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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不信虽没有说出口，但跃然写在脸上。
“你不相信是不？”老人家看出我的疑议，“你认为我想抢功劳？我要想抢功劳会来台湾吗？应该留在大陆当英雄才是。我不要功劳，我只要事实，情报就是我传出去的，这是事实，我不允许你们颠倒黑白！”老人家又是朝我一顿连珠炮，“告诉我，年轻人，你为什么要这么诬蔑我？是谁让你这么说的？是不是姓潘的那个老不死！”
她指的是潘老，我不敢否认。
看我点头，顾老哼一声，狠狠地说：“这个老不死的，我猜就是他！他就想把什么好事都往李宁玉脸上贴，有金子都往自己人脸上贴！把他一家人都画成个大英雄，其他人都是汉奸、走狗。卑鄙！无耻！姓潘的，我还没死呢，你就敢这么胡说八道，我叫天劈你！你这个老骗子！老滑头！”
老人家的情绪越来越激烈，话语中不时夹杂着骂人的脏话和发烫的感叹号。好在她女儿在场，及时劝阻，总算把她的愤怒平息下来。平静下来后，老人家把我的书稿找出来，丢在我面前，依然气咻咻地责问我：
“你觉得你写的东西经得起推敲吗？你想过没有，当时那种情况下，肥原可能把李宁玉的尸体送出去吗？他为了抓老鬼能把我们几个大活人都关起来，凭什么对一具尸体大发慈悲？就算李宁玉通过以死作证，让肥原相信她不是老鬼，那种情况下也不可能把尸体送出去。为什么？没时间！晚上就要去抓人，谁有心思来管这事？不就是一具尸体嘛，放一天有什么要紧的？何况你自己也写了，肥原还搜查了她的尸体，干吗要搜查？就是不相信，起码是不完全相信。既然不相信，为什么要送尸体出去？难道不送出去肥原要吃官司不成？”
“这……”我小心翼翼地说，“通过检查，发现李宁玉身上没藏情报……”
“然后就信任了？”老人家一阵冷笑，“什么检查？就你写的那种检查吗？那种检查能证明李宁玉身上没有藏情报？笑话！她身上可以藏情报的地方多着呢，肚子里，子宫里，哪里不能藏？如果要彻底检查就必须开膛破肚，没一天时间根本检查不完！既然没有彻底检查就不会有彻底的相信，然后你再想想，你是作家，应该有这种判断力，既然无法彻底信任她，怎么可能把她的尸体送出去？万一她就是老鬼呢？那种情况下，一个重要的会议马上要开，大家都是很谨慎的，稍有风吹草动都可能改变计划。如果按你这么写，要那幅画干什么？不需要，只要能把尸体送出去，什么都不需要。我敢说，李宁玉的同志只要一见她的尸体，不管她在遗言中怎么说，病死也好，车祸也好，那个会议绝对要取消。你不想想，一个好好的人，在这种敏感的时候突然死了，你难道会一点警觉都没有？只要有一点警觉，会议就开不成，就要取消，必须取消！哪怕是搞错了也要取消，这就是地下工作。”
老人的这一番话震动了我。
震动是接二连三的。随后几天，老人家约我去了她建在乡下的别墅（离台北市区八十公里，有些证据珍藏在此）作全面访谈。毕竟年龄不饶人，每次她只能跟我谈一个半小时，其间她时而躺在杏仁色的贵妃榻上，时而坐在朱砂红的藤条椅上，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娓娓道来，带我走进了六十六年前那个我自以为熟悉和了解的世界。但正如老人家所言：我所了解的其实还没有被蒙蔽的多……现在，我决定重新写这个故事，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又有人来指责我不尊重历史。有时候，我真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历史才是真实的。
静风（1）
静风一词是气象专业术语，通俗地说，就是无风的意思。
其实风总是有的，有空气流动就有风，只是当这种流动小到一定程度（0。2米／秒），我们感觉不到而已。人的知觉很有限，很多东西我们看不见，听不到，感受不到，但它们就潜伏在我们身边，甚至比那些有目共睹的东西还要影响我们的身心。
