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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的专断独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相权与皇权的矛盾不甚明显。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使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除了剪除别无选择。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绰绰有余，要以它来罗织一个“胡党”，株连一大批功臣宿将，却未免牵强附会。为了把罪网罗织得更大，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胡惟庸死后，他的罪状逐步升级，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置那些“胡党”于死地。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由此着手制造罪状最具杀伤力，于是乎胡惟庸死后罪状升级为“通倭通虏”，用它来株连开国元勋。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牵连被杀的大批功臣完全是无辜的。胡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的，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
洪武二十三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谋反”。朱元璋唆使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看得出来，朱元璋要借此除掉李善长，他冠冕堂皇地说：“（李）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这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及其一门七十余人被杀，纯属冤案一桩。一年以后，解缙上疏为其申冤，他起草的《论韩国公冤事状》，由郎中王国用冒死呈上，大意是：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是第一勋臣，假使帮胡惟庸成事，也不过如此，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朱元璋看了以后，无话可说，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策划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株连蔓延达数年之久。连一向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浙东四先生”也未能幸免，叶 以“胡党”被杀，宋濂的孙子宋慎也牵连被杀，宋濂本人则贬死于四川茅州。
后世史家对胡惟庸党案颇持怀疑态度。王世贞就对胡惟庸“谋反”之说表示难以相信：
谈迁说得更加明确：“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可谓一语道破。
蓝王党案也是如此。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战功显赫。洪武二十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谅国公。皇恩浩荡之下，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将权与皇权的冲突。于是 除的网罗正在悄悄逼近。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 侯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装模作样审讯的结果，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为了显得名正言顺，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逆臣录》，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
从保留下来的《逆臣录》可以一眼看出，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陈四益《罗织的证据》一文对此嘲讽道：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承，说是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在酒席间，蓝玉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久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
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网户。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说是因为出征回家，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当初只是乡里一个染匠。蓝玉如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这样杀头灭族的事情，哪里有见人就说的道理？何况还是些无足轻重的打鱼网户和染匠。仅此一点，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怀疑。《逆臣录》是如此这般炮制出来的，目前已经散佚的《昭示奸党录》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党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无关，但是他也没有幸免。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
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洪武三年就申请告老还乡，还是顾虑 与儿子朱同难保平安无事，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
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儿子朱同却并未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令人唏嘘不已！
开国功臣惨遭大屠杀后，朱元璋才说：“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已经杀得差不多了，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
一个出身卑贱的游方僧，当了皇帝以后，权势欲如此强烈，丝毫容不得对皇权的潜在威威胁，大张旗鼓地罗织罪状，杀戮功臣，必欲“除恶务尽”方才罢休。纵观历史，这样的大屠
