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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忍受着巨痛，努力抬起头来，他脖颈下垂吊的铁牌正直对准批斗台的台面。然后，他悄悄抬起右腿，猛的向后一蹬，正踹在一名壮汉的膝盖上。壮汉哼了一声，跌倒了。随后。边亚军的身子向下一扑，用喉咙砸向铁牌锐利的边沿这以后，他感到格外轻松、愉悦，身子轻飘飘地浮起来，荡向无际的长空。忽然，他听到一声撕心裂肺般的呼喊。
那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她在呼唤他。
阮平津，他痛苦地想。
边亚军没有死成。三月十日，他被押送到南城的一所中学继续受批斗。
这一次，人们对他实行了有限的宽大措施，允许他跪在批斗台上。铁牌也被换成了硬纸板。
在人们轮换着念大批判稿的时候，在人们激昂地高呼革命口号的时候，他的耳边似乎总是传来一阵低低地泣声。
他恐惧地抬起来，一下子看见了阮平津的眼睛。
那双纯洁、执拗、忧伤的眼睛。
“平津，你好吗？你不要再哭了，再哭，我就去死！”
“亚军，我不哭，你，也不能死！”
“平津，快离开这里，去找陈成，或者，阮晋生。”
“不。我要走自己的路。”
“平津，你将使我的灵魂不得安宁，使我不能平静地接受惩罚，使我，没有勇气走向死亡和再生。平津，我请求你，走开吧！”
边亚军挪动双膝，正对着台下的阮平津，重重地把头磕在批斗台的水泥台面上。
当他再抬起头来时，脸上已经是鲜血淋漓了。
台下，阮平津走了。
（第四章第15节）
15
一九六九四月，反革命流氓集团首犯边亚军被判处无期徒刑。据说，他自己曾在多次提审时，要求政府判处自己死刑，立即执行。他说他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已无颜面再活于人世了。
也许，他的这种态度使人们产生了怜悯之心，终于给了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
五月，边亚军被解送到劳改农场以后，他收到了一个装满衣物和食品的包裹，还有一张二百元人民币的汇款单。
汇款人的姓名和地址都是伪造的，但是边亚军清楚地知道，这是阮平津。
此后，再也没有得到过她的消息。
（第四章第16节）『天祭完』
16
一九七一年夏秋之交，陈成打听到了阮平津的消息。有人说，她在山西晋南地区某县插队落户。
陈成立即赶到了那个县里，整整一个月，他访遍了全县的所有山村，但是没有找到她。
在一个小山村里过夜时，一位老人告诉陈成，两年前，村里来了一个北京娃，姓阮。那孩子苦啊，老人说，饿得焦皮瘦骨，连条毛巾都没有。女娃在这里苦受了一年多，又走了。
她去了哪儿？陈成焦急地问。
女孩子家，能去哪儿？跟着个男人走了。
一九七五年初，陈成作为工农兵大学生正在北京一所著名学府读书。一天，他偶然从报纸上读到一则消息。标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北京女知识青年与青年牧工喜结革命夫妻。
这个北京女知识青年的名字是阮平津。
陈成连夜赶到了吉林自城地区。他没有见到阮平津，只见一个神情木讷、呆板的农妇。她背上背着一个孩子，胸前还奶着一个刚出世的婴儿。她的皮肤粗糙、黝黑，只有那一只裸露着的胀鼓鼓的乳房，仍显得白皙、细嫩。
“你，是阮平津吗？”陈成问。
“不是，阮平津，死了。”农妇说。说完，她抱着孩子，挥舞着羊鞭，缓缓地走远了。
一九八四年，边亚军出狱以后，又曾去过白城，再也没有找到她。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稿于北京。马公庄
《血色青春》第三部－天爵
第一章
1
凶杀是在上午9点钟发生的。
据当时在场的人说，袁一平被刺中以后，他身板挺直地又站了好一会儿，似乎在等待什么。这时，大厦钟楼的报时钟突然击响了，他才极不情愿地摔倒在地上。
钟声低沉、悠扬，像丧钟般悲哀而又意味深长。
