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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说平先生完全说错了，那也未必能使他服气。读这部小说名著的，一开始，谁也不会马上感到有什么稀奇之处，倒实在是觉得一切都那么“平平耳”，了无出人意表的特色。单就这一点来说，平先生那样看法也自在情理之中。
那么，平先生就是完全对了的吗？却又不然。读《红楼梦》的，只要不是“开卷数行，昏昏欲睡”而能看下去、看回来的（“看回来”的意义有二：一、看着后面，而时时联系前面；二、看完了后面，又回头重新温习，一遍、两遍……乃至很多遍），就会慢慢地自己发现，原来这“平平”之中，却有无限的“奇”处。
说真的，也只有这样的奇，即于平平之中而见奇，那才是真奇。拼命地追求“奇”，把文章弄得“奇形怪状”而自以为奇，那就不再成其为奇——那就不知成了什么了！平先生好像只见到了《红楼梦》的“一半”（片面）就下了结论。
读《红楼梦》而能透过表面的“一半”的，其实也不乏其人。同治年间孙桐生序太平闲人（张新之）评本，曾说：“少读红楼梦，喜其洋洋洒洒，浩无涯涘，其描绘人情，雕刻物态，真能抉肺腑而肖化工：以为文章之奇，莫奇于此矣！——而未知其所以奇也……自得妙复轩评本，然后知是书之所以传，传以奇，是书之所以奇，实奇而正也。”并下结论：“是谓亘古绝今一大奇书。”但只可惜他们又把“奇”引向了迷途，离开了文学，专门就字句作穿凿附会的解释，而以此为其“所以奇”，这却是能赏其奇而又求之过深的例子，和平步青先生竟成为两极端而对峙了。
张新之、孙桐生等人的所谓“奇”，完全出自“本铺自造”，和曹雪芹的本意直如风马牛之不相及。要讲自从《红楼梦》问世以后，第一位真能赏识它的文笔之奇的，我觉得还要数戚蓼生。
他在“戚本”前面说过一段重要的话：
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嘻，异矣！
这个比方打得绝妙，实在是有所见而云然，不同泛泛称誉。
他并曾指出，这种“一声两歌”“一手二牍”的具体特点，就是善用“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的表现法。我觉得在他以前，还没有能十分注意到这一点的；在他以后，也没有能比他说得更透辟中肯的。例如“梦觉主人”乾隆甲辰（1784）序中只说“语谓因人，词多彻性”（当是指语言口吻因人而异，各有性格神态），“工于叙事，善写性骨”（这当然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是很有见地的文艺批评）；舒文炜乾隆五十四年（1789）序中也只说“指事类情，即物呈巧”。他们二位就都未能指出那种“两歌”“二牍”的奇处。
戚蓼生所举的例子是：“写闺房则极其雍肃也，而艳冶已满纸矣；状阀阅则极丰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写宝玉之淫而痴也，而多情善悟，不减历下琅琊；写黛玉之妒而尖也，而笃爱深怜，不啻桑娥石女。”因此他再一次对这种奇文加以赞叹：“盖声止一声，手止一手，而淫佚贞静，悲戚欢愉，不啻双管齐下也。噫，异矣！”他看出了别的小说家只能“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而曹雪芹的这一支笔却具有“两个面”，这是绝人的本领，这是小说文学上的奇迹。
这一点很要紧。如今就借了乾隆年间文评家的旧话略为标举如上。
