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手里的海螺,被她放在她耳边。柳青每每移动,我屁股下面的老木椅子就每每吱嘎作响。
“我们加在一起,还有点分量啊。”
“我的确体重不轻。早过三十了,你学妇科的应该知道,过了三十,新陈代谢不一样了,喝凉水,通过光合作用都能变成脂肪沉积在肚子、大腿和屁股上。和小红不一样,小姑娘啊,除了奶,没有赘肉。”
“我上生理学的时候,老师好像不是这么说的。我喜欢抱着你,我怕小姑娘,我喜欢乱伦。”
“怎么讲?”
“你知道吗,死人最沉了,一个人能搀扶一个人上楼,但是四个人才能抬动一个死人上楼,死人不知道配合。小姑娘也一样,不知道配合,不知道如何使力气。要是小姑娘和我一起坐这把文革时代生产的古董椅子,早塌了。”
在窗外飞檐上的骑鸡仙人和柳青之间,办公桌之上,电话响了,我看了眼墙上的挂钟,过了午夜十二点了。
柳青想从我腿上起来,“或许是小红,我也该走了,你们正好还可以聊聊,酒还够。”柳青小声说。
我没理她,左手按住柳青的腰,右手接起电话。
“喂,您好。”
“您好。”我听见电话那边一个犹豫的女声。
“您好,找谁?”
“我想和您反映一个事情。”
“我不认识您啊。”
“我想跟您说,您科室的小刘大夫,是个坏女人,她勾引我老公。”
七十度酒精的浸泡让我脑子仿佛水晶球一样通透,“不好意思,这里是妇科肿瘤实验室。您这事儿要去找医院党委,我把党委电话给您。你有手上有笔吗?”我把中央美院对面胡同里面馆的外卖电话留给了那个女的,然后挂了。
小刘大夫好人啊,手可巧了。组织教学,查房的时候,知道我基本都不会,从来不提问我。要是被指控的是个坏人,我会把仁和医院的总机或者胡大爷的电话留给这个女的,这个坏人明天就出名了,效果和始乱终弃一个呼吸科女护士差不多。
我又给自己倒了半杯医用酒精,五香花生基本没了,柳青香香的还在,闻一下她的头发,吃一口她的舌头,下十毫升酒,这样,还可以喝很久。阳具顶破了牛仔裤,夏天阴天气压低的红金鱼一样,浮上水面,咧着嘴在水缸边缘透气。我扯上窗帘,窗户里没其他东西了,除了图书馆屋檐上最靠外的两三个神兽还在。门本来就锁了,我把柳青的身体翻转过来,她脸冲窗外,被我反压在办公桌上,我没抚摸,我掀开柳青的棉长袖上衣,我从背后拆掉柳青的奶罩,她变成乱七八糟的,我扯掉柳青的裤子,裤子脱落在她脚下,脚镣一样,我把阳具从后面塞进去,是铁就溶化吧,是金鱼就喝水吧,是鸟就飞翔吧。我想打开一扇门,门里面血肉模糊,生死一体。
柳青的发髻开始凌乱,一两缕长发从脑后向前下滑落,碰撞中发稍来回撩扫办公桌的表面。实验台上有电子计时器和手动计数器,我到的时候,一眼没看,我不想知道,我持续了多长时间,不用看我也知道,这是今晚的第一次。我射在柳青臀部以上的后背上,她的双手在全过程中始终直撑着,她的腰始终对抗重力向上弯曲,仿佛窗外图书馆飞檐上骑鸡的仙人。
我把柳青的身体翻转一百八十度,面冲我,柳青满脸暗青,柳青看着我的眼睛,“我不喜欢你这样,我不是马,我不喜欢你把我当马。我喜欢看着你的眼睛,我喜欢在你亲我要我的时候,听你的眼睛轻轻地对我说,你喜欢我,你特别喜欢我。”柳青说。
我又给自己倒了半杯酒,五香花生彻底没了,柳青基本也没了。因为恼怒,她的头发有些酸,她的舌头有些硬。她的发髻基本形状还在,我想把它按下去,让它接触我的阳具。我想,阳具泡在黑头发的水里,它会迅速再次硬起来。柳青开始变形,我的酒也不多了,我想知道,变化姿势,屈伸、仰俯、出入、深浅、我能不能一夜七次。
柳青毫不犹豫地推开我的手,起身去水龙头洗脸,涮烧杯,然后接了一大杯水,一口喝干,还有些水珠子顺着头发、脸、嘴角流下来,整体还是乱七八糟的。柳青说,“我告诉过你,我不是马,也不想是马,至少不想是你的马。天晚了,我要走了。”
我喝干烧杯里的七十度酒精,500毫升的一瓶已经空了,我的裤子还没拎上,我问柳青:“姐,你说,为什么我脱光了之后,总是想不起背诵唐诗宋词呢?”
