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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与血-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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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三法司只处决张差一人,庞保、刘成审明以后再拟罪。    
    五月二十九日,张差被凌迟处死。对于这种处理方式,夏允彝《幸存录》有这样的评论:    
    “张差处分之法,不过始则严讯之,继则以二挡(庞保、刘成)及(张)差结局,所谓化大事为小事也。”确实一语道破天机。    
    皇太子朱常洛为了息事宁人,也为了不得罪郑贵妃,前往乾清宫向父皇提出:“庞保、刘成原系张差疯癫奸徒疯口扳诬,若一概治罪,恐伤天和。”这几句话是皇帝求之不得即把它转告内阁,并表示要司礼监太监会通三法司在文华门前重新审问庞保、刘成。在城内的文华门前审问犯人,实属罕见,而且又要太监插手,其意图昭然若揭,让三法司感受到宫廷的压力,宣判庞保、刘成无罪,意味着张差后面没有主使人。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此时张差己处死,人证消失,庞、刘二犯有恃无恐,矢口否认与张差有任何关系。正在审讯之中,突然传来所谓皇太子的“谕旨”,大意是说,庞保、刘成身为太监,怎么会谋害本宫?一定是张差肆口诬陷,人命关天,岂可轻信仇家之口,株连无辜;三法司官员一看便知,这,些话表面上出于皇太子之口,实际上传达的却是皇帝的意思,显然想将此案进一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杀一个张差了事。因为庞保、刘成是郑贵妃翊坤宫的有权太监,此二人的主使之罪不成立,郑贵妃便与此案毫无关系可言了。    
    这样徒具形式的审问搞了五次,庞刘二犯始终矢口否认。皇帝唯恐节外生枝,授意太监把庞刘二犯秘密处死。事后扬言,天启炎热,庞刘二犯被严刑拷打致死。其实在文华门内审问,根本不可能动用刑具,更不存在严刑拷打致死的可能,完全是有预谋的杀人灭口。正如《罪惟录》所说:“因毙(庞)保、(刘)成二,以灭迹。”    
    “梃击案”至此总算草草了结。三名要犯,一名在刑场被凌迟处死,二名莫名其妙的突然毙命,留下一片疑云。然而统统死无对证,查无实据了,疑云永远成为疑云。细心的人们当然要怀疑庞刘二人的被灭口,恰恰暴露了当事者心虚的一面。蛛丝马迹,无可掩饰。    
    据《先拨志始》记载,张差临刑前,颇感冤屈,用头撞地,大喊:“同谋做事,事败,独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问。”他当然不会了解宫闱斗争的复杂性。为了不使事态扩大,“借疯癫为调护两宫计”,便是内朝与外廷的良苦用心。只要不牵连到内宫,不牵连到郑贵妃,不使皇室蒙羞,一切供词、法理,都可以抛到九霄云外。在权大于法的时代,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    
    


宫闱大案宫闱大案(5)

    红丸案    
    明神宗朱翊钧逝世前,嘱托内阁首辅方从哲及司礼监太监要齐心协力辅佐皇太子朱常洛,实际上已经着手帝位的交接,一切显得十分平静。    
    然而平静中潜伏着凶险的风波,不愿意看到朱常洛登上皇帝宝座的郑贵妃,面对既成事实,改变策略,向朱常洛进奉绝色美女,继而指使亲信太监向身体亏损的朱常洛进奉泻药,致使其病危,然后又有李可灼进奉红色丸药,终于使朱常洛在登上帝位仅仅一个月,就一命呜呼。郑贵妃原先一直希望由她的儿子福王朱常洵登上皇帝宝座,没有成功;这次又想乘朱常洛之死再一次为朱常洵谋求机会,依然没有成功——朱常洛把他的帝位传给了长子朱由校。    
    这一个月,宫廷内部的斗争充满了阴谋与血腥,集中体现为“红丸案”。    
    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朱翊钧逝世,到八月一日明光宗朱常洛即位的几天中,朱常洛已经开始行使皇帝职权,致力于扭转万历朝后期的一系列弊政,例如发内帑(宫内财政)犒劳前线军队,以解长期缺饷的燃眉之急;停止矿税太监的活动;起用因建言而遭罢斥的大臣;指示吏部:用人毋拘资格,要破格提拔才能卓异者。凡此种种,无不显示朱常洛即位伊始,力图有所作为,当一个称职的皇帝。然而这样一个平常的愿望,还是落空了。    
