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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蒋介石的两个纵队分别集结在贵阳、清镇和乌江南岸一带整训待命；中央红军亦派出一、三、五、九军团对遵义城外各要道严加防范，这构成一段大战前的沉寂。同时，薛岳的“追剿”军正忙于进驻贵阳，趁机削弱王家烈的黔军势力；王家烈也希望红军尽快由黔北入川，因而不敢攻击作战。红军遂得以在遵义好好休整了十多天。
1月15日傍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这便是中国革命史上极具重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会后，恢复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军事领导地位，“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终得以受到批判，整个红军的面貌也随之焕然一新。正如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所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为保证红军顺利渡江北上，中央决定发动土城战役，围歼川军郭勋祺、潘佐等旅。同时，蒋介石几十万兵力向遵义包抄过来，要将红军围歼于川黔边境。军情转变使中革军委做出暂缓北渡长江的决定，改在云贵川三省边境地区机动作战，“四渡赤水”的经典战例就此诞生。
调转路线，先北上而后向西一渡赤水，转战四川云南，调出川滇二军；再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向一头雾水的敌人杀了个回马枪之后随即继续北上三渡，徘徊于赤水河西岸，吸引蒋介石各路军队来袭，随后再从容四渡，径直南下，长驱直入，佯攻贵阳，将百万敌军远远抛于身后。随着这种一气呵成的行军路线，中央红军的长久被动局面终于转为主动。
1935年4月，红军绕过贵阳，继续南下，但此举仍让身在贵阳的蒋介石吓出一身冷汗，他急调滇军来援，这正使得中央红军能够出其不意且大踏步地向云南疾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之后，中央军委决定北上抢渡金沙江，进军四川，与身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饱受长期没有根据地之苦的中央红军奋勇北上，金沙江的皎平渡成为红军的顺利渡点之后，蒋介石又布置起新的封锁线，“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陇江以东地区，根本歼灭”的部署不但没有困住红军，反而成就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红军领导者的英明伟大，也成就了“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多段历史佳话。
“大渡桥横铁锁寒”，妄图利用地势条件，使中央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国民党军也不得不为红军的连番壮举惊叹不已。魏巍曾在《地球的红飘带》中这样说道：“所有的人都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反动人物也不例外。当英雄饮恨大渡河七十二年之后，还有人想当骆秉章这种臭名昭著的人物。”但长征中的红军没有给这种人以机会。
6月，继续北上的红军来到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脚下，很多来自南方的红军将士以前从未见过雪山，兴奋好奇之余却是无比的寒冷与饥饿，在这座飞鸟难过的雪山上，死神时刻都会夺去每一个人的生命，很多战士永远倒下了，但“另一些人又前进了”。也许很多人还不知道，在雪山的另一面，等待他们的正是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与CEO重走长征路》 第二部分红军变革势在必行
第一节企业变革理念的确定
红军变革势在必行
错误的战略路线指导企业冲杀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与行业内的大型企业集团拼成本、拼耐力、拼实力，但是该企业还处于蹒跚学步期，还远未成熟。可想而知，等待它的是危机的降临和濒临死亡的危险。
企业有自身的生存定位和竞争定位，也有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但错误的战略路线会使竞争结果适得其反，会将这一切化为乌有，会造成“崽卖爷田心不疼”的惨状。因此，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的企业领导者提出战略变革是时势所需，更是企业生存所需。
红军长征的漫漫长路便是上述事实的真实写照。血战湘江之后，有两个问题随即摆到红军面前：第一，怎样摆脱“湘江危机”的困境；第二，如何摆脱这种“左”倾战略路线的错误领导，走上正确的军事指挥路线。
红军通过勇渡乌江、黎平与猴场会议的召开，采取西进贵州建立川黔根据地的路线，使第一个问题得到暂时的解决；危机虽得以控制，但依然存在，如果要使“湘江危机”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第二个问题成为关键。
血战湘江的巨大损失在全军上下有目共睹，“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已再也无法掩饰。尽管李德一再喋喋不休地找借口，甚至还说道：“这种责任怎么能让一个外国人来承担？”而毛泽东的一句话成为对他最好的回敬：“中国人的事为什么要由德国人来做主？”在作战前线，许多指战员也曾大声疾呼：“我们打的这是什么仗，以前跟着毛主席、朱老总打仗，从来没有这样窝囊过，这是为什么？”
“是到了该问个为什么的时候了！”朱德毅然慨叹道：“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李德以共产国际为靠山，以权压人，脱离群众，称中央政治局为“乌合之众”，就连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也拍了桌子。此时，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商议，必须将大权在握的李德、博古轰下台，否则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在会议上很难得以通过。改组领导、推行变革的理念，在中央红军领导层已达成共识。刘伯承也曾回忆说，当时“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红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山雨欲来风满楼”，对“左”倾军事路线提出质疑，对其错误的领导提出反对，中国革命者开始依靠自己的智慧来完成中国革命的征程，红军长征中的一场变革已是呼之欲出。
