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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生出任何浪漫的想象来。整整一夜，他们俩都没有再互相靠近。她等待每一
个岔道口，每一次转弯，期求上天让她的臂膀触碰一下他的臂膀。每一次这样的接
触中，肖那坚韧又有弹性的臂膀便将一种难言的刺激传递给她全身心。她感到自己
两腿之间灼热潮湿，小腹如来月经那样隐隐疼痛，胸脯肿胀得发紧。风很尖利，但
她依然能知道自己的脸颊是滚烫绯红的。许多年后，她有了真正性的经历，却发现
那些所谓的高潮、快感，远远没有她在那节装满黄沙的车厢中所体验的强烈。她甚
至认为，一个女人的兴奋与快乐，绝不在于肉体接触的部位与程度，而在于你对那
个肉体的想象与敏感。第一次婚姻的新婚阶段，她常常想起列车上的那种感受，以
致使她对已经到来的真正性活动非常失望．因为这神秘又暖昧的接触，她愿意在这
列车厢上一辈子往前驶去。她既不感到俄，也不感到渴。几十个小时中，她一点也
没动那些馒头和水。结果肖几乎将它们吃光喝光。快到北京的时候，已是第三天的
下午。她在享受了一个女人人生中最长久最浓烈的高潮之后，有些疲倦了。她闭上
了眼睛。沉浸在一种与革命毫不相干的意境中。忽然，她感到自己的头被一块什么
布蒙住了，并立刻有一股浓重的汗味，直冲进她的鼻孔。她睁开眼，是肖的衬衣。
透过衬衣纤维间的缝隙，她隐约看见肖深一脚浅一脚地朝车厢那一端走去，他走到
角落边，又紧张地回头望望，开始小便。她这才想起来，上车之前，她和肖竟都忘
记了这一件对他们来说是最为困难的事情。在当时的中学生中，有异性同学在场时，
连说说这一件事都是极忌讳的。女生间偶尔邀约一起去上厕所，便会悄悄举起一根
食指，邀约者和会意者便若无其事地一前一后地走开。现在，这个男生就在自己前
方十几米的地方，做着这样一件会让任何一个高一女生惊心动魄的事情。革命真是
一种奇特的力量，它能让平日许多不可能发生的事，平平常常地发生了。
到了北京，如同当年的革命青年到了延安．她和肖每日每夜都溶化在一片眼花
缭乱与激动亢奋之中。他们四处奔走，像《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凭着《国
际歌》的歌声，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遇见自己的同志。在这里，凭着“红卫兵”三个
神奇的字，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遇见自己崇高又亲密的革命战友。他们去看各种批斗
会，辩论会，一连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地抄录那些浩如烟海的大字报。他们抄录
了许多毛泽东的讲话，还有那后来非常著名的《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她
一边抖抖索索地抄着，一边痛快地淌着眼泪。许多年后，当她在大陆、香港、美国
或日本见到许多少女为那些歌星们嚎啕大哭时，她便会想起那个夏天中，自己许多
类似的经历。她曾这样想过，与其说是哭，不如说是一种青春宣泄。如同半大小狗
要撒拨打欢满地滚一样。在那早早就变成了身负重任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生活中：
实在没有大哭大笑大吵大闹的机会。那场充满戏剧性的革命；让成千上万的青春男
女痛痛快快地扮演了一回痛痛快快的角色。那一次，她在东京一家最大的迪斯科舞
厅，黑压压一大片少男少女如同开了锅一样在那儿一秒钟也不停地蹦着，跳着，挤
着，撞着，使她一下子想起当年的天安门广场。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次迪斯科舞会。
从北京回到学校时，他们已成为了英雄。她和肖、钟成为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的
当然领袖。不久又成为全市中学生红卫兵司令部的负责人。那时都叫勤务员。省委
在机关大院里给他们拨了办公室，配了十几辆自行车，还有两辆北京吉普。他们戴
着半尺宽的鲜红袖标，主持过数万人的音师大会；指挥过全市最著名的租界区扫四
旧行动；批斗过本省的“三家村”黑帮；还有那次规模巨大的“清剿省图”行动：
成千上万册书被搬到图书馆前的广场上，浇上汽油，一支火把扔进去，一股巨大的