    朱常洛三十多年的生涯中,时时感受到郑贵妃的阴影挥之不去,直到父皇驾崩,自己已经登极,仍然难以摆脱这个阴影。父皇驾崩之前曾留下一道圣旨,要他把郑贵妃进封为皇后。这就意味着,她将成为皇太后,可以垂帘听政。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典章制度,遭到大臣们的反对,暂时搁置了下来。    
    郑贵妃却在积极活动,勾结朱常洛最为宠信的李选侍(按:太子的正妻称为太子妃,其他姬妾依次称为:才人、选侍、淑女),为她请封皇后。李选侍则企图通过为郑贵妃请封皇太后,采抬高自己的地位。这使朱常洛感到左右为难。后来还是内阁首辅方从哲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把进封郑贵妃为皇后的圣旨藏于内阁,暂时秘而不宣,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对于郑贵妃而言,这不啻是一个信号。她一向要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争夺太子的地位,处处排挤打击朱常洛,如今朱常洛已经成了当朝皇帝,而先帝进封她为皇后的圣旨又遭廷臣扣押,形势对她极为不利,迫使她不得不改变策略,力图使朱常洛捐弃前嫌,又要不失时机地控制住朱常洛。    
    朱常洛也有他自身的弱点,好不容易册封为太子,接连发生“妖书案”、“梃击案”,郁郁不得志,日渐沉迷于女色,以求解脱。在他即位以后,郑贵妃投其所好,一次就送给他八名绝色美女。他原本是颇有政治头脑的青年,即位后一反父皇怠于临朝的作风,日理万机,不辞辛劳地处理以前遗留下来的问题。他的身体本来就比较虚弱,繁忙的朝政已经难以胜任,    
    何况郑贵妃又送来了八名绝色美女,内外夹攻,身体立时垮了。正如文秉《先拨志始》所说:    
    “光庙(按:指光宗朱常洛)御体羸弱,虽正位东宫,未尝得志。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欲邀欢心,复饰美女以时。一日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李逊之《泰昌朝记事》也有类似的说法:“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升座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足见此事已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朱常洛一蹶不振的一个转折点。    
    八月十日,也就是即位的第十天,他终于病倒了。次日还坚持处理朝政,大臣们见到皇上“圣容顿减”,大为惊讶。三天后便发生了崔文升进药,促使他病情加剧的事件。崔文升原先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朱常洛即位后,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御药房太监。朱常洛患病后,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管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上进奉通利药——大黄,一种药性极为猛烈的泻药。朱常洛服了崔文升送来的药,一昼夜连泻三四十次,支离于床缛之间,顿时趋于衰竭状态,根本无法起床,更遑论处理朝政了。大臣们急忙赶到宫门问安。朱常洛要太监传话:一连几夜无法入眠,一天吃不下一小碗粥,头眩目晕,身体疲软,不能行动。    
    皇上服用郑贵妃亲信太监崔文升进奉的药,病情加剧的消息传出,外廷舆论汹涌,纷纷指责崔文升受郑贵妃指使,有加害皇上的异谋。由此暴露出郑贵妃从送美女到进药,是预先策划的阴谋。《明史·崔文升传》说:“外廷汹汹,皆言文升受贵妃指,有异谋”;《明史·杨涟传》说:“郑贵妃进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升投以利剂,帝一昼夜三四十起。”    
    当时郑贵妃还住在乾清宫,与李选侍一起“照管”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朱常洛的外戚王、郭二家发觉郑、李有异谋,向朝中大臣哭诉:“崔文升进药是故意,并非失误。皇长子(朱由校)常常私下里哭泣:‘父皇身体健康,何以一下子病成这样?’郑、李谋得照管皇长子,包藏祸。”大臣们莫不忧心忡忡,担心一旦皇上驾崩,郑、李控制皇长子(朱由校),实现垂帘听政阴谋。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向大臣们倡议:郑贵妃应当离开乾清宫。    
