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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作奇传”，当是后改笔，因“杨藏本”旧抄原作“作传神”（失韵），明系“作神传”之误倒，本为“传神写照”之义，非重在“奇”也。详见《石头记会真》。
第二部分第四层 《红楼》灵秀（5）
“创教”的英雄哲士
《红楼梦》作者雪芹痛切关注的是人、人物、人才，总括这样巨大的主题，具有这样宏伟崇高思想之人，绝不会是为了一个狭隘的“反满”的民族之事而流泪著书，这里思想层次、精神世界的差别是太大了，岂容缩小歪曲？
至于王国维的“痛苦解脱”论，是其“无欲”即等于“无生”，故必然与佛家的“涅槃”之说终相契合，亦即与某些“红学家”的“色空观念”论是一致的误解。即如卷首叙及空空道人时，说他因见石头之记：
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
试看，原先是由空到空的“空空”道人，至此竟弃“空”而从“情”，此为何义？岂可以闲文视之。盖四句十六字，两端是“空”，中含两个“情”字，是即明言：宇宙人生，情为主因，而雪芹之书，以谈情为“大旨”者，正乃反空之思也。又何容以佛家之“空观”曲解其真意？
雪芹的“文人狡狯”是惯用现成的旧词来巧寓自己的新意，如那四句十六字，若“译”成今日的语言，则大致应是下列的意思：
“空空”道人（古汉语，“道人”与“俗人”相对，即修道之人，有别于世俗之群民，多指沙门，并非“道士”之义）本是身入“空门”的，以为人间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甲戌本”有此文出僧道之口）；可是当他读到了并抄回了《石头记》之后，却由原先认为的“空”境而领会到了人生万象——即所谓“色”者是，他因此而发生了思想、感情，而以此有情之心之眼再去观照世界万物人生，这才悟到：所谓的“空”，原来就是这些有情世界的假称，它实际是个充满了感情的境界，一切的“色”皆因情而得其存在。
因此他给自己改取了一个新名：情僧——有情、多情、痴情的修持者，一个“惟情主义”的大智慧者。
这番意思，当然是与只看字面的“色空观念”论的解释大相径庭的，这也就是难为世俗所理解的一个最好的说明了。
但是，什么人才最有情？在雪芹看来，最有“才”的才最有情。是以，“两赋而来”之人也就最有情。惟其有情，故不会成为出世者，而一心热情愿为世用，所以渴望具才，切盼补天。但不幸的是：“有命无运”，非但不能见用，抑且横遭屈枉冤抑，至于毁灭。
“有命无运”，又是雪芹借用“子平学”的术语而来巧寓其深刻痛切的哲思的一例。这四个字，雪芹用来加之于全书出场第一位女子的身上——香菱，她是全书一百零八个女子的代表或象征人物。所以特以此四个大字点醒全部的意旨，不妨说，《石头记》的灵魂即此四字。
当僧道来到甄士隐面前，见他怀抱英莲爱女（真应怜也），便说出：你将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中作甚？在此，脂砚连加数批，其一则云：
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雪芹）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
又一则云：
看他所写开卷之第一个女子，便用此二语以订终身，则知托言寓意之旨，谁谓独寄兴于一“情”字耶？
又一则云：
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
所以这一切言辞意念，都集中在一点：人才不得尽其展用而抱恨以终，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三十功名（南宋人谓克敌复国之大业为“功名”，非一般科举俗义）尘与士”者，其痛一也。
若能晓悟了这些，怎么还会把一部《石头记》说成是什么“色空”“解脱”“情场忏悔”“爱情悲剧”等等之类？
