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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大事去矣，尔为天下母，宜死。”然后安排太子及另外两个皇子化装，由太监带出宫去躲避，为明朝留下一线香火。又派宫女逼懿安太后（天启皇后）自缢，并亲手用剑把十六岁的长平公主砍杀（未死）。这一切办完以后，他在王承恩陪同下，来到煤山上自缢，王承恩也随之自缢。当时已经是十八日的后半夜，即十九日的凌晨。
这十行动极其秘密，宫里宫外都不知道皇帝的下落，一直到二十二日才被发现。后人根据发现此事的太监传闻，得知崇祯之死的细节：他披散的头发覆盖在脸上，身穿白绵绸夹衣，蓝纱道袍，下身穿白绵绸裤，一只脚鞋袜已脱落，另一只脚穿着绫袜和红方复底鞋。据说他的衣带上有亲笔血书，据冯梦龙《甲申纪闻》记载，血书这样写道：“朕在位十有七年，薄德匪躬，上邀天罪，至陷内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以发覆面而死，任贼分裂朕尸，勿伤我百姓一人。” 三月二十二日，太监在煤山上发观了他的尸体，用门板抬下，与周皇后尸体一起放在东华门外茶庵的芦席棚内。之后不久，太监奉命买了两口柳木棺材，以土块当枕头，安放市后尸体，旁边有两个和尚念经，四五个太监守卫。昔日的大臣中前往哭临的不过二三十人，那些往日信誓旦旦效忠皇上的人臣，如内阁大学士魏藻德、陈演之流，此时摇身一变投靠了大顺，对帝后的灵柩根本不屑一顾。在这点上他们反不如李白成。李白成作为反叛势力的代表，却能冷静地遵循传统礼仪、人情世故，下令改殡人行帝后，为崇祯的棺材刷上红漆，为周皇后的棺材刷上黑漆，并为崇祯换上翼善冠、衮玉及渗金靴，为周皇后也换上袍带。李自成目己还到祭坛，向帝后梓宫四拜垂泪。四月初三日发引，初四日草草掩埋于田贵妃坟内。与这种冷清草率的葬礼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那些投降的明朝大臣们正忙于向李自成“劝进”：尽快登上新皇帝的宝座。这头的冷，更反衬出那头的热。
闹得最起劲的是复社名士、翰林院庶吉士周钟，他一面与魏大中主子魏学濂联名向李自成上疏“请葬先帝”，一面按照大顺丞相牛金星的意思写了一篇《士见危致命论》，为他们改换门庭张目，牛金星称赞不已，周钟沾沾自喜，逢人便夸“牛老师知遇”，俨然牛丞相高第门生。他还写了一篇劝进表，称颂李自成“比尧舜更多武功，较汤武尤无惭德”，贬损朱由检“独夫授首，四海归心”。一时间传为士林之羞。魏学濂还要“抢头功”，声称这篇文章出于他的手笔，周钟“想不到此”。对于这两人的表演，冯梦龙不胜感慨：“噫，词林省闼天子侍从，亲信之臣，作此逆天丧心语，而犹扬扬得意，自诩佐命元勋。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尚何面目偷息天地之间耶？” 五月三日，多尔衮进入紫禁城。三天后，他为崇祯在帝王庙设灵堂，允许在京明朝大臣为先帝哭临三日。他还任命归顺的明朝大臣李明睿为清朝礼部侍郎，负责崇祯的谥号及祭葬事宜。李明睿遵命拟上先帝谥号为“端皇帝”，庙号为“坏宗”，并建议改葬梓宫。后因众人建议帝后已经葬入田贵妃坟，不必改葬，便把田贵妃坟命名为“思陵”。思陵因此成为十三陵中规制最为简陋的一座。 顺治十四年，清世祖（顺治帝）下令修缮思陵。他在给工部的谕旨中，谈到了自己对崇祯的评价：“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据奉旨营建思陵碑的大学士金之俊说，清世祖对于明朝兴亡了如指掌，深悉崇祯之所以失天下，另有深刻原因，他本人并非亡国之君。思陵碑立在一个四边各长四丈四尺的思陵碑亭中，龙首龟趺的石碑，高一丈六尺，宽六尺，上面镌刻九个金色大字：“大明庄烈愍皇帝之陵”，背面是大学士金之俊撰写的奉敕建思陵碑记。
顺治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清世祖前往十三陵祭扫。他的祭文镌刻于碑亭边上，祭文写道：“维帝英姿莅政，志且安民，十有七年，励精靡懈。讵意寇乱国亡，身殉社稷。向使时际承平，足称令主。只以袭弊政之余，逢阳九之运，虽才具有为，而命移莫挽。朕恒思及，悯惜良深。”顺治十七年十月初四日，清世祖鉴于明十三陵中，各陵都宏大壮丽，唯独思陵只因他不久病逝，修陵之事终于不了了之。乾隆初年官方编撰的《明史》对这位庄烈帝似乎同情多于谴责：“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相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
崇祯并非亡国之君，却演出了一幕亡国的悲剧。历史多么不可思议！
温体仁的垮台倭寇王王直（1）
