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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高宗以后的皇帝基本上都是懒惰的，明朝万历以后的皇帝也都是懒惰的。这种懒惰的统治者只有坐视外族的统一，因为他们失去了锐气，不再成长。
树立形象，外界资源的争取者
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企业经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对有限资源的有效获取和整合利用。战略领导者的角色之一也就是树立良好的形象，在道德、人格等方面获得广泛的认可，企业家个人良好的形象，能够帮助企业比较容易地获取关键资源。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群众的支持是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资源，在党的队伍建立之初，毛泽东就非常注意群众政策。1929年，他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也就是后来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前身，来加强军队纪律建设。长征刚一开始，红军总政治部就注意到了将要面临的与苗瑶民族的相处问题，于是就发布了《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指示体现了党所坚持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又对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进行了完善和补充。
长征是宣传队，借长征，党中央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深深植入少数民族兄弟的心中。长征选择的路线，大多处于国民党兵力薄弱的西南、西北地区，这些地方多为少数民族的聚居区。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迫害，他们对汉族军队怀有成见，加之国民党政府对红军的长期歪曲宣传，更让他们对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充满了怀疑和恐惧。党中央此时对民族问题非常重视，每到一处，就先派先遣队去宣传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使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消除恐惧；大部队经过时，坚持群众路线和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让当地群众消除疑虑，并转而支持红军，许多少数民族青年还加入了红军，为革命胜利做出了贡献。
红军走了一路，民族团结的感人故事就留下了一路。彝海湖畔，刘伯承、小叶丹歃血为盟，为中国革命史增添了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在彝族群众帮助下，红军很快通过彝区，为胜利渡过大渡河赢得了时间，避免了红军重蹈石达开的覆辙。红军路过甘孜地区，格达活佛受党的民族政策感召，捐款捐物，收治伤员，并与朱德总司令结下了深厚友谊。长征路过洪岗子村时，当地回民阿訇对党的救国主张和民族政策深表赞赏，主动号召村民保护红军先遣队员，并给红军主力送去了盐和百余只羊。红军长征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不仅只是政策的宣传，还尽可能地帮助当地群众生产与生活，至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保留着当年的“红军桥”、“红军井”、“红军树”，还流传着许多红军爱民助民的故事。长征在如此恶劣、艰苦的条件下能取得胜利，少数民族的支持和帮助功不可没。
《与CEO重走长征路》 第二部分团队精神的建立者
上下齐心，团队精神的建立者
“上下同欲者胜”。战略领导者必须对企业全体员工整个团队负责，必须致力于创建团队精神，打造在各个方面独树一帜的优秀团队，率领下属为了共同的事业目标而奋斗。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注意到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闹革命，必须有一种强大的革命精神作支撑，于是和朱德首倡“井
冈山精神”，号召革命队伍“坚定信念，艰苦奋斗”，“井冈山
精神”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燃遍了神州大地。在长征过程中，红军面对的是强大的敌人和数不清的艰难险阻，如果没有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党中央这时号召红军广大指战员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广大红军指战员响应号召，在长征路上谱写了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勇闯腊子口等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主义诗篇。朱德在谈到“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事迹时说：“红军体现了英雄主义的新观念。我们培养出革命的群众英雄，他们不自私自利，不为任何诱惑所动，决心为革命牺牲，一直战斗到我们的人民和国家获得解放为止。”红军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不仅仅是英雄主义和艰苦奋斗，也是红军团队精神的高度总结。红九军团为掩护主力转移，甘冒被消灭的危险；红四军为使部队顺利渡过大渡河，不畏牺牲，飞夺泸定桥。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环境多么恶劣，但红军战士凭着友爱互助，硬是跨越了这些生命的禁区。《一碗炒面》《金色的鱼钩》《七根火柴》是红军团队精神的经典写照，这些故事向世人昭示了红军是世界上最好的团队。相反，国名党部队屡战屡败，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团队精神，尔虞我诈，遇事互相推诿，对利益你争我夺，这大大降低了他们的效率，消耗了他们的战斗力。红军正是巧妙地利用了他们这一点，在他们的防战之间闪展腾挪，找到了一条通向胜利的行军路线。
大公无私，组织良心的缔结者
所谓组织良心，是指企业必须具有自己的伦理道德规范和企业文化，担负一定的社会责任，要为了事业而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存在。企业要使员工得到发展，并与企业共同进步；企业更要为顾客创造价值，使顾客因为企业的存在而得到需求和期望上的满足。当执行战略的过程符合伦理准则时，战略领导者就会事半功倍；否则，不但战略目标达不成，企业甚至会有覆灭的危险。
2001年12月2日，美国安然公司正式申请破产保护。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企业。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无限风光后，这个能源巨头为何一夜间轰然倒下？
从表面上看，安然帝国的倒塌是自作自受：为保持投资者的信心，安然一直使用做假账的手段隐瞒巨额债务。东窗事发后，醒悟的投资者对安然投了不信任票，其股票迅速跌到了1美元以下，并被赶出了纽约证券交易所。这种恶果好像要由安然的高层负全责：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分红，使用会计手段制造了大量的虚假利润，毫无羞耻感地“盗取”公司员工和广大投资者的财富。但实际上，在安然铤而走险的背后，一直有一股贪婪的黑色动力在支撑。