当第二十二回写到宝玉于黛、湘等人之间各受责怨，乃自思“目下不过这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协，将来犹欲为何？”脂砚便批云：
看他只这一笔，写得宝玉又如何用心于世道！——言闺中红粉，尚不能周全，何碌碌僭欲治世待人接物哉？视闺中自然女儿戏，视世道如虎狼矣！谁云不然？
这是愤世反语，其本怀原为入世用世，尚不彰明乎？宝玉，作者自况也。至于女子，则有一回尾联，题曰：
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
这是盛赞凤姐协理秦氏丧事的才干的感叹之言，那么请问：雪芹写书为诸女之才如此感叹，不是用世之思想，难道反是为了一个“色空”“解脱”之道？
第二部分第四层 《红楼》灵秀（6）
书中写探春之兴利除弊，同属此旨。“戚序本”有一则回后总评，说道：
噫，事亦难矣！探春以姑娘之尊，以贾母之爱，以王夫人之付托，以凤姐之未谢事，暂代数月，而奸奴蜂起，内外欺侮，锱铢小事，突动风波，不亦难乎？以凤姐之聪明，以凤姐之才力，以凤姐之权术，以凤姐之贵宠，以凤姐之日夜焦劳，百般弥缝，犹不免骑虎难下，为移祸东吴之计，不亦难乎？——况聪明才力不及凤姐，权术贵宠不及凤姐，焦劳弥缝不及凤姐，又无贾母之爱，姑娘之尊，太太之付托，而欲左支右吾，撑前达后，不更难乎？！士方有志作一番事业，每读至此，不禁为之投书以起，三复流连而欲泣也！
我愿天下关切“红学”者深思而熟审，那种能引起批者这样一种巨大感慨的一部书，难道其本旨只是为了一个“空”和“脱”吗？悟“空”而能“脱”的人，大约不会再洒泪研血而十年辛苦地去写这“稗”史吧？
雪芹正是惜才痛才，深叹才之难、才之贵与才之不幸，故此他将一部小说的主眼化为一个美词，题之曰“沁芳”。
“沁芳”者，“花落水流红”之变换语言也。他痛哭闺中脂粉英才，一个个如残红落水，随流而逝，是一大象征，一大咏叹，一大抒写。
然而，世人于“沁芳”（主景主脉之总命名）却以为是并无所谓的“香艳”之饰词，文人之绮习。岂不大可悲乎。
胡适之先生于20世纪20年代之初，始作《红楼梦考证》，提出了“自叙传”之说（此说清代早已盛行，胡氏不过是恢复，而非创始），而此考出后，“索隐派”众多著述纷纷出版，以强大势力表示反对，而30年前又遭到激烈批判；只有鲁迅先生一家在严肃的学术论著《中国小说史略》中给以肯定；最近国外研者承认此说者较前增多了，是非历久始明。但以“自传”之眼光读《红楼梦》者又易落于一个狭隘观点：以为雪芹不过因身世坎坷，抱才不遇，故著此小说以发其牢骚不平之气。总之，既属“自传”，便划定为“个人”之喜怒哀乐了。此则虽也初获正解（写己，非骂人），却又迷失了大旨深义——为人类“两赋”异才之不幸而洒泪走笔。此即十分严重地缩小降低了雪芹的思想精神的广度高度，说得严重些：也变成了一种错解或“歪曲”。
胡先生那时还只把雪芹的小说看成是一部叙写“坐吃山空”“自然趋势”的个人经历。对于事物的认识，原本都有时代的阶段层次的递进与提高，对胡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见解本不须多加非议，但也要想到：《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铁云，却早就识透了雪芹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大痛与深恨，在其自序中把这一要旨作为结穴（所谓“沁芳”者，亦即同义变换语）。两相对照，就不能不佩服刘先生的高出一筹了。①
在刘氏之后，又历百年而至今，不少人还是从哥妹“爱情”上来看待这部小说，的确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个最大的文化悲剧。