常变常新的企业变革
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现在，在管理学界产生过各种各样的全新理论框架。比如，50年代提出了多元化经营、多种业务加权平均法等理论，因为当时大家强调多元化和多种业务的平衡；到60年代，企业开始强调追求卓越；到了70年代，零库存管理和看板管理又风行一时；到了80年代初，这种风尚又被企业流程再造所代替。半个世纪以来，管理学界为什么要不断提出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呢？
主要原因是环境在改变，企业面对的问题每天都不一样，我们以前所掌握的技巧不能解决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发展。新的问题产生之后，我们的一贯思维、组织架构、战略思想、流程设计和企业文化等，已经不能与现有的环境相匹配，因此，做出改变成为必然。这种改变也就是企业中的变革管理。
长征中的变革是迫于当时局势的危急，变革发生在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而企业中的变革管理是一种更为广义的变革，是一种常变常新、时变时新的变革，并不是说企业只能在走到濒临死亡边缘时才要讲求变革，因为恐怕为时已晚。变革的理念要像危机意识一样，要时刻存于企业管理者心中。
对于变革这一理念的确定，东西方文化有各自的理解。
《与CEO重走长征路》 第二部分西方的变革理念
西方的变革理念
将发现新大陆者作为莫大英雄的西方人有着强烈的开创意识，正如GE前CEO杰克·韦尔奇所说：“舍弃过去，迎向未来”。过去的经验确实应该保存，但过去的内容、过时的论调均应统统舍去，如此才能走向一个未知而崭新的未来。著名学者海默尔也曾说过同样的话：“忘记过去，因为时不再来。”
在西方商界的游戏规则中，有这样三种角色需要准确确认：你是游戏的制定者，还是游戏的跟随者，或者你是一个破坏者？制定者自然是某一行业的开创者，由于自身老大的身份而高居在上，垄断着行业的游戏规则，例如计算机业的IBM。除此，还有众多游戏规则的跟随者，它们的规模比老大要小，完全是按照老大的经营模式来进行操作，因此，在规模上超越老大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很多中小型的计算机公司都属于这一类型。
但是，并不是说老大的位置可以永葆第一，商界上还有一些游戏规则的破坏者。这些企业勇于打破现状，勇于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和思维，它们完全有可能取老大而代之。例如，计算机业界最著名的破坏者戴尔，它用直销的经营模式，超越了PC机正常的营销渠道。这一模式的成功迫使IBM向服务大力转型，也间接促成惠普和康柏合并等等，戴尔将计算机硬件销售的游戏规则破坏得非常彻底。像微软的比尔·盖茨和CNN的老板泰德·透纳，他们成为游戏破坏者的同时也担当了一个商界变革者的角色。
比尔·盖茨强调的一个概念是速度领先。当时，一般的思维方式是软件要随着硬件的变化而变化，各种各样的软件设计商总是等硬件出来之后，才来设计与之相匹配的软件。但是比尔·盖茨认为这样不行：如此，软件将永远落在硬件的后面，“我们将输掉我们的速度。”所以，盖茨提出：“要在硬件出来之前就设计软件，等硬件出来之后我们需要做的只是一些修改。”正是这一想法的确定使微软时刻保持着商业先机，甚至使硬件开发商成为微软的附属者。
透纳是CNN的总裁，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创CNN的时候，这个台是第一家24小时新闻台，当时美国的三大电视台老板都在笑透纳是个疯子，有谁会24小时看新闻呢？但透纳认为，开办24小时新闻台的目的并不是让观众24小时都看新闻，而是让观众24小时都能看到新闻。除此之外，透纳还将无线电视变为有线电视，使有线成为主流。对这两项游戏规则的破坏均成为CNN的立足之本。
《与CEO重走长征路》 第二部分对马列主义的理解不同
对马列主义的理解不同
1931年1月—1935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占据领导地位长达４年。在这4年中，他们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则没有局限于条条框框，通过多年的武装斗争和革命实践，他认识到：马列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从根本上讲，毛泽东与“左”倾领导者的最大矛盾在于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左”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教条主义，他们把在苏联背来的一套空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而毛泽东的井冈山和瑞金苏区搞得红红火火，以致“朱毛红军”的概念在当时传遍共产国际，远远超过诸多马列本本啃得烂熟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而在莫斯科很受恩宠的王明诸人之所以还能在共产国际里大声鼓吹，其底气中多少还来自于毛泽东那“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所创出的家业。
通过对以上四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层与“左”倾主义存在众多矛盾。他们对作战环境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他们不同的军事路线，不同的军事路线又影响到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不同认识，而众多矛盾产生的根源在于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不同。层层不同构成毛泽东与博、李二人的种种争议和分歧，同时也成为这次伟大历史变革中的多方因素。最终，实践出真知，反第五次“围剿”的失败和“湘江危机”促使这一变革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
正如长征路上的变革一样，企业管理中的变革也不是无中生有。这些导致企业不得不做出变革的因素被称为变革的诱因。总体而言，企业中的变革诱因主要来自于五个方面：外部环境的挑战、企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企业的特定需求、产业结构的变化、领导人的眼界和智慧等。
外部环境的挑战
外部环境具体包括地理、法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五个因素，通过对外部环境做出分析，我们能确定企业的生存定位，一旦外部环境中的某些因素发生改变，企业的生存定位一定要随之改变。
前面讲到，随着卫星城镇的兴起，类似家乐福这样的大超市也要将战略定位由市内转为市外，以适应卫星城中众多居民的生活需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