可是，曹雪芹的这种本领，实际尚不止于“两歌”“二牍”，他有时竟能达到“数歌”“数牍”的高度，尤为奇绝！这里不妨举一二小例来申说一下。第三回，写凤姐儿刚出场，从黛玉眼中，第一次领略她的丰采声容，有一段文字正面加以传写，然后，我们就看到以下的叙述：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的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快再休提前话。”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要什么吃的、什么顽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一面又问婆子们：“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让他们去歇歇。”说话时，已摆上了茶果上来，熙凤亲为捧茶捧果。又见二舅母问他：“月钱放完了不曾？”熙凤道：“月钱也放完了。才刚带着人到后楼上找缎子，找了这半日也没有见昨日太太说的那样，想是太太记错了？”王夫人道：“有没有，什么要紧？”因又说道：“该随手拿出两个来，给你这妹妹裁衣裳的；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罢，可别忘了！”熙凤道：“倒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不过这两日到的，我已预备下了，等太太回去，过了目，好送来。”王夫人一笑点头不语。
第三部分第五层 《红楼》审美（2）
我们且看，这一段本身已然具备两个层次：一面是写黛玉“步步留心，时时在意”的“心机眼力”（脂砚斋批语），因为这都是从黛玉眼中看得的情况；一面则是写熙凤的“浑身解数”“八面玲珑”，看她简直有千手千眼的神通，一人不落，一事不漏。然而，这一段明处是在写熙凤一人，暗处却又同时写了黛玉、贾母、王夫人等好几个人，无一笔不奇不妙。
黛玉自从出场，我们只不过知道她是“聪明清秀”“年又极小，体又极怯弱”“举止言谈不俗”“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风流态度”而已；直到此刻，被凤姐拉住手上下细细打量之后，才第一次正面写出“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这就给黛玉的品貌，下了定评。所以脂砚斋在此有批语，说：“出自凤口，黛玉丰姿可知，宜作史笔看。”
凤姐一上场，别人未曾开言，先就是“贾母笑道”。脂砚斋在旁批云：“阿凤一至，贾母方笑。与后文多少笑字作偶。”一点不假，看下去便知这话之确。凤姐夸赞黛玉，是为讨贾母喜欢，说出“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是替贾母向黛玉表白“人情”，然后就“用帕拭泪”。下面贾母又“笑道”云云，对贾母下面这一段话，脂砚批云：“文字好看之极！”“反用贾母劝，看阿凤之术亦甚矣！”这真是几笔就写尽了凤姐和贾母两个之间的关系，一个是“承欢应候”（亦“脂批”语），一个是为其所弄，反而特别喜欢她，对她无限宠爱。
然后就是写凤姐以“当家人”的身份口气来周旋黛玉，连带她带来的下人也不曾冷落。
然后就是王夫人问她月钱放完了不曾。这仍然是从“当家人”一脉而来，可是就又有了一层新意趣，别具丘壑；脂砚云：“不见后文，不见此笔之妙。”我们马上会想到，后来平儿和袭人谈心，才泄露了奥妙，原来凤姐连应该按期发放众人的月钱也拿去放了高利贷，中饱私囊——这和雪芹原稿中凤姐结局也大有关系。
然后就是凤姐婉言批评王夫人对缎子一事的“记错了”，已见出王夫人之胡涂；及至说到该拿出两个给黛玉做衣裳，凤姐便说“倒是我先料着了”“我已预备下了”，脂砚斋在此点破机关，说：“余知此缎阿凤并未拿出，此借王夫人之语，机变欺人处耳。若信彼果拿出预备，不独被阿凤瞒过，亦且被石头瞒过了！”
这话可谓一针见血，深得“石头”本意。其实，准此以推，凤姐说“月钱也放完了”，是真是假，正恐难定。总而言之，王夫人之昏聩颟顸，于此一二小事寥寥数笔也已被写尽了。
脂砚于下文黛玉到贾赦院中见早有“许多盛妆丽服之姬妾丫鬟”迎接出来处，批说：“这一句是写贾赦（按：指贾赦之好色）。妙在全是指东击西，打草惊蛇之笔。若看其写一人即作此一人看，先生便呆了！”这正可为我们上面所举的那例子作注脚。
