性论证的订单后，遂下令将此研究项目转给兰德公司。1947年初，在第二次卫星论证（这次论证主要讨论卫星潜在的侦察用途）后不久，戴维调入兰德。
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三周后完成的火箭工程学可行性报告，更像是巴克·罗杰斯小说中的东西。题目本身就像是另一时代的回归：《试验性环绕地球宇宙飞船之初步设计》。封面是一枚弹壳形状的火箭从地球驶向太空，图中发射台上的多节火箭为圆形、流线型、前端逐渐变细，成为一个尖刺状的东西，整个设计带有些许艺术装饰的意味。但依照1946年的技术标准而论，当报告上交到航空部时，仍被认为是极端大胆和极富远见的。报告说，只要近期内能完成火箭发动机及相关技术的细小改进之后，一颗2 000磅重以下的小型卫星就可以被送入轨道了。
兰德的专家们虽然认为有朝一日卫星将成为可载人的多功能宇宙飞船，但其早期系统仍采用无人操纵仪器。部分原因是，人类在太空难以维持生命，也难以安全收回卫星和它的载人舱。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卫星所具有的潜在的科学和军事价值，还预见到成为第一个将卫星送入太空轨道的国家而具有的政治意义。兰德报告说：“美国卫星技术的成就将激发人类想像，很可能在全球产生与原子弹爆炸相当的反响。”
兰德报告的顾问之一，宾夕法尼亚大学核物理和电子系的路易斯·N。黎登奥就卫星的潜在用途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雷达专家黎登奥具有非凡的远见卓识，他认为卫星能给导弹指示目标。他精确地预见到，在某种程度上，洲际导弹和卫星的发展可互相结合，他还对如何用卫星显示天气情况、提高预报的准确性，以及如何用沿轨道运行的卫星及时传输洲际通讯信号作出了说明。或许黎登奥最最独到的预测当数把卫星当做侦察平台，“同样应该提出的是，卫星还相当于观察机，但却不会被尚未掌握类似技术的敌人击落”。
勒梅和他的航空部同仁都被这个报告迷住了，他们想要抢在海军之前得到太空计划的控制权。接到兰德报告后不久，勒梅和道格拉斯主管就一致同意研究员们立即开展下一步工作，为侦察卫星具体设计研究做准备，也与其他公司签约以进行零件设计奠定基础。该项目由兰德导弹部主任詹姆斯·E。利普监督，罗伯特·索尔特领导。导弹部约有20人，办公地点在圣莫尼卡市的兰德大楼二层备用厅。
1947年初，对于四分五裂的欧洲来说，冷战局势更加紧张。美国侦察机只能沿着苏联的边境飞行。兰德递交了一系列文件，具体分析了前述报告中已讨论过的问题，包括火箭飞行动力学、液体燃料系统、卫星控制系统及备选发射基地等。兰德于2月1日上交了这些文件， 其中一份出自耶鲁大学天文学家莱曼·小史宾莎，他准确地预言了卫星可以识别和追踪海上轮船的行动，这将成为海军参加行动和战斗的一项重要优势，这也成为海军制定自己的卫星计划的原因之一。
但是，最具说服性的报告出自利普。首先，他详细分析了延滞开发卫星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因为对这些原理的掌握是一项可靠的物质进步指数，”利普预言到，“在太空探测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将会被公认为军事和科技方面的世界领袖。想要具体明白它对世界的影响，你不妨想像一下，当美国人突然发现别的国家已经成功发射卫星时，他们将要表现出的惊惶失措和羡慕与钦佩。”
在硬件系统方面，利普提出了好几条重要建议，包括在卫星上配置能向地面传送照片的大功率电视摄像机。利普又在调查整个计划的基础上提出了另外两个独创的想法：一是在极轨道设置卫星，以提供连续侦察报告；另一个是让卫星停在极高空——升入太空25 000英里，它们的运行速度将会与地球自转同步，由此得以持续停留在世界某一地区。这种与地球的相对位置不变的轨道理念，使今天的通讯网络成为可能，此想法最早是由科幻小说家阿瑟·C。克拉克于1941年提出的。利普在他那篇不同寻常的报告的结尾，还劝告说应立即开始行动——开发卫星。
