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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还没有到来，一旦到来，那一切都将非同凡响。
决战前的沉默
红军进入遵义，已经把蒋介石的军队甩在了乌江以南、以东，终于有了喘口气的机会。
到达遵义后，红军的宣传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散发了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表的《出路在哪里》的传单：
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苦的民众们：
万恶的国民党军阀蒋介石、陈济棠、何健等，不但把我们中国出卖给帝国主义，使我们变为帝国主义强盗们的奴隶牛马，而且他们自己也拼命地屠杀你们，压迫你们，剥削你们，你们整年整月做着苦工，然而你们总是养不活你们自己与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苛捐杂税，是永远还不清的，修堡垒，筑马路等各种兵差劳役是永远做不完的。再加上地主，资本家，高利贷，土豪恶棍，对于你们的残酷剥削，使你们倾家荡产，出卖妻子儿女，也还不清他们的田租与债款。
你们是在忍受着饥饿、疾病、寒冷与痛苦，你们像牛马一样，死在道路田野里，没有一个人来埋葬你们。
你们不能反抗，不能说一句不满意的话。国民党军阀、民团、警察、流氓恶棍，会如狼似虎一样，鞭打你们，杀死你们，砍你们的头，把你们放在监狱里。他们还要说你们是“共匪”，要杀你们的全家老少。国民党军阀、地主、资本家都威胁你们，说“共匪”是“杀人放火”，是“共产共妻”。他们要压迫你们出钱、出力、出生命去帮助他们“围剿共匪”，要你们组织民团、守望队、铲共团，防堵“共匪”。但是你们自己还只是听到人家骂共产党、骂苏维埃红军，你们自己还没有看到过共产党、苏维埃红军是什么东西。
你们只要知道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的主张，你们就会赞成他们。他们主张：
我们穷人，我们工人、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不要再受帝国主义、国民党、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我们要大家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暴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我们工农自己的军队，工农兵自己的政府。这种工农的军队，就是红军，这种工农兵的政府，就是苏维埃政府。
我们要立刻取消一切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与兵差劳役，取消一切高利贷，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分配给贫苦的农民，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我们要使每一个工人农民有衣服穿暖，有饭吃饱。取消强迫的雇佣兵役制，改为自愿兵役制。把土地分给士兵，改善士兵的生活，不准打骂士兵。保障工农群众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等一切自由的民主权利与男女的完全平等。
生死攸关的较量（3）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与红军，就是你们的出路，你们不但不要反对苏维埃与红军，而且还要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在一切方面帮助我们苏维埃与红军取得胜利。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出路就在这里。我们贫苦工农大家要合心，要团结，拿我们的菜刀、锄头、大刀、木棍、鸟枪、快枪，以及一切武器暴动起来，发展游击战争，去杀尽国民党、军阀官僚，号召白军士兵杀死他们的长官，哗变到民众方面来，一同来革命，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创造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坚决地为了你们自己的出路而斗争！不要惧怕卖国贼刽子手国民党军阀，不要惧怕豪绅地主资本家，他们那里只有少数人，我们这里有着千百万的工农群众。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红军与苏维埃政府的帮助，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
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
这份传单，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揭露得淋漓尽致，对共产党的主张阐述得明白易懂，对工人农民的出路说得清楚透彻，因而它所产生的号召力量，使整个遵义城都沸腾起来了，各种欢迎活动、慰问活动此起彼伏，红色政权也建立起来了，并召开了群众大会，毛泽东作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著名演讲，把人民的斗争热情推向了高潮。
然而，遵义的百姓们并不知道此时的中共内部正面临着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党内的沉默与外面的热闹景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在那沸腾的背后，中共的要员们却在紧张地进行遵义会议前的准备工作。
奇怪的是，在遵义会议召开前，中共要员们并没有开个什么预备会，也没有就这次会议怎么开法进行商议，而是各自闷头准备。
奇怪的是，除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湘江东岸外，其他中共领导人都住在湘江西岸。
周恩来、朱德及红军总司令部住在老城一条南北大街的一座“柏公馆”。这是王家烈手下一个师长叫柏辉章出资为其家人建造的，因而被人们称为“柏公馆”。柏辉章知道红军过了乌江必取遵义，就发来急电。于是，柏家老小，雇了轿子，带着细软，悄悄溜往贵阳。
李德住在一家地主的四合院，离“柏公馆”很近。
博古也住在一个背靠玉屏山的四合院里面，离“柏公馆”也不远。
只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的易宅离“柏公馆”远一点，约有一刻钟的路程。
现在都暂时安顿下来了，他们既不在一起研究作战，也不研究遵义会议怎么开，各自都在干什么？
博古在闷头写他的主报告，怎么写，他在伏案沉思……
周恩来和朱德研究一些军事问题，也在着手准备他的副报告。不过，他也并不轻松。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干什么？他们肯定不会空度时日，也在进行紧张的准备，至于准备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是啊，红军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怎能不使这些中共的要员们作一次认真地反思呢？
在这一时刻，一切都应该静默下来，让理智的思维更多地伸展，因为在这里要锻造开启未来的钥匙。
转眼间，几天过去了，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