有意思的是，脂砚斋所指出的“指东击西，打草惊蛇”，也正就是戚蓼生所说的“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那个绝人的特点和奇处。两个人可谓不谋而合，也说明了此非一人之私见，实在有此妙理为有目者所共赏。
大家对钗、黛二人的印象，好像是一孤僻，一和善；一尖刻，一浑融。其实这也只是雪芹笔下的一面而已，还有另一面，读者却往往容易忽略过去。第三十回，小丫头靛儿因不见了扇子，不过白问了宝钗一句，宝姑娘便疾言厉色，指她说道：“你要仔细！我和你顽过，你再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跟前，你该问他们去！”这种指桑骂槐、夹枪带棒的话言和神情，就写出了宝钗的内在的更真的一面，她实际非常厉害，并不好惹，同时也透露了她和丫鬟们是保持“主子尊严”的面目；而黛玉却是爱和侍女们顽笑、和丫鬟关系最好的姑娘，她是天真活泼有风趣的少女，并不是一生都在“愁眉泪眼”中的一位病态人物，我们印象中的她的那些“短处”，只不过是当爱情的痛苦正在深深地折磨着她的时候的表现——否则，那样一种不近人情“怪物”式的病美人林黛玉，还有什么可爱？还有什么可以令宝玉生死以之的可能呢？
越是才能平常的小说家，却越是惟恐读者“低能”、看不清他的文章，因而竭力要表示他那一点意思：写喜，就眉开眼笑，说悲，就鼻涕眼泪；情节稍有隐曲，马上就“看官不知，原来如何如何”，就要“书中代表（代为说破的意思）”。总之，他只有那一个浮浅面，还怕读者不懂，一切可用的形容词，也都成了廉价的“描写”法宝。于是，那文章便成为简单寡味、一目了然的东西，就绝不会是能使人心游意赏、流连往复的具有魅力和美感的伟大艺术品了。那原因，就是它不但在思想内容方面，就是在文笔方面也缺少了厚度和深度。
要欣赏《红楼梦》，我想上举的这种地方就不该粗心大意、囫囵吞咽。当然，如果超越文学作品的范围，要处处作穿凿附会的“索隐”式的“搜奇”工作，那就是另一性质的问题，也就不再是我们所说的“欣赏”的意义了。
一架高性能的“摄像机”
摄影术的发达与流行，大约是19世纪后期的事，雪芹是18世纪早期的人，哪里谈得上摄影录像之类的手段？然而说也奇怪，在他手中，真好像有一架高性能的摄影机，拍下了无数的“相片”和镜头，并且能够“剪接”组织，成为一部“片子”，有静有动，有远有近，有全景有“特写”……他似乎早就懂得“拍”的、“摄”的、“录”的事情和本领。
任何“打比方”、“做譬喻”的修辞法，都是带有缺陷的，因作比的双方只能有一两点、某部分相似可构成比照，而永远不会是全部能“入比”。我把雪芹的笔法比为拍照录像，不过是一个“善巧方便”的办法，所以在这儿不必过于拘泥，一味死讲。我打的这个比方，是1981年在济南举行全国“红学”会议时首次提出的。
那时候，或在此以前，是没有人敢多谈《红楼梦》的艺术特色的（因为那时的规矩是，一谈艺术，仿佛就等于是忽视轻视了文学的“思想性”了，是错误而该批判的）。我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譬喻，大家觉得“闻所未闻”，很感兴趣。
但我打这比方的目的，只不过是要说明一个艺术问题，姑名之曰“多角度”。
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写人物时，多是“正笔”法，罕见“侧锋”法。所谓“正笔”，就是作者所取的“角度”，是正对着人物去看去写。譬如照相，他是手执相机，正面对着人物去拍的，而不大会来取别的角度。而雪芹则不然。
中国绘画艺术，讲究“三远”，即：平远、高远、深远。这就相当于“角度”和“透视”的道理，但又与西洋的透视学不同。后者总是以一个固定的“立足点”为本，而还要寻求科学的“焦距”，然后方能展示全画面。中国则不然，是采用“分散立足点与焦点”的特殊表现法则，这在山水画中最为明显。“平远”与“高远”，角度有了差别了，但“正笔”是不变的，它无法“转动”——做不到像苏东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