我把本部称为外部，不是玩花哨，而是想表明：有关李宁玉的故事已经结束，本部说的都跟那故事无关。跟什么有关？不好说。我觉得，除了跟该故事无关外，似乎跟什么都有关，杂七杂八的，像一出生活，什么事都有，就是没有连贯的故事。有人说故事是小说的阳面，那么这就是阴面了。出于迷信，本部的每一个字我都是选择在夜晚和阴雨天落成的，我想如果选择同样的时间阅读，也许会有些意外的收获。据说有一本书，1691年出版的《哈扎尔辞典》，读者在子夜后阅读它会招来杀身之祸，我保证我的书不论在何时阅读都不会招来任何祸水。
东风引发了西风，一场横跨海峡两岸的舌战势在必然。
从台北回来后，我一直在回避潘教授，他不知从哪儿探听到我去台湾拜访了顾老人家，短时间内先后给我来了一封邮件、两个电话和多条短信，问我行踪，表示很想见我。我以在乡下赶写稿子（事实也是如此，我在写下部《西风》），无暇见他来搪塞。我似乎是受了顾老的影响，对他有情绪。其实不是的，我的想法很简单和实际，可以说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心理。有些东西是可以想象的，我们见面绕不开要说起顾老讲的故事，他听了一定会组织人力予以反击。潘老是首当其冲的中锋大将，靳老（即老虎）和老K的长子陈金明可以当个左右边锋，王田香的女儿王敏和哨兵甲可以打个后卫，还有部分党史研究人员做个声援的啦啦队也是真资格的。一年前，正是他们的记忆和研究成果帮助我完成了上部《东风》，现在有人要对他们的记忆和研究成果进行毁灭性的剿杀，他们怎么可能袖手旁观？一定会集体反击的！
如果反击无力倒也罢了，反之则将严重影响我写《西风》的热情。写东西就像谈恋爱，稀里糊涂时感觉最好，等你把对方身体和心灵深处的几个凹凸面都摸透了，谈的恐怕就不是恋爱，而是人生了。人生的感觉无非就是咬牙：一种令人厌恶的感觉。我不想带着一种厌恶的心情，咬着牙来完成顾老讲的故事，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开潘教授的追踪，避而不见。我早想好了，先写出来再说，完了给他们看，听他们说。他们怎么说都可以，我将照搬不误，公之于众。总之，我不会偏听偏信的，我将努力做一个聪明的传声筒，争取挑起双方打一场时髦的口水仗，让他们把想说和不想说的真话、假话都一股脑儿端出来，接受世人的评判。我不相信鱼龙混杂的说法，我相信鱼就是鱼，龙就是龙，鱼龙混杂才能把鱼龙分开。
乡下是让人慢下来的地方。正如胖女人不是现代的美人一样，慵懒、缓慢也不是当今的时尚。这个时代崇尚速度和更快的速度，坐船去纽约或许会成为你是神经病或穷鬼的证据，男人和女人见面就上床不是什么新潮，更不是问题，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千万不要大惊小怪。相反，我至今还在用一部十年前买的手机，这成了一件比什么都叫人新奇的事情和问题，为此我受够了各种善心或恶意的夸奖或嘲笑。善心和恶意，夸奖和嘲笑，都是因为我失去了速度。速度，挑战更快的速度。速度，满足于更快的速度。速度，一群聪明人送出的礼物，一头风做的怪物，一条上去了就下不来的贼船。毫无疑问，今天你想拥有一部手机要比没有更容易，你想拥有一部新手机也比保留一部老手机更容易。这就是一个追求速度的时代的魅力，也是问题，速度裹挟着我们往前冲，我们慢不下来，慢下来就是逆流而行，需要我们付出双倍的气力和努力。
其实，我选择到乡下来写作也是为了速度，在这里，我成了一个自由的囚徒，无亲无故，无是无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精力和精神都消耗在慢慢的回忆和等待中。等待也是对速度的向往。换言之，主观和客观都为我的写作加快了速度，所以我有理由在给潘教授的邮件中自豪地写道：我相信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稿子，希望你阅后尽快给我回音……我是说尽快：一个带着速度的词，所有的撇捺都是翅翼，驾驭着它从我们眼前一掠而过，洒下一路呼啸声。
潘教授的回音姗姗来迟，而且严格地说，不是回应，而是报丧：潘老寿终，希望我去参加追悼会。我突然有点害怕，担心是我的稿子——顾老讲的故事——把他气死的。话说回来，如果确凿如此，我更应该去追悼。我没有选择，惴惴不安地前往。
果然，潘教授告诉我，他父亲正是在看我稿子的过程中突发心脏病，撒手人寰。他以一贯的口吻，文质彬彬又带着思辨的色彩这样对我说：
