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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云：‘世蕃罪恶贯盈，固宜速殛，以在辇下（京师），恐震惊皇帝，欲俟外遣，戮为齑 粉矣。’
（蓝道行）密以告（徐）阶，（徐）阶恐稍迟则（皇上）圣意解，半夜即遣人邀御史邹应 龙具疏，劾嵩父子。诘朝上之。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狱，‘（遣）戍之。擢应龙五品京职。
（皇）上虽退嵩，而怜其和良承意，虑后无当者，忽忽不乐，手谕（徐）阶欲传嗣，令 拟诏。（徐）阶极言不可，而吏部、礼部奏迁（邹）应龙通政参议，报可矣。忽有旨切责二 部臣，以邹应龙为邪物，不宜转官。（徐）阶恐为应龙累，力为关说，应龙得无恙。”
你看，徐阶买通蓝道行，在扶乩时让“神仙”说出“贤者辅臣阶、尚书博，不肖者嵩父 子”，并且连夜派人要邹应龙起草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疏；此后又害怕邹应龙透露其中关节， 连累自己，多方为邹应龙关说，使之平安无事。
一波已平，一波又起。严嵩虽然罢官，不过是“致仕”（致仕即退休，并非余秋雨所谓 “达到做官”）而已，并未伤筋动骨。他的儿子严世蕃遣戍雷州，也只是官样文章，虚应故 事而已，还没有到雷州，就中途返回老家，威风依旧。他的同党罗龙文也从遣戍的地方逃回， 与严世蕃计议如何翻盘。袁州府的官员获悉此事后，立即把严府“聚众练兵谋反”的迹象报 告了巡江御史林润。林润作为言官，一向敢于直言，先前曾弹劾严嵩的党羽鄢懋卿，害怕严 世蕃东山再起，遭到报复。马上上报朝廷：严世蕃、罗龙文“蔑视国法”，“有负险不臣之志”， 而且还有“通倭”迹象。皇帝对于严氏父子贪赃枉法还可以容忍，对于谋反绝对难以容忍， 立即下旨逮捕严世蕃、罗龙文来京审问。
严世蕃余威犹在，居然买通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官员，在定罪书上写进 弹劾严嵩父子的沈炼、杨继盛，以便激怒皇帝，得以死里逃生。三法司官员把严世蕃的定罪 书送交内阁首辅徐阶审定，果然强调处死严世蕃为沈炼、杨继盛抵命。徐阶深知皇上脾性， 这种写法必然触怒皇上，是“彰上过”——彰显皇上的过错，因为处理沈炼、杨继盛都是以皇帝圣旨名义发出的，为沈炼、杨继盛翻案，就意味着皇帝以前的圣旨是错误的，那样不但不能置严世蕃于死地，反而会祸及林润及其他弹劾严氏父子的官员。经过徐阶修改的三法司判决书，强调的重点是与皇帝毫无关系的罪状：“谋反”、“通倭”。上面如此写道：严世蕃与罗龙文一起诅咒朝廷，构煽狂谋，招集亡命之徒几千人，操练兵法，妄图谋反，并且准备“外投日本”云云。平心而论，严世蕃咎由自取，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谋反”、“通倭”却是不实之词。这不是真正意义的弹劾与审案，而是在耍弄权术。
果然皇帝对于严世蕃“谋反”、“通倭”十分震’惊，下旨：仅凭林润的揭发，还不足以昭示后世，必须核实。徐阶再度代替三法司起草答疏，以肯定的语气回答皇帝，“谋反”、“通倭”证据确凿。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皇帝降旨：批准三法司的拟议，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判处严世蕃、罗龙文斩首，抄家，黜革严嵩及其孙子为平民。
儿子斩首、孙子充军、家产被抄，严嵩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一年之后命归黄泉。
严嵩、严世蕃恶贯满盈，他们的下场是罪有应得。值得深思的是，为何义正词严的弹劾不但无法奏效，而且适得其反；为何充满阴谋与权术的做法却取得了成功？几年以后，官员们在撰写《明世宗实录》时，就表示了异议：严世蕃凭借其父的威势，“盗弄威福”，“浊乱朝政”，完全可以用“奸党”罪处死，而林润的奏疏说他“谋逆”，三法司的拟议说他“谋叛”，“悉非正法”。所谓“悉非正法”云云，就是没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一种非法手段处死本该处死的罪犯。看来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仅仅指责林润、三法司是不够的，关键依然在于皇帝。徐阶深知皇帝的心态，耍弄权术，把握的原则就是不能“彰上过”，既要处死严世蕃，又不能彰显长期宠信严嵩、严世蕃父子的皇帝的过错。而“谋反”、“通倭”这样的罪状，是在皇帝决定严世蕃充军之后发生的，皇帝当然毫不知情，与先前宠信严氏父子毫无关系，因此一举成功。当时的史家不可能洞悉其中的奥妙，或者即使洞悉奥妙，也不敢直白地说出来，毕竟圣贤是主张为尊者讳的。