谈到明代嘉清年间东南沿海的“倭寇”，首当其冲的代表人物就是王直，这个被称为“倭寇王”的人物，其实是一个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徽州商人。他本姓汪，因为在海上搞走私贸易风险大，为了避免连累家属，隐去真姓，改名为王直。这是一个值得细细研究的人物，由此可以探索所谓“倭寇”问题的真相。
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葡萄牙占据澳门以前的诸问题》（《东西交涉史研究·南海篇》所收），依据《日本一鉴》及其他相关资料，首次指出徽州商人从事；海上贸易的史实。徽商研究的奠基人——日本学者藤井宏，在他的成名作《新安商人的研究》（刊登于《东洋学报》第36卷第l、2、3、4号【1953～1954年】），在藤田丰八的基础上，广泛收集资料，勾画出更为清晰的线索：嘉靖十九年（1540年），徽商许一（松）、许二（楠）、许三（栋）、许四（梓）在浙江沿海进行走私贸易，此时的王直还只是许氏兄弟的僚属。《筹海图编》谈到许栋时写道：“其党有王直、徐惟学、叶宗满、谢和、方廷助等，出没诸番，分迹剽掠，而海上始多事。”《日本一鉴》的“海市条”指出，嘉靖二十二年，许氏兄弟与葡萄牙商人在浙江沿海的双屿港贸易，其伙伴王直于嘉靖二十四年前往日本，劝诱博多的日本商人前来双屿港贸易。由于这种贸易违反了明朝的朝贡贸易体制，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抚朱纨发兵袭击双屿港，捣毁了这个走私贸易基地，生擒了武装走私集团首领李光头、许栋，王直收拾残部，把走私贸易基地移到定海县以西八十里的海岛金塘山的烈港（沥港）。此后，东南沿海始终是王直武装走私集团的独占舞台。他凭借闽粤海商的势力，称雄浙江沿海。遭到官军打击后，他又在日本平户建立根据地，建都称王（先称净海王，后称徽王），控制了中日贸易，把徽州海商的海外活动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
藤并宏这种基于史料的实证研究，为理解王直与“倭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令人的是，这一研究成果很少被中国学者关注，迟至三十年后才在中国学者中激起反响。徽商研究的后起之秀唐力行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发表《论明代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从徽州海商的角度来考察“倭寇”，反过来考察日后成为“倭寇”首领的徽州海商，指出：“为了对抗明王朝的武力镇压和扩大贸易，海商们渐次组合成武装集团……这些船头又在竞争兼并中聚合成几个大的武装海商集团。其中，较有名的以徽州海商为首领的有许氏海商集团、汪直海商集团和徐海海商集团。”这里，他把王直写作汪直，这是他的一大贡献。他认为，《明史》中把王直改成汪直，很有必要。因为王直本姓汪，从事海上走私，风险大，为家属安全计，隐瞒真姓（汪）。《明史》有汪直传，以前多以为有误，其实王直本来就姓汪，而且汪氏是徽州的大姓，在浙江的杭州、绍兴经商的尤为众多。横行东南沿海。几十年的“倭寇”首领许氏兄弟、汪直（王直）、徐海等，莫不是徽州海商。
曲此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嘉靖年间的“倭寇”真相究竟如何？
20世界90年代出版的被称颂为“里程碑”式的权威著作《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倭寇”条说：倭寇是指“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这个结论是很成问题的。也难怪这个条目的撰写者，它其实是以往历史学界流行的观点。但是这种历史认识已经远远落后于史学自身的发展了。
20世界80年代以来，史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对“倭寇”重新加以检讨，从历史事实出发，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与“倭寇”》认为，“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是一场中国内部的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戴裔煊《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认为，倭患与平定倭患的战争，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不是外族入侵。王守稼《嘉靖时期的倭患》说得更加彻底：明朝政府把王直集团视为“倭寇”，王直集团也故意给自己披上“倭寇”的外衣，他们其实是“假倭”，而“真倭”的大多数却是王直集团雇佣的日本人，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以上新论或许有待完善，但就其主要倾向而言，毫无疑问更加接近历史真实。