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著名的遵义会议在“柏公馆”举行，“柏公馆”也因遵义会议而著名，这是出资建造它的主人柏辉章压根儿就没有想到的。看得出，当初设计“柏公馆”的人是颇费了一番心思，尽管是一个住宅，但显得很有气势，尤其是支撑屋檐的那排柱子，给人以顶天立地的感觉，像是专门为召开遵义会议而建造。
柏辉章万万没有想到，他留下的这个“柏公馆”，会成为举世瞩目的建筑。直到今天，甚至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只要人们一提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就自然会想到它。
此时，“柏公馆”开始承受历史之重。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六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朱德：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秦邦宪（博古）：中共中央总负责，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实际上，按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政治局委员应该还有王明（在莫斯科）、项英（在瑞金）、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任弼时（随红六军团去湘西）、顾作霖（1934年5月28日病逝于瑞金）等六人。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五人，其中关向应不在遵义，因此出席遵义会议的只有四人，即（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稼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国家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时为八军团中央代表。
生死攸关的较量（4）
何克全（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九军团中央代表。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还有：
林彪：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五军团政治委员。
李富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员。
列席这次会议的有：
李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邓小平：中央秘书长。
伍修权：翻译。
共有20人参加这次会议，他们将在这里决定党和红军的命运。
历史在等待这一时刻。太阳显得愈加沉重，快速地西落而去，把整个遵义城拖入了神秘的夜幕。
从新城的古寺巷深处，抬出一副担架，上面躺着王稼祥，他已经醒过来了。跟随在担架后面的是毛泽东和张闻天。他们在警卫人员的护送下，朝“柏公馆”走去。
这段路虽然不长，但却延伸到历史的深处，延伸到未来。当时，他们只是静静地走着，没有人说话，那杂乱的脚步声才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在往前走。那种感觉，在人的一生中也很难遇上几次，当你向关键时刻走去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到脚下的路，也感觉不到自己是在走路。因为你此刻关注的不是脚下的路，也不是你自己是否在走动，而是那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
那么，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此去的结局如何？
毛泽东“发射导弹”
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从新城抵达“柏公馆”时，与会者都基本上到齐了。
会场设在楼上的一个客厅里，客厅正中放着一张约二米长、一米宽的长方桌子，四周放着十几把藤椅和一些木凳，另外还放有一张引人注目的抽脚藤躺椅，下方有一张可伸可缩搁脚用的竹凳，这是王稼祥的专座。
博古和周恩来坐在会场中心。会议由博古主持。其他的出席者，随便找个椅子、凳子入座。毛泽东、张闻天并没有随便坐，而是紧挨着那张藤躺椅而坐。那挂在天花板正中的美孚煤油灯，射出黄晕的光芒。
“现在开会。”博古宣布。随即他拿出一叠纸，开始作报告，免去了那些烦杂的程序。
博古以中央负责人的身份，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情况进行总结。这一阶段的情况实际上是他到达瑞金之后的情况，他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这段情况如何，是他政绩的基本体现，遗憾的是这段情况很不妙，并且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几乎断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他在报告中也承认党和红军经受了严重的挫折，但对他所推行的王明路线的错误及其严重危害，对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不仅没有反省，而且还掩非饰过。他在报告中坚持认为党中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是正确的，并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
博古用手推了推眼镜，提高嗓门，咬文嚼字地来强调他的这些理由，他说：“总之，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苏区的物质条件极差，党对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与日常斗争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瓦解白军工作的薄弱，各苏区红军在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响应与配合不够，等等。这在客观上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根本不可能的，因而在主观上也是没有法子粉碎的。”
在博古看来，党和红军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他没有什么责任，谁当这个头都是这样。博古的这个主报告大约持续了一小时，与会者都在细心地听着。
毛泽东听得尤其认真，在博古开始发言的同时，他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叠纸，不时地做着笔记。
接着，作为“三人团”的成员，周恩来作副报告，因为他是中央军委负责人，着重谈军事问题。此时的周恩来是有苦难言，在别人看来，他是“三人团”的成员，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他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实际上他在“三人团”里说了不算，现在只能背这个黑锅。他有勇气背这个黑锅，不像博古那样为自己开脱责任。他不仅检查了“三人团”在指挥上的重大失误，而且还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