    杨涟还上了一道奏折,分析皇上“圣躬违和”的原因,指责崔文升违反药理,故意用“相伐之剂”,致使皇上“圣躬转剧”,主张将崔文升拘押审讯,查个水落石出;并且建议皇帝收回进封皇太后的成命。    
    郑贵妃迫于外廷强大的压力,不得不离开乾清宫,搬往她自己的住所慈宁宫。    
    八月二十二日,锦衣卫官员传旨:宣兵科给事中杨涟及阁部科道官入宫觐见皇上。听到这一宣召,大臣们以为皇上针对杨涟的上疏,不免为他担心,恐怕遭到廷杖。尚书周嘉谟、孙如游向内阁首辅方从哲游说,希望他能够在皇上面前为之开脱。老资格的方从哲表示愿意为杨涟求情,前提是杨涟必须先认错,他说:“宫中事原不好说,何况如今皇上圣体违和,恐怕怒不可测,须杨公认一错。”周、孙二人把此话传给杨涟,耿直的杨涟却拒绝认错,说:“我不要做乱臣贼子,不错!”周嘉谟说:“方老先生是好意。”杨涟说:“岂不知是好意,是为我惜死。伤寒五日不愈则死,死有何可怕!只是‘错’字说不得。”    
    各位大臣进入乾清宫后,见到皇上虽然面有病容,却和颜悦色,丝毫没有动怒之意。    
    君臣之间谈了一些公事,然后大臣们把话题转向皇上的病情,希望皇上。“慎医药”。”    
    朱常洛回答:“已有十余日不进药了。”表示他本人是非常“滇医药”的,大臣可以放心。周嘉谟抓住机会进言:“医药还是第二义,第一义是皇上清心寡欲,自然不药而愈。”这是在告诫皇上不要过于好色。    
    朱常洛久久望着大臣们,然后说:“宫中没有什么事。”那意思是说,宫中的情况没有外廷想象的那么复杂,随后把目光转移到他的皇长子身上,说:“哥儿,你说一说。”因为外廷关注皇长子的处境,他让皇长子现身说法,解除大臣们的顾虑。皇长子朱由校说;“宫中无别事,先生每传一传,莫听外边闲说。”儿子与父亲的立场完全一致,希望大臣们不要听信外面的流言蜚语。    
    


宫闱大案宫闱大案(6)

    今日的御前会议,君臣会晤,气氛相当和谐,似乎显示宫中一切风平浪静。只不过这仅是一个假象。    
    八月二十三日,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到内阁,说有仙丹要进呈皇上。内阁首辅方从哲鉴于崔文升的先例,以为向皇上进药要十分慎重,便命李可灼离去。李可灼不肯就此罢休,二十九日一早,他进宫向太监送药,太监不敢自作主张,便向内阁报告:皇上病情加剧,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思善门进药。内阁官员断然阻止,告诉太监:他自称仙丹,就不敢信他。    
    就在这一天,朱常洛在乾清宫召见方从哲等十三名大臣,好像要临危托孤。他向大臣们说:“朕难了,国家事卿等为朕尽心分忧,与朕辅助皇长子要紧,辅助他为尧舜之君,卿等都用心。”接着对身旁的皇长子说:“哥儿说一说。”皇长子说了一句:“先生劳苦,听父皇言。”    
    朱常洛向大臣们问起“寿宫”之事,显然他已经在考虑自己的后事了。方从哲等人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以为皇上提到的“寿宫”是指先帝(明神宗)的安葬事宜,便回答:皇考的陵寝工程正在进行。他马上纠正道:“是朕寿宫。”方从哲等人马上劝说:“圣寿无疆,何遽及此?”他仍再三强调此事要紧,神情黯然。大臣们听得伤心,纷纷哽咽起来,不敢仰视。    
    正在这时,从屏风后面走出一个小太监,对皇长子耳语一番,皇长子摇头不答应。忽然,一个穿红衣的妇人把皇长子从皇上的御榻前拉走。少顷,皇长子被人从屏风后面推了出来。面色大变,愤愤然向父皇说:“皇爹爹,要封皇后。”尚书孙如游机警地察觉到,这是在传达李选侍的意思,既不便拒绝,也不便完全答应,于是来个折中——封李选侍为皇贵妃,对皇上说:皇上要封李选侍为皇贵妃,臣等不敢不遵命,立即起草册封仪注(按:册封仪式的日程表)。朱常洛也无意封李选侍为皇后,便漫声应答:起草仪注来!    
    片刻沉寂后,朱常洛突然提到从太监那里得到的消息,问道:“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回答:鸿胪寺丞李可灼自己说是仙丹,臣等不敢相信。朱常洛不甘心等死,对“仙丹”抱有一线希望,直接命太监召见李可灼进宫诊视。    
    李可灼奉召前来,为皇上诊视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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