烈焰“轰”地一声冲向天空。今年夏天，东京一家中文电视台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五十周年，播出过一部长记录片。她看着半个多世纪前的纳粹青年所做的事和
三十年前她所做的事竟那么的相似。他们也集会，也游行，也高唱革命歌曲、高呼
拥护领袖的口号。他们也打人，也将犹太人的住房、店铺画上侮辱性的符号。他们
也烧书。甚至，他们的臂膀上也戴着红袖标。他们的脸上充满神圣与热情的稚气。
他们健康、漂亮，绝不是今天街道上所见到的那些小地痞流氓……她想，一九六六
年，怎么没有人想起来给他们看一看这部片子呢。
她记得，在那一大片火海里翻卷的书籍中，她瞥见了几本她很熟悉的书。一年
前，它们还是她的革命导师，现在它们就在离她的脚不远的地方默默挣扎、变黄、
变焦，最后变成一只只大大小小的黑蝴蝶飞腾起来，那是一些她那么倾心热爱过的
人物的槽灵．这一点使她在烈焰升腾的激奋中感到一丝恐慌和难受．但她很快就超
越了自己。她已经是一代新人了．她是从它们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一代新人，如同
罗普雷夫、卡捷琳娜、琼玛、拉赫美托夫、保尔是从他们那个废墟上站立起来的新
人一样。
肖和钟也是天才的领袖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自己更优秀。他们坚设、勇敢、
一往无前，具有令人倾倒的牺牲精神和严密的组织能力。而且，能极有分寸地控制
个人的情感。即便是在今天的日本和美国，也会成为优秀的政客。算一算，他们当
时都只有十七岁。今天十七岁的男孩，在大陆还要妈妈喊起床。在日本呢，正是迷
恋名牌眼装摩托车的年龄。可当时他们——当然还有她——已经和毛泽东主席一起
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那天，毛泽东主席戴着和他们一样的红抽标，向天安门广场和
东西长安街那一片沸腾的海洋挥手。她就站在离毛泽东主席不到十米远的地方，她
觉得自己是站在一个新世纪的峰巅之上，她的整个人溶化在一种光辉灿烂的崇高之
中。再往后，当省市的要人也经常参加他们主持的大会，和他们一起坐在主席台上，
或派车来接他们去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时，她已经觉得这是很普
通的事了。
肖和他们的分歧在那一场猛烈的夏季革命中其实已经初露端倪，但那时她以为
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观点之争，没想到后来发展成势不两立的生死决战。最开
始的分歧出现在那副著名的对联上面。那副对联对今天的少男少女来说是遥远又可
笑，但在当时是无人不知的。可以说，它是中国有对联这一文字形式以来，最著名
也抄贴最多的一副。上联是：者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
天生如此。她认为这是对他们三个“野心家反党小集团”的最好证明，是革命后代
革命性的天然依据。可是肖却反对将这副对联抄贴出去。他说：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马思列斯，毛泽东周恩来，还有鲁迅，都天生的不是好汉，他们的老子都不是英雄。
钟说；他们都已经成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革命导师，这副对联与他们无关。肖
说：我父亲也不是英雄。她说：你父亲不是工人吗，工人阶级怎么不是英雄？肖说
他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不是英雄。在给资本家做工的时候也是本本分分的，
从来没有和他们作过斗争。要不是解放，他父亲的愿望也是当一个小资本家，有一
两台自己的床子，请上三五个工人。他说这是他父亲亲自对他讲的。
肖也不赞成打人，不赞成给老师戴高帽子剪阴阳头挂破鞋高跟鞋。钟便用革命
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
良恭俭让的语录来反驳肖。钟说：你看看电影里，土地革命时就给土豪劣绅戴高帽
子了。肖说：毛主席就在作文章。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那时写的。
毛主席后来不断地写文章，才有今天的雄文四卷，才有我们中国的马列主义……革