北京北京(17 三大酷刑,七种固体)
酒后第二天,下午上《临床流行病学》,在医院的210教室。
医用酒精喝高了,在我身上的反应古怪。总结两个字,延迟。比如,射精时间延迟,比如,酒醉难受时间延迟。早上,除了两眼发直、面带僵硬微笑,没有其他异样。中午,滚烫的铅水开始往脑子里灌,一毫升一毫升地灌,剃刀开始从脑仁儿最里面往外镟,半毫米半毫米地镟。过去凌迟,也有把看得见的刀啊,也有个看得见的刽子手按一定节奏切割,也是从外往内割啊。现在是一把看不见的自动小刀,以不可预测的节拍,从里往外镟。
我在幼儿园里吃多了打蛔虫的宝塔糖,甜啊,比砂糖还甜啊,大便时看见蛔虫的尸体随粪陨落,白啊,估计它们很少见阳光,还晃悠,不知道是风动还是虫动。幼儿园阿姨让我们把拉出来的数目汇报给她,她在一张草纸上做两三位数加减,汇总后写在工作总结里,说,祖国伟大,毛主席万岁,我们努力工作,帮助班上祖国的三十个花朵们摆脱了一百二十五条阶级蛔虫,花朵们被阶级蛔虫毒害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第一个论点,我完全同意。一百二十五条阶级蛔虫是我们三十个人弯着脖子,左手扒开小鸡鸡,一眼一眼看的,一条一条数出来的。第二个论点,没有逻辑根据,我怎么知道肚子里的阶级蛔虫都被杀死了。后来事实证明,阶级蛔虫很顽强,还在,它们曾经钻进胆道,让我差点没痛死,也让我第一次打了吗啡。吗啡好东西啊,肥厚如我老妈,忽悠如宗教。这次会不会是阶级蛔虫被这一斤医用酒精惊着了,玩儿命往脑子里钻?
我跑到厕所,中午吃的红烧豆腐和三两米饭都吐了出来,我到地下室找食堂大师傅,讨了一大饭盒中午剩下的米粥。凉着喝完迷糊睡去,闹铃响起,已经一点五十了。
到了210教室,姚大教授西装笔挺,头发特白,铁着脸,看着表在门口等着,辛荑鬼笑着看我,指着幻灯机旁边的两个座子。整个教室,就剩这两个座子空着了。
辛荑和我曾经通过三次讨论,确定了仁和医大三大酷刑。
第一酷刑,小红脱衣。这个是纯想象,但是我和辛荑都认为,非常残酷:让一个男的吃饱了、喝足了,关进一个特暖和的屋子,双手反绑了,摸不着自己的鸡鸡,双腿捆死在暖气片上,不能挪动半步,然后,小红在他面前脱衣服。我说,世界多奇怪啊,这种年轻时候非常的酷刑用到老干部身上就是心理治疗手段,每周一次,降低心血管发病机率。辛荑说,年轻时尽管是酷刑,如果有机会,他还是想在四十岁之前试试,就像他尽管知道大多数中枢神经药物有成瘾性,还是想在七十岁之后,试试大麻,试试可卡因。我说,还是今天就问问小红愿不愿意给他上刑吧,到了你四十岁的时候,小红也四十岁了,估计都不好意思留长头发了。
第二酷刑,四大丑女上课。仁和医大有四个伟大的女教授,都是各自领域的绝对权威,都藐视男性,都使用雌激素补充疗法,都忽视个人生活,都可以夜里上街吓人。唯一一个结婚的第四大丑女,上次医院分房子的时候也离了。老四和她老公都是医院教授,因为他们是一家子,医院统一考虑,户口本上男的是户主,就按男的名义集中分了离医院很近的四室两厅。女教授不干,说,第一,我是两院院士,他只是工程院院士,统一考虑也应该以我为主,写我的名字。第二,四室两厅只是一个院士应得的配置。医院说,你们不是一家人嘛。第二天,女教授拿来离婚证明。
上课的时候,她们目光扫荡教室,总能抓住最差的学生。“你说说,子宫有多大?”大鸡透露,从来就没结过婚的老二丑女曾经问我们一个八六级师兄。
“这么大。”师兄双手比了个鸭梨儿大小。
“多大?”老二两个眼珠子滴溜乱转,但是不影响两个眼珠子还是直勾勾看着八六师兄。
“这么大。”师兄双手比了个苹果大小。
“多大?”老二直勾勾看着八六师兄,第三次问同样的问题。