二十几年以后，有人说，这一声钟鸣宣告了新一轮命运搏杀的开始。
这一天是1968年12月28日，北京地区在接连下了几场重雪以后，突然雪霁天晴，碧空如洗。刺目的阳光从漫天里无遮无拦地斜射下来，又被白皑皑的积雪反射回去，在半空中溅起无数亮点，金光闪烁，明媚辉煌。
王星敏说，那天的一切都显得太直接、太明亮了。一切掩饰都被揭去，透彻中充斥着不祥。
凶杀发生的地点是北京火车站站前广场，这里本来就是一个车水马龙、人流熙攘的热闹场所，近日由于每天都有数批知识青年从这里乘专列发赴山西省各地农村插队落户，所以广场完全成了红旗和人头汇集成的海洋，锣鼓喧天，人声鼎沸，喧闹到极点。
然而，就在这个明亮辉煌的时间，这个冠盖如云、稠人广众的地点，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一个青年人把另一个青年杀死了。他使用的是一把真正的凶器——三棱刮刀。
根据一切迹象判断，这是一起突发性的斗殴致死案。
两拨青年因一桩琐事而发生了争执，互不相让，进而互殴，接着拨出了刀子，最后是一个人的死亡。
根据从现场提取的证言分析，这起案件背景单纯，不含任何政治性或阶级色彩；过程呈直线式，平淡得几无情节。从骤发到结束仅仅持续了半分钟。至于杀人动机，人们没有再费心研究，因为同那个时代所发生过的许多伤害案件一样，这起案件的动机也是既荒谬又简单的。
简单得令人费解，荒谬得完全不符合逻辑。
应该说，死亡是突然间降临的，没有任何预兆，无法前期防范。除了两个当事者和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外，别人无须负任何责任。
然而，在事过26年之后的今天，许多当年的知识青年仍不能忘记这个事件，无法平静地对待这个已成为历史的死亡。他们甚至把它作为了自己以后10年苦难历程的起点。
人们告诉笔者，这是一次极不寻常的、带有神秘意味和启示性的死亡。它联系着为争夺命运而引发的更多的死亡。
（第一章第02节）
2
争吵是知识青年们在广场上与亲友话别时发生的。据目击者说，起因是为一件待运的行李。准确地说，是一只很漂亮的牛皮皮箱，橙黄色，华贵而醒目。当然，这只皮箱之所以会引起麻烦，不在于它哗众取宠的外表，而是它的实际主人，以及在以后引起了诸多猜测议论而一直未被证实的、皮箱里面的真正内容。
袁一平和其他几个学校方面委任的知识青年临时负责人在清点待运行李时，看见这只皮箱。袁一平犹豫了一下，他似乎有几分气恼，又有几分惶惑和无奈，望着皮箱愣怔了好一会儿。清点完行李，他又返过身来，用手拎起了皮箱。就在这一刻，他的脸涨得通红。
他肯定感觉到了什么。
“这是谁的皮箱。”袁一平向周围的人问。他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变得有些嘶哑。
无人应声。
袁一平突然笑了。他笑得很怪，既开心又痛苦，脸上的肌肉很难受地拧在一起。“妈的，好汉们都上哪儿去了？”他恨恨地骂了一句，然后双手一扬，用力把皮箱抛向天空。皮箱沉重地摔回地面，又滚动了一下，落在一洼污脏的积水中。
这时，一个戴着一方花头巾的姑娘静静地从人群中走出来。她低着头，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很吃力地提起皮箱，准备把它再放回行李中。袁一平挡住了她。
“是你的？”袁一平颇感意外地问。
“嗯。”姑娘低着头，神情腼腆、窘促。
“行李牌上的姓名为什么是陈成？”
“陈成也要到山西去，他报了名。”姑娘说。
“嗬嗬。”袁一平又一次怪笑起来，“别做梦了，判决书已下，陈成马上就要吃枪子了！”
说完，伸手就去抢皮箱。姑娘紧抱着皮箱不松手，被袁一平连箱子带人一起推倒在地上。
袁一平回身向自己的同伴说了句什么，有人递给他一把匕首。他拿着匕首，弯腰就向皮箱捅了一刀。
人们记得很清楚，直到这时，杨宏全才挺身站了出来。据说，这个人长得又瘦又矮，身单力薄，但面目却清秀俊朗，一派小生模样。26年后人们提起他时，偶尔还用“小美男子”这个称号来指他。当然，我只是在后来才知道。这种称呼其实是另有意义的。