命中，这样的争辩几乎天天都有。她有时同意肖，有时同意钟，有时站在钟一边，
有时站在内一边。她喜欢这两个男生，她不愿意失去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而神和
肖恰恰因为有她的存在，争论得更认真更激烈，最后总是以她特有的调和而偃旗息
鼓。
在乡下，有一次她听见一位从远方来串门的女同学唱《山植树》。那怅惘的甜
蜜，那忧郁的幸福，那在两个男性中不可定夺的徘徊与选择，让她听完以后哭了一
场：“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在远处闪着光。列车飞快地奔
驰，车窗里灯火辉煌，两个青年等我在山植树旁……哦，那茂密的山植树，白花开
满枝头。哦，你可爱的山植树，为何要发愁……”为此，她相信了一个女性是会同
时爱上两个男人的。
那时，她所爱的两个人，一个正在大牢里，被判了十八年徒刑。一个拖着一条
残腿，还在警备司令部办着那遥遥无期的学习班。她自己则是在被关押审查一年多
之后，送到这个全是有着各种各样问题的知青小组来。县里和公社都有专人定期到
这儿来收他们的思想汇报与思想检查并进行一番尽情尽兴的训诫。像那些坏脾气的
乡下人骂牲口一样。
那次处决行动也是在冬天发生的。
革命是一幕浓烈的戏剧，或者像毛泽东主席讲的那样，是一出威武雄壮的活剧。
它将几百年内也不一定出现的事浓缩在了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中。正如这一年岁末
她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六个月来，好像一天那样短暂，一转眼便过去了。有时，
又觉得这六个月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这期间发生了多少惊心动魄又不可思议的事……”
对于她这一派红卫兵来说，一开场，便独踞舞台，排山倒海，叱咤风云。但一
瞬间就将所有的高潮戏演完了。就像季节的温度。八九月份，进入白热化阶段，一
人秋便萧瑟下来，到了初冬，竟很寥落了。那时，已出现了许许多多各种牌号的红
卫兵。连几个月前那些战战兢兢的“狗崽子”们也扯起了各自的旗帜。这些五花八
门的红卫兵中，有一支的实力与影响已超过了她的这一派。这一支雅称“造司”因
反对省委，说省委第一书记某次重要讲话好个屈而俗称“屁司”。她这一派雅称
“革司”，因支持省委，说这个讲话好得很而被称为“好司”，对立派也称其为
“糠司”，由清末保皇党康有为转化而来。学生们放弃了那些反动学术权威的老头
老太太或叛徒内奸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成年人们，自己互相兴致勃勃地干起来。
对于这些青春男女来说，以同龄的伙伴来作自己的对手，似乎更有情趣更有意味，
更能激起争斗的热情。
自从那一次与肖扒货车进京之后，她又多次去北京。有时和肖一起，有时和钟
一起，有时三人同行。他们再也没有扒过货车了。每次都有联络员给他们安排得井
井有条。有一次与省委的几位领导一起，还坐上了软卧。她很快就习惯了这一切。
这便是革命的就力，就像那部讲十月革命的苏联电影，工人和水兵大大咧咧地踏进
华丽的冬宫，痛快地挑逗那些平日为贵族们享用的裸体雕塑一样。但北京一次比一
次地疏远了她。到了深秋，北京那最早的一支红卫兵已开始溃散。原先那个给她打
电话的女孩已躲回乡下老家去了。她的父亲在深秋的寒风中站在某部的“点鬼台”
上，你几个月前的资本家一样挂着黑牌戴着高帽。等她回到自己的城市的时候，发
现父母弟妹也从那座大水库上回来了．父亲还是挂着黑牌戴着高帽回来的。那黑牌
和高帽就在一进门的走廊上放着，随时出门随时带上。黑牌上赫然写着七个大字：
三反分子林XX。那林XX是倒着写的，用红笔打着叉叉。这是几个月前，她和她的战
友们给学校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用的。这一切，她在北京时已预料到了。她又
痛苦，又恐慌，革命不仅仅是浪漫，革命还是残酷。她一次又一次地强迫自己理解
这一切。她想起许多年前母亲向她讲起父亲的一件往事：那年，乡下闹革命了，成
立了农会，还有农会的武装赤卫队。父亲见那些和自己差不多大小的小伙子舞刀弄
棒，臂上扎一条红布带，就向那个当赤卫队长的远房哥哥说，他要参加。赤卫队长
对他说，你的伯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