但是，更大的文化悲剧发生在乾隆朝的后期，即乾隆帝与其宠臣和热撕夏泵芗疲┣墼灏耸睾蟮氖槲幕俚簦碜氖兀闯晌薄叭北荆燮煜潞笫蓝琳撸沟状鄹牧嗽恼迩榻诮峁梗怪涑闪艘恢帧叭恰笔降摹傲蛋橐觥毙∧志纾靡匝诿辉榈牟坏靡讯婕俺胰胗⒓质霞移迫送稣庖皇录澈笏镜恼吻橛桑且晕舛源笄宄⑹遣焕摹Ｆ湎昕煽醋局逗炻ッ巍叭怠钡谋澈蟆芬晃摹！ �
这一事实，早在1794年（即程、高伪本初版之后二三年）俄国赴华的教团团长、汉学家卡缅斯基，已经在一部程本上批注：“道德批判小说，宫廷印书馆出的。”此即明指当时为《四库全书》设立的武英殿修书处的木活字刷印成了此书。这是皇家设备专用“印刷厂”，程伪本若非乾隆特许，焉能对一部小说如此特例宠幸？此本出后，士大夫“家置一部”（过去《石头记》是禁书，并不敢公开流布），原是“官方批准”的了，方才大行其道。这种历史真相，今世知者甚少，尚所不论，最奇的是近年有人公然宣扬“伟大的是高鹗（伪续本出笼作序的代表人物），不是曹雪芹”！
这，岂不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个更大的文化悲剧？
但寻绎到深处，真正的、最大的悲剧是什么？既非索隐派、王国维、胡适之等人的解释，也非捧高贬曹之流的卑陋之见，而是乾隆、和热艘膊⒉荒芾斫庋┣鄣牟┐蟪绺叩乃枷刖辰纾笠晕徊还且恢终巍笆惴摺敝鳎识锌嵋跸盏亟沟姿鸹当渲省！ �
这就是曹雪芹《红楼梦》的多层悲剧的最根本最核心的巨大悲剧性之所在。
雪芹文化思想，在18世纪初期，对中国文化是一种启蒙和革命的思想，其价值与意义和他的真正历史位置，至今还缺乏充分深入的探索和估量。整整90年前陈蜕先生提出了雪芹是一“创教”的伟大思想家的命题。创教者，必其思想境界之崇伟博大异乎寻常而又前无古人，如孔子、释迦等人方能膺此光荣称号者也，陈蜕所见甚是。而90年中，并无一人知其深意而予以响应支持，则不能不为民族文化识见之趋低而兴叹致慨。本文不揣浅陋，聊贡愚衷，希望抛砖引玉，不胜企幸之至。
第三部分第五层 《红楼》审美（1）
一部伟大的《红楼梦》！
伟大早已共识公认了，但其伟大，究在何处？
曰思想感情之伟大；曰学识广博之伟大；曰气味品格之伟大；曰才情诗境之伟大。
《红楼梦》的文艺审美价值，是组成此一伟著的重要部分。
词曰：
红楼一幅绘来难，景色有千般。人间天上群芳在，筑名园，秀水明山。何限诗情腴润，无边画意斓斑。中华文化蕴其间，全异旧丛残。存真写善还传美，亘古今、苞孕三端。文采风流正脉，诗书灵秀新刊。
——《风入松》
《红楼梦》欣赏一隅
我们这“欣赏”一词，好像是陶渊明大诗人给留下来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和“欣赏”一同提出来的是那个“奇”字。恰巧，我们的旧小说倒是自来喜欢用“奇”来标榜的，如“天下第一才子奇书”“四大奇书”等称号，可为明证。至于《红楼梦》，也曾被标为“新大奇书”（善因楼刊本《批评新大奇书红楼梦》）——曹雪芹不是自己也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吗？所以，《红楼梦》这部“奇书”，势必也更会发生“欣赏”的问题，盖无疑问。
读《红楼梦》这奇书而不以为奇的，就我所知，只有平步青先生一人。他在《霞外捃屑》卷九“小栖霞说稗”中说：“《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初仅抄本，八十回以后轶去；高兰墅侍读鹗续之，大加删易……世人喜观高本，原本遂湮，然厂肆尚有其书；癸亥上元，曾得一帙，为同年朱味莲携去。书平平耳，无可置议。”这一“平平”之评，在我们今天听来，倒是一种“奇”论。
在清代，骂《红楼梦》的，讲它的坏话的，本来不乏其人，不过那正是从什么“诲淫”啦、“流毒”啦等等罪名去贬斥它，换言之，也就是因为它所表现的思想内容触怒了那些“正统”的士君子之流，这才遭了毁谤，甚至毁禁。要说从“文”的角度而轻看它的，恐怕还要数平步青先生为首先一人——说不定也就是最后一人了。
然而，要说平先生完全说错了，那也未必能使他服气。读这部小说名著的，一开始，谁也不会马上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