杨宏全弯腰躬背地护住皮箱，低声说：“皮箱是我带来的，我再送回去。”他的声音里带有明显的乞怜成分，低眉顺眼地不敢正视袁一平。“是我，我带来的。”他又重复了几次，声音更低更小。
杨宏全还想更多地解释什么，但是他已经来不及了，身高力壮的袁一平死死地拧住了他的脖领子，并且用匕首顶住了他的眉心。
这时，袁一平说了一句极其重要的话，也正是这句话，把他引向了死亡。他说：“杨宏全，你放明白点儿，这里已经不是青年湖中学，也不再有高二。七班！”
事情发展到现在，如果杨宏全还能忍一时之气做出让步的话，也许就什么也不会发生了。但是他显然被这句话激怒了。他的眼睛里冒着火，嘴里凶巴巴地骂着什么。同时，他突然用左手去夺袁一平手中的匕首，而他的右手却在挣动中伸向了自己的后衣襟，那里，掖着一把尖利的刮刀。
袁一平猛的往回一抽匕首，杨宏全的手掌立时被割得鲜血淋漓。
这样，他们两个人就都没有了退路。
（第一章第03节）
3
为什么没有人出面劝止呢？广场上有那么多人，为什么都袖手旁观而不及时制止这场斗殴呢？
26年后笔者曾无数次地问被采访者，你们究竟是什么心理？
他们中竟没有一个人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不是回避，不是麻木，而是不理解。这样的问题还要问吗？
完全没有道德上的责任，似乎一切发生过的不仅极其自然，而且相当合理。于是，平平静静地看着它发生，无动于衷地看着流血和死亡的降临。
最直爽的是一位北京某大学的副教授，他自称目睹了凶杀的全过程。此公在讲述这个过程时，兴高采烈、眉飞色舞，污言秽语随口而出，使人不由得不怀疑他那高级职称的真实性。然而一旦谈到凶杀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时，副教授的神情立刻严肃起来。
“无法劝止，”他说，“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打架斗殴，甚至也不能简单地归类于仇杀。他们拼死争夺的东西，是命运。”
命运？为什么？
“命运不仅具有可变性，而且具有直接可比性。因此，对它的争夺只发生于同一类别的人之间。命运的可变性发生麻烦时，人们会奋起反抗社会的不公正，但直接可比性却导致同类相残……”副教授循循善诱地对我讲述着命运的主题。
我无语。对命运这个概念，我一向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从不轻易涉足其中。
“因此，你只要找出袁一平和杨宏全之间的联结点，也就找到了他们命运的分歧点，”副教授说，“你要注意，这个联结点应该是形式和本质的完全统一。”
他们之闻当然有联结点：他们是一个学校的同学，而且就在这天的上午，他们将要登上同一列火车奔赴山西雁北地区的农村插队落户。这就是说，在注销了北京市的城市户口以后，他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北京插队知识青年。但是，这难道能成为残酷殴斗甚至是凶杀的理由吗？
不幸的是，这个理由已经足够了。
可是，他们从此不是也就具有了共同的命运吗？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不是应该忧患与共、相扶相济吗？
应该？那么这个社会将无法驾驭和统治。
副教授竭力以一种学者式的淡漠语气回答我。但是透过他那副水晶眼镜的镜片，我还是从他的眼睛里读到了难以掩饰的伤感和冷酷。
另一位当年的目击者，现在辞去公职蹬客运三轮车的仁兄也认为无法劝止。采访他的那天，他让我坐在车上，拉着我沿着二环路整整走了两圈，给我讲了许多旧人往事。他说：“能够阻止凶杀发生的人都不在现场，一个死了，另一个还在狱中。”
我知道他说的是周奉天和陈成。他们都是青年湖中学高二。七班的学生，又是当时全北京市有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