同样是弹劾严嵩，各色人等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显然，邹应龙、林润、徐阶的人品，是无法与沈炼、杨继盛相提并论的。
顾宪成与东林书院顾宪成与东林书院（1）
游览无锡美景的人们，往往流连于太湖周边，以及惠山、锡山一带的风光，很少有人 会想到去看一下曾经声名远扬的东林书院。它的旧址，至今依然保留在无锡繁华市区东面一 条僻静的小巷里，被周围现代化建筑包围着，显得逼仄而孤立，早已没有了当年绿树成荫、 弦歌满堂的意蕴。我曾经三次光临这里，发思古之幽情，缅怀晚明史上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 岁月。
东林书院是顾宪成和他的朋友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建立的，距今（2004年）正好400周年， 内心的呼唤促使我写这篇文章，来纪念顾宪成与东林书院。
一无锡有两个东林书院：城南东林书院与城东东林书院
顾宪成（1550～1612年），字叔时，号泾阳，常州府无锡县人，万历四年在考举人的乡 试中名列第一，四年后，以二甲二名进士，出任户部主事。初涉官场就锋芒毕露，对内阁首 辅张居正有所微词，写信给内阁次辅申时行，怂恿他出来“匡救”。当张居正病重时，举朝 若狂，纷纷设立道场为之祈祷，顾宪成看不惯这种阿谀行为，从不参与。同僚为他捏把汗， 在讨好张居正的慰问信上代他签了一个名。他得知后，立即骑马赶去，抹去了自己的名字。 这种秉性，在官场显得格格不入。万历二十二年，已经出任吏部考功司员外郎的顾宪成，因 讨论“三王并封”（明神宗不愿把长子立为太子，宣布长子与另外两个儿子同时封王），以及 会推内阁大臣的事宜，与当权者意见不合，被革职为民，回到家乡无锡。他的弟弟顾允成、 朋友高攀龙也先后脱离官场回到无锡。他们把恼人的政治抛到一边，相与讲求学问，显出前 所未有的洒脱。既然在政坛难以施展，还是静下心来做学问吧！
仰慕顾氏道德学问的士子们纷纷前来求教。万历二十五年，顾氏兄弟建造了“同人堂”， 与士子们讲习学问。由于地方太小，不能满足需要，顾宪成希望有一个理想的讲学场所，有 意恢复宋儒杨时在无锡城东创办的东林书院。杨时是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进士，师事 二程，精研孔孟之道。历史上脍炙人口的“程门立雪”典故，就是此公求师心切的佳话。他 以“龙图阁直学士”衔告老致仕，在无锡创办书院，以著述讲学为事。因杨时别名龟山，又 名龟山书院；后人建道南祠奉祀杨时，又名道南书院。
顾宪成常对高攀龙说：“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无讲习之所乎？”他多次 凭吊杨时书院的废墟，叹道：“其在斯乎！”那意思是说，理想的讲学场所就在这里。时机终 于出现了，万历三十年，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恢复常州龙城书院成功，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 得到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同意，修缮了杨龟山先生祠，又和志同道合者募捐出资重建精舍， 这就是以后名噪一时的东林书院。
需要说明的是，在顾宪成之前，已经有人欲兴复东林书院。那是明代成化年间无锡人 邵宝，希望恢复杨时的东林书院。高攀龙后来给顾宪成写传记时，回顾东林书院的历史时说： 无锡原来就有东林书院，宋代杨龟山先生在那里阐述伊洛之学，后来书院停办，那里成了僧 舍。成化年间“邵庄公图修复之，不果”。邵庄公就是邵宝，邵宝“图修复之，不果”云云， 出于大名鼎鼎的高攀龙之口，是有权威性的。但是身为无锡人的高攀龙只说对了一半，邵宝 恢复杨时书院虽未成功，却在别处创建了一所东林书院。关于此事，连无锡东林书院旧址的 陈列说明，都不明就里，因此值得一说。