在这方面，海峡彼岸的学者领先了一步。早在1965年陈文石发表了《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从沿海走私贸易的角度去透视“倭寇”，结论是：嘉靖年间的倭患是明代海禁政策造成的后果。他的研究思路，被林丽月所发挥，写出了《闽南士绅与嘉靖年间的海商走私贸易》，着力论证闽南士绅投身海上走私贸易，难免有蔑视朝廷法令与地方官之嫌，但就促进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言，应不无正面意义。
众所周知，“倭寇”问题涉及日本，日本学者作了大量研究。但是，以往中国学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关注。只要稍加留意便可发现，日本学者以他们特有的实证风格，揭示出与上述中国学者大体相同的见解。山根幸夫在《明帝国与日本》中，谈到“后期倭寇”时，强调指出以下两点：一是后期倭寇的主体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由于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禁止，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二是倭寇的最高领导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要求废止“禁海令”，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的首领。倭寇问题专家田中健夫曾写过《倭寇》、《倭寇与勘合贸易》等专著，《日本史大事典》的“倭寇”条即出于他的手笔。他认为，由于时代和地域不同，“倭寇”的意味和内容是多样的，不要把“倭寇”当作连续的历史事象去看待。具体到嘉靖年间中国沿海的“倭寇”，他强调，日本人参加的数量是很少的，大部分是中国的走私贸易者以及追随他们的各色人等。
如果平心静气把上述论断与《中国历史大辞典》“倭寇”条加以比较，那么其间的是非明的，所谓倭寇即“明时骚扰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云云，是值得商榷的。以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除了官方与海外国家保持朝贡贸易关系以外，其人贸易一概禁止。开国皇帝朱元璋定下来的规矩：“申禁人民无得出海与外国互市”，成为历代皇帝必须遵守的“祖训”。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国家纷纷东来，海外贸易的需求迅猛增长，海禁政策愈来愈不合时宜。在近邻日本方面，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也发生了新的矛盾。嘉靖二年（1523年）的“争贡”事件，使这种矛盾尖锐化。所谓“争贡”事件，是嘉靖二年日本大内氏贡使与细川氏贡使为了争夺朝贡贸易的特权，在宁波港发生械斗。明朝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市舶司（主管外贸的机构），中止日本与中国的朝贡贸易。正常的官方贸易断绝，民间走私贸易便取而代之。沿海的走私贸易商人向日本商人提供棉布、生丝、丝织品、陶瓷、铁锅、水银、药材、书籍等中国商品。海禁愈严，价格愈贵，获利愈厚，铤而走险者愈多。
温体仁的垮台倭寇王王直（2）
《筹海图编》卷二倭国事略记载当时运往日本的中国商品的情况，非常有意思，故引录于下：
丝：所以为织绢■之用也。盖彼国自有成式花样，朝会宴享，必自织而后用之。中国绢■，但充里而已。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每百斤值银五十两，取去者其价十倍。
丝绵：髡首裸裎，非此不能耐寒，冬月非此不暖。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至二百两。
布：用为常服，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