“毋庸置疑，你的书稿是直接导致我父亲去世的诱因，但不见得他一定是被气死的，从理论上说也可能因愧疚而死。我觉得，如果你写的那些是真的，我父亲在如此高龄的情况下依然谎话连篇，真是……怎么说呢？令人羞愧啊。我父亲在医院里躺了七天，期间多次想开口说话，终是一语未破，所以我们难以确定他到底是因何而死——这也符合他的身份，带着秘密离开我们。”
我感到无地自容，像害死了一个婴儿，不知该如何谢罪。
潘教授倒好，非但不责怪我，反而主动宽慰我，用的仍然是考究的书面语言：“对一个已经九十几岁高龄的老人，死亡是他每天都要面临的课题，甚至一个突发的喷嚏都可能让他走。你起的作用无非就是一个喷嚏罢了，所以大可不必有什么心理负担。我是父亲唯一的孩子，父亲走了，我可以代表父亲向你承诺，我们潘家人决不会追究你什么的。如果需要，我可以为你立字作据。”
之豁达，之通情，之友好，令我感激涕零。
我私以为他对我的宽容和厚爱，一定将成为他要求我打压顾老、捧举潘老的砝码。就是说，他对我好是有私心的，他心里有个小算盘，付出一点，索取更多。与其让他来索取，不如主动奉上。这样想着，我便讨好地向他表示：顾老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可以尽管指出来，我会充分尊重他的意见，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毁掉稿子。
错！没这回事！根本没有。潘教授明确地告诉我，父亲走了，他什么都不想说了。“不说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无需说。”潘教授从容不迫地对我说，“我相信父亲的功过组织上自有定论，个人说什么都是白说，没意义的。”
正因此，潘教授对组织上替父亲拟定的悼词尤为看重，多次提出修改意见，认真到了咬文嚼字、锱铢必较的地步。认真不等于如愿，从他不同意我对外公开悼词这一点看，我有理由怀疑他对最后拟定的悼词是不满意的。
作为那代人的最后一个逝者，追悼会开得是足够隆重的，潘老生前供职的特别单位701专门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报纸上刊登了讣告，来吊唁的人不但多，而且有三位一级的领导，把规模和规格一下子扩大了，拔高了。
追悼会持续三天。第一天来参加吊唁的全是死者亲人、乡亲，会上哭声一片；第二天来的都是潘老生前的战友、同事和701现任领导及各部门代表，他们人人庄重肃穆，会上几近鸦雀无声；第三天主要是当地政府部门的领导，加上部分前两天该来而没来的，还有个别未经邀请自己闯来的。当然，靳老、老K的长子陈金明、王田香的女儿王敏和哨兵甲等家人都来了。来人都赠送了花圈，最后花圈多得四辆卡车都拉不完。
整个吊唁活动结束后的当晚，潘教授到宾馆来见我，给我带来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我的稿子，一个是一盘光碟。稿子是我从网上发给他的，其实没必要还我（本来就是他打印出来的），他特意还我，我理解这是带着一种情绪的，也许有点眼不见为净的意味吧。我收下稿子，问他：“难道你真的不想对它发表意见吗？”他摇头，再次表达了那个意思：父亲走了，他什么都不想说了。
我其实是希望他说的，沉默有点认错的感觉，好像真理就掌握在顾老手上。在我再三劝说和鼓动下，他突然冷不丁地问我：“你注意到没有，第二天，父亲的单位，701，来了那么多人，有谁哭的？没有一个人哭，也没有谁流下一滴眼泪。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群不相信眼泪的人。”
我不解其意，问他：“你想告诉我什么？”
他说：“你稿子上不是写着，顾老最后决定帮我姑姑把情报传出去，是因为我姑姑的眼泪感动了她，你觉得这可信吗？要知道，这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不相信眼泪。说实话，作为父亲的儿子，我说过了我什么也不想说，但站在一个读者的角度，一个了解这群人特性的读者，我觉得这……值得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