第一部分第三章 聚焦圣莫尼卡（3）
因为五角大楼即将重组，陆军的航空部将变成一个独立军种，因此推迟了对兰德报告的评论。1947年9月美国空军成立一周后，司令官们指示空军器材司令部对兰德报告进行评定。12月呈上的结论毁誉参半：卫星看似可行但不切实际。空军决定让兰德继续开展卫星设计工作，盼望有朝一日这样的系统将发挥实际作用，发射工具也可以被开发出来，但并不把卫星开发当做最先考虑的方法。华盛顿方面的意见是继续开展研究，但并不希望空军近期就投入大量资金，开始尝试制造或发射卫星。此决定于1948年又由五角大楼的一个非政府顾问组技术评估团重新审查。
鉴于美国火箭技术的限制，这些决定是不无道理的，但这却使兰德那些有远见的研究者们感到灰心。那时已加入到利普工作组的戴维很快就了解到，华盛顿并不像圣莫尼卡一样为卫星兴奋不已。“因此花了很多时间作研究和审查他人的成果，”他回忆说，“最难的是如何法说服华盛顿为这些项目投资。”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华盛顿对苏联军事力量情报数据要求的增加，戴维和利普的其他职员利用空军授予的有限职权和资金做了尽可能多的工作。1950年11月，兰德再次迫切要求空军授权增加对卫星侦察任务的研究。空军情报部终于同意了，几个月后，伯纳德·施里弗明确表示空军需要一颗侦察卫星，这一表态极大地推进了整个计划。施里弗那时已是空军高层的关键人物，他在1951年2月16日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三个基本标准。这三个标准都与帮助空军得到更多关于苏联的威胁，及其进攻目标的情报有关。施里弗规定，照片的质量和放大倍数必须保证可能的军事目标能被识别，包括机场、海港和工厂。卫星必须能在日间不间断地拍摄苏联的照片，以用来改进航空图表和地图。
兰德为如何达到这些要求而忧心忡忡。1950年4月，海军侦察机在拉脱维亚海岸被击落的新闻报道和几个月后朝鲜战争的爆发都增加了寻找新式侦察工具的迫切性。1951年3月，利普和同事们实施了一次精心策划的演习，模拟配置有电视摄像机的侦察卫星拍摄洛杉矶海港的照片。空军专家认为这些照片达到了最小限度的情报要求。但怀疑仍然存在，因为地面特征都看不真切。那份保密的题为《卫星在侦察中的应用》的兰德研究报告于1951年4月完成，但它并未说服空军高层相信照片质量足以保证所建议的系统的开发。
此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是偶然完成的。1951年底，利普与该任务组好几个其他成员到赖特机场去，向提出过许多创造性的关于空中侦察意见的空军实验室介绍他们的观点。这次访问第一次把卫星支持者和先进照相机系统的设计者们会聚在一起。莫特·戴维与莱格霍恩的观点趋于一致，不久他们两人就开始碰头，交流思想。在访问期间，在俄亥俄州最终生产出了用在美国第一颗照相侦察卫星上的照相机和胶片系统。
好几个波士顿大学光学研究实验室（莱格霍恩于1946年帮助建成）的代表，那时恰巧也在参观赖特机场，他们与天才物理学家阿木罗姆·卡茨重逢。卡茨于40年代初从人口普查局调到赖特机场，帮助贝克为乔治·戈达德设计在高空能自动适应气压和温度变化的照相机系统。卡茨是代顿侦察实验室的牵头科学家。这些人最初都对卫星持怀疑态度，而卡茨就是这些将信将疑的人的领导。“利普的成功率几乎为零，”他回忆说，“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兴趣。”