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就是其中之一。安达信的问题在于没有分清审计与咨询业务间不同的基本需求，错误地将咨询业务的创造性带入了需要诚实的审计业务。错上加错的是，安达信在事发后竟然销毁证据，这让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安达信毁于自己之手：公司不提倡正确的商业伦理由来已久，他们对那些公正、真实审计的审计员予以处罚，而对那些取悦客户而弄虚作假的审计员却给予奖赏。
另外，那些不可一世的投资银行也是帮凶之一，摩根大通和花旗帮助安然隐瞒巨额债务，美林帮助安然实现赢利目标。促使投资银行甘当帮凶的动力依然是利润，他们为此付出了巨额代价。
上述九大角色基本上涵盖了战略领导者的所有角色。前四个角色是战略领导者作为一个企业家所必需的，如果不具备，就不能称其为企业家或企业领导者；后五个角色则是永续的，如果做得好，就会有助于实现企业长久的发展。
战略领导之角色调整
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战略领导者的角色重点也有所不同。
当企业处于创业期时，战略领导者应当身先士卒，事必躬亲，做好表率。当企业进入成长期时，战略领导者就不应事事为先，而应该位于中间，调整组织架构，建立管理制度，发挥承前启后、维持企业整体发展的作用。当企业进入发展期时，战略领导应该隐身幕后，因为在这里才能从更宽广的角度看问题，才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当企业进入永续经营期时，战略领导者则应该“高高在上”，从上向下看，才更有利于运用企业文化来引导整个企业的行为。如果一个战略领导者在成功之后，还依旧忙于一线事务，事必躬亲，处处做决策，则无异于越俎代庖。
毛泽东在革命早期，亲自领导农民运动、进行农村调查、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骨干，这些基层工作不仅使他对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非常熟悉，也为他以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基础。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工作重点就转到了给红军规定纪律：“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给红军明确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为中国革命指方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的斗争》都是那时写的；做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鼓舞士气，统一思想，坚定信念。到了瑞金之后，毛泽东受到了排挤，无权参与红军的战略制定工作，就积极地投入宣传工作，做统战和后勤工作。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又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了红军大的战略方向的考虑上，为红军的胜利北上做出了许多高明的决策。
战略领导的角色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当处于中层管理者职位的时候，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是有关战略资料的收集和分析者；当位于高层管理者的职位时，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是战略制定者；如果进入董事会，则有可能从事战略决策工作。并不是所有从事与战略有关工作的人都可以被
称为战略领导者，只有那些经过锤炼并不断提高个人修养，具备高瞻远瞩、全局调配、宽广胸襟等素质的人，才是真正的战略领导者。
战略领导者的角色应当根据企业当前的工作进行适当的调整。如果当前的工作非常紧急，那么，战略领导者所扮演的角色必须要当机立断，必须要有决断力；如果企业当前的工作不是很紧急，那么战略领导者就应该集思广益，进行各方面的储备和积累。
红军兵分两路过草地时，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停止不前，并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党中央对张国焘违反原定战略规划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并再次命令张国焘立即北上。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的命令，并于1935年9月9日夜电令陈、徐裹挟中央南下。叶剑英收到电报后随即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觉察张国焘已决意分裂，便紧急召开了巴西会议，会议决定为实现北上战略，一、三军团应迅速脱离险境。会后，红一方面军连夜撤离巴西地区，并于11日在俄界集中。毛泽东的果决再一次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与CEO重走长征路》 第二部分长征中领导能力的展现
第二节领导的三种战略能力
长征中领导能力的展现
战略，特别是有突破性的战略要想顺利地实施，组织的各个层面就需要特别强势、有力的领导。如果在战略制定之初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战略领导者的能力，就有可能导致战略流程的堵塞。企业在推行新的战略举措时，如果在短期内找不到合适的领导，那么现任领导就会被迫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会导致整体工作效率的下降，并引发其他管理问题。
长征之前的王明和长征初期的李德、博古等缺乏作为战略领导者应有的能力。他们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缺乏清醒的认识，不能把握大局，只会生搬教条。首先，他们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克隆俄国“十月革命”模式，一举夺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二，他们否认中间力量的存在，认为国民党各派和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敌人”，要整个地反对；第三，他们推行“城市中心论”，要求红军去占领城市，反对毛泽东在农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第四，他们缺乏凝聚力，总是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严重破坏了红军的团结。“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遭受了严重损失：至1935年，除少数地方外，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受到了极大损失，不得不开始长征。
毛泽东的领导能力表现为他对时局的准确把握。在长征的准备和受挫阶段，他受到排挤丧失了指挥权，但他通过自己对战争形势的准确判断以及正确的战略战术指挥，逐渐又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并在遵义会议上一举赢得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随后，他的思想逐渐成为全党全军的指导思想。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