杀恐怕算得上绝无仅有之事。个中缘由值得每个读史者细细玩味。
张居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张居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1）
历史犹如色彩斑斓变幻无穷的万花筒，让探索它奥秘的人们感到深不可测，这也许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吧！有些事情似乎都是难解之后谜，例如功勋卓著的改革家为何没有好下场，吴起商鞅死于非命，便是显例。张居正虽然并非死于非命，但死后，先前对他新生备至言听计从的明神宗却扬言要对他“断棺戮尸”，家属代他受过，遭受抄家充军的严惩，令同时代人以及后来的读史者感慨唏嘘不已，陷入深深的思索。
万历元年至十年担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本着“综核名实，信赏必罚”的原则，力挽狂澜，推行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改革，开创了成效卓著的万历新政，不仅改变了以前财政连年赤字入敷出的局面，而且使万历时期成为有明一代最为富庶的几十年。这是有目共睹的，甚至连和他持不同政见的人，也赞誉有加。人称“王学左派”“异端之尤”的李卓吾，由于好友何心隐之死，怀疑是张居正指使地方官所为，因而对他一向怀有偏见。在张居正死后遭到不公正待遇时，他出于学者的正直本心，感慨系之地说出了一句极分量的话：“江陵（指张居正）宰相之杰也，故有身死之辱。”在赞誉他是“宰相之杰”的同时，为他的“身死之辱”感到忿忿不平。既然是“宰相之杰”，何以会有“身死之辱”？确实是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
问题的要害就在于“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明神宗实录》的纂修官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给张居正写的“盖棺论定”珲算平直公允，一方面确认张居正手揽大政十年，“海内肃清，四夷##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洵经济之才也”；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的过失，尽管过不掩功，也足以使他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这段话看似官修史书通常史官褒贬笔法，却不乏史家难得的史识，其精髓就是“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八个字。
诚然，张居正确实屡屡“钳制言官”，因为在他看来，要进行改革，必须“谋在于众，而断在于独”。倘使我们说他给人的印象是独断专行，是毫不为过的。这实在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改革举措触及政坛痼疾，没有相当的力度难以奏效。无论是使“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的考成法，还是“理逋负以足国”的清丈田粮，以及把江南行之有效的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无一不是阻力重重，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没有一点雷厉风行独断专行的作风，恐怕一事无成。张居正过于严厉，过于操切，必然遭来许多菲议。但是新政成效卓著，言官们难以抓住把柄，便从攻击张居正个人品行，离间他与皇帝的关系着手。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河南道御史傅应祯以及巡按辽东御史刘台，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由于皇帝和皇太后的全力支持，宫内实权人物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又与张居正结成权力联盟，那些反对者统统被严厉地打压了下去。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病逝，按照当时的官僚丁忧缺席必须辞官守制二十七个月。张居正是一个“非常磊落奇伟之士”，不愿意“徇匹夫之小节”，而使改革中断，便与冯保联手策划“夺情”之局，接受皇帝的“夺情起复”，“在官守制”，依然执掌朝政大权。此举激起更大的反对声浪，指责张居正违背传统的儒家伦理纲常，不配断续身居高位。反对最激烈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思孝。就在张居正处境十分尴尬之时，明神宗再三强调“夺情起复”是他的旨意，冯保又与之密切配合，记张居正票拟朱旨，对吴赵艾沈四人实施严厉的廷杖。由此遭来更多的非议，毫无疑问，张居正树敌过多，对于他日后遭到报复不无关系，但这并非他的悲剧的关键所在。
关键在于“威权震主”。
明神宗即位时还是一个十岁（虚岁）的孩子，皇太后把朝政交给了张居正的同时，也把教育小皇帝的责任交给了他。因此张居正身兼二职：首辅与帝师。小皇帝一切都仰赖张居正的辅佐，他对身材颀长美髯及胸的长者既敬重又畏惧。一次明神宗在读《论语》时，误将“色勃如也”之“勃”字读作“背”音，张居正厉声纠正：“当作勃字！”声如雷鸣，吓得神宗惊惶失措，在场的官员们无不大惊失声。慈圣皇太后为了配合张居正的调教，在宫中对神宗严加看管，动辄谴责：“使张先生闻，奈何！”在太后和皇帝的心目中，张居正的地位与威权之高可想而知。当时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张居正辅政）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所谓“宫府一体”云云，就是把内宫（皇帝）与外朝（政府）的事权集于一身，因此说他是有明一代权力量大的内阁首辅。这一点，张居正本人并不否认，他经常对下属说：“我非相，乃摄也。”所谓“摄”，就是摄政，代帝执政。如此权势显赫的内阁首辅，部下当然要把他“比于威君严父”，成为他们争相拍马献媚的对象，阿谀奉承之徒甚至向他赠送黄金制作的对联，上面写道：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张居正号太岳，把太岳相公与大明天子相提并论，是颇有僭妄嫌疑的，张居正却安之若素，流露出“我非相，乃摄也”的心态。
万历六年张居正离京归葬老父，一路上摆出“我非相，乃摄也”的显赫排场。不仅有尚宝少卿和锦衣卫指挥等官员护送，戚继光还派来了铳手与箭手保镖，而且他所乘坐的轿子是真定知府钱普特意赶制的，被人称为“如同斋阁”。它的前半部是重轩（起居室），后半部是卧室，两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侍侯，为之挥扇焚香。如此豪华之极的庞然大物当然不是八个人所能扛起来的，而是闻所未闻的“三十二抬”大轿，比皇帝的出巡犹有过之而无不及。
万历十年春，张居正身患重病，久治不愈，朝廷大臣上自六部尚书下至冗散，无不设斋醮为祈祷，以表忠心，企求日后获得这位代帝摄政的元老重臣的青睐。他们纷纷舍弃本职工作，日夜奔走于佛事道场，把祈求平安的表章供上香火缭绕的神坛，长跪不起。然后再把这些表章装进红纸封套，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