“这么大。”师兄双手比了个西瓜大小。
“你请坐。”老二说。课后,老二写书面建议,建议学校让这个八六师兄留级一年。理由三个,第一,缺乏基本科学习惯。被问问题之后,没有马上澄清,是平时的妇女子宫还是受孕前三月的子宫还是受孕后三月的子宫。第二,缺乏基本科学训练。不用长度、宽度、厚度、厘米等等科学概念,坚持象土鳖中医似的,手比划瓜果梨桃。第三,缺乏基本科学人格。一个问题,因为问了三遍,给出三个完全不同的答案,没有立场,没有自信,难免将来不成为科学骗子,掮客,叛徒。八六师兄在留级之后的第三个月突然消失,谣传被降级之后羞辱交加去了澳洲,在墨尔本的一家中餐馆当后厨,一款清蒸鱼上过当地电视。老二心中内疚,去澳洲讲学的时候托人约八六师兄吃饭,想劝他振作起来,重新回医大修完学业。八六师兄是开着奔驰敞篷跑车来悉尼的,请老二吃了澳洲最好的西餐,喝91年的Penfolds Grange,说,在上悉尼医学院,明年毕业,说,想念北京,连续梦见在外交部街59号的英式别墅,帮前辈师太师爷们除草。老二含着半口新世界的Penfolds Grange,口腔好像泡在漫长的时间的水里,多种美好的空间和植物味道都在这半口液体中还原,想起五十年前常喝的法国酒,想起现在泔水一样的国产干红,完全没提回去读完仁和医大的事,说,你知道吗,外交部街59号的英式别墅,五十年前,一个教授住一个,现在十户人家住一个。
老二也给我们上过课,右手中指上有个巨大的钻石戒指,年老肉陷,她习惯性地用大拇指拨动钻戒,钻戒在中指指掌关节以上滴溜乱转,阳光下、灯光下,扎眼极了。小红当时说过,秋水你看,女人不靠上床,也能有两克拉的大钻戒,你要对女性更加尊敬,天地比你丫想象的宽阔多了。当时,我点头同意。几年后接到小红的电话,说她在纽约第五大道交五十七街的Tiffany总店,刚给自己买了个大钻戒,套在中指上,钻石真大啊,整个中指全都被盖住了,真亮啊,以后夜里上厕所不用开灯了,中指上的肉还饱满,还不能象老二教授那样把戒指在骨节上滴溜乱转。我在电话里说,开心了?小红说,秋水,我肏你妈,我的一辈子都被你毁了,我坐在110街的马路牙子上,我想哭。
第三酷刑,210教室放幻灯。210教室很暖和,病人怕冷,医院暖气十月初起,四月底停,很黑,三层窗帘,很舒服,前排都是沙发椅。所以,幻灯机支在第三排中间,谁也不想坐靠幻灯机的座位,坐在那里,需要负责根据教授指示,按按钮,翻转到下一页幻灯,再犯困也不好意思睡着。
“同学,迟到了两分钟。”姚大教授说。
“上次卫生部部长来讲座,他迟到了五分钟呢。”厚朴插嘴说。他照例坐在第一排,笔记本摊开,圆珠笔握牢,做好认真听课的所有准备。姚大教授没理他,但是脸色好像好看了些。
“对不起。”我坐在幻灯机的右手,左边的位子还是空着的。
姚大教授开始慢慢讲John Snow如何在一百五十年前,用图表描绘霍乱流行的特征,在地图上把死人、病人、饮水处都标记出来,于是判断出饮水和霍乱密切相关,封闭了Broad Street上的两口水井,救了好几百条人命。教室里又暖和又黑又舒服,这浓密的黑暖像一床大棉被子一样盖在我身上,蒙住我的头,我模模糊糊看见一八五四年伦敦,得霍乱的人,我按幻灯机的手开始变得机械,眼皮在重力作用下开始下坠。妈妈的,那些被医用酒精惊了的阶级蛔虫怎么现在不爬出来继续从脑子里面往外凌迟我呢?我试图想一些最能令我兴奋的事情,我也要象John Snow一样造福人类,我要写本黄书,不要太长,三、五万字,不要插图,我崇拜想象。一本真实、美好、善良的黄书,要象每个男人的脑干脱了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