卡茨和其他人决定去证实利普从太空拍摄电视图像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他们认为，在那样的高度，以当时的照相机技术，所拍出来的照片对于想寻找苏联的地面军事设施的分析师来说，简直是毫无用处。卡茨后来回忆道，“我们打算证实这个项目是荒谬的。注意，我们不知道也不在乎那些附带问题，比如制造和发射火箭，保持在轨道的稳定及系统中的其他重要部分。我们在建议范围内只考虑电视感应器。”
卡茨当时正努力设计远视镜头，以保证能从4万英尺高空清晰地拍摄到铁路网络。他认为，给电视摄像机安上更小的镜头可以从350英里高空清楚详尽地拍摄到地球上的大片区域， 而且不会遗漏任何有用信息。在柯达公司的协助下，卡茨设法从一部莱卡的8毫米电影摄像机上找到了该镜头。这种相机在3万英尺高空拍摄的照片与利普想像的卫星图像基本相似。卡茨命令装上莱卡镜头在代顿试飞。“我确信胶卷冲洗出来后什么都看不到。”
然而，当照片冲洗放大后，卡茨惊奇地发现，他能清楚地看出代顿市区的街道和赖特机场的跑道及建筑。卡茨明白，电视摄像镜头，甚至传统的照相机镜头都必须尽快改进，而在空中几百英里高处收集有用情报的想法对他和同事们来说，却再也不是无稽之谈了。
毫无疑问，对于《科利尔》杂志的编辑们来说，也并非没有可能。这份鼓励公众对太空开发产生兴趣的畅销杂志于1952年3月起，就开始刊登一系列有关太空的科研和军事价值的文章。朝鲜战争白热化，越来越多的美侦察机在接近侵入苏领空时被拦截，其中部分事件成为新闻，激起了公众对冷战中高度的危险性越来越强烈的反应。《科利尔》像《生活杂志》和《星期六邮报》等同时期其他受欢迎的大众杂志一样，每周都有几百万国内订户，在制订国家议事日程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杂志对太空的强调给卫星理论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明晰度。这相当于今天“60分钟”节目全年集中于一个主题并进行系列播放所能引起的舆论轰动。
第一篇文章的作者是沃纳·冯·布劳恩，战后他在陆军的帮助下移居美国：他们急于利用他在火箭方面的专门技术。冯·布劳恩在《科利尔》里解释了载人空间站如何用于侦察。他设想，飞机在5万英尺高度拍摄的照片可以与技师们在地面上利用大功率望远镜所见到的一样清晰。
“没有任何东西能逃过它的眼睛……即使分布范围很广，选择的地面拍摄目标也会被仔细探察。例如，军队调遣、航空母舰上的飞行甲板，或是机场上的轰炸机队，都会被丝毫不漏地观测到。有了空间站和特殊照相机，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掩藏住自己的备战动作。”
通过激发公众对太空和卫星的兴趣，《科利尔》协助将此问题搬到了政治舞台上。1952年，杜鲁门政府要求曾为“曼哈顿计划”效力过的坦普尔大学物理学家阿利斯蒂德·V。格罗斯调查制造卫星的可能性。1953年，艾森豪威尔接任杜鲁门后，阿利斯蒂德·V。格罗斯递交了自己的结论。那份简短报告于当年秋天转到国防部负责研究发展的新任副部长唐纳德·夸尔斯手中。报告特别提到发射卫星所具有的潜在的科技、军事和政治价值。尽管格罗斯从来没见过兰德报告，甚至对兰德报告毫不知情，但他还是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配有电视摄像装置的卫星将是“极有价值的观测站”。
然而，空军却告诫夸尔斯说，该报告毫无技术思想上的创新，他本人也未再作任何进一步的努力。
虽然戴维和同事们现在已彻底厌倦了政府对卫星的态度，兰德还是开始推进它的计划。戴维不明白空军侦察项目中的“塔山研究”为什么忽略了这个问题。他对莱格霍恩没有利用空军高层领导者和赖特机场与塔山调查组联络官的双重身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