康熙《东林书院志》的编者严彀，第一个对此做了辨析，写了一篇《两东林辨》，说无 锡有两个东林书院，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南，城东者为“东林本”，城南者为“东林支”。 成化年间邵宝欲恢复杨时书院未果，就在城南锡伯渎畔另外新建一个东林书院。关于这一点， 王守仁：（即王阳明）写的《城南东林书院记》是最有力的佐证。阳明先生死于嘉靖七年（1528年），比顾宪成创建东林书院早了76年，故他所说的是另一个东林书院，即在城南锡伯渎畔的东林书院，顾宪成创建的东林书院则在城东弓河畔。王阳明在那篇文章中写道：“东林书院者，宋杨龟山先生讲学之所也。龟山殁，其地化为僧区，而其学亦遂沦入于佛老、训诂、词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间，今少司徒泉斋邵先生始与举子复讲学于期间。先生既仕，而址复荒，属于邑之华氏。华氏，先生门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让其地为书院，用昭先生之迹，而复龟山先生之旧……书院在锡伯渎之上，东望梅村二十里。”可见顾宪成创建的东林书院，与邵宝的东林书院毫不相干。有意思的是，由于顾宪成的东林书院声名显赫，遂使曾经有过的城南东林书院销声匿迹，以致无人知晓，现今无锡东林书院旧址作为一个文物保护单位，对于自身历史沿革的解说词中，没有一句话提及此事。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有鉴于此，我想告诉读者诸君，无锡城南锡伯渎畔曾经出现过一个东林书院，而本文所说的东林书院，则位于城东弓河畔，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更不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二从《东林书院志》看东林书院的本来面目
由于顾宪成与其他在东林书院讲学的诸君子学问博大精深，东林书院创建后，声誉日隆，成为东南地区的学术圣地。康熙《东林书院志》写道：“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虚己悚神，执经以听，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
顾宪成希望把这一盛况载入史册，嘱托刘元珍编撰《东林志》万历四十二年，《东林志》完稿，可惜顾宪成已于两年前去世，刘元珍只得请高攀龙为该书作序。令人遗憾的是，刘元珍英年早逝，《东林志》没有出版。清初，无锡人严彀在刘元珍《东林志》稿本的基础上，编成《东林书院志》，于康熙八年（1669年）出版。这是关于东林书院的第一本志书，由上卷、下卷及附录组成，虽然保留了不少珍贵资料，但失之简略。
东林书院于天启五年（1625年）被毁，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重建，高廷珍等文人为了重现东林书院昔日的辉煌，编成洋洋二十二卷的《东林书院志》，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出版。光绪七年（1881年）又出版了重刻本。 以上就是目前所见的三种《东林书院志》，是深入细致了解东林书院的第一手史料。
笔者细细拜读这些志书，所获得的印象，与先前学术界流行的说法颇有出入。一言以蔽之，以往学术界把一个以讲习儒家经典为宗旨的学校，误解为一个议论政治的讲坛，甚至误解为一个“党”——“东林党”。这当然是几十年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留下的烙印，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今天 新认识东林书院，必须以历史事实本身来说明历史，才能揭示真相。
顾宪成与东林书院顾宪成与东林书院（2）
东林书院的宗旨是什么呢？顾宪成说：“书院以广友朋之丽泽，则学脉系焉”，继承正统学脉是责无旁贷的。他对于风靡一时的王阳明心学颇多微词，意欲拨乱反正，推崇朱熹理学。在他的《泾皋藏稿》中多次谈到，王阳明倡言：“求诸心而得，虽其言之非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非也；求诸心而不得，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亦不敢以为是也。”他给予这样的评价；“阳明得力处在此，其未尽处亦在此”：“其势必至自专自用，凭恃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高谈阔论，无复忌惮”。因此他为东林书院草拟的院规，开宗明义便明确提出，遵循朱熹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制订了四要、二惑、九损（或九益）。其要点就在于“尊经”——尊重儒家经典。他解释道：“经，常道也”，“孔子表彰六经，程朱表彰四书”，就是为了“为天下留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