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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出版社出版）。很难设想，毛泽东在同一年谈同一个问题，会说出内容大相径庭的两种话。以上两种引文哪一种比较接近真实，尚待有识者进一步考证。
……
学术领域中的史料失真是一种并非罕见的现象。其产生原因有以下两种：一种是由于学风浮躁，知识欠缺；另一种是存心作伪，另有所图。……鲁迅研究领域的确有作伪和证伪之争，而通过证伪能使读者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同时提供若干史实考订的方法，其作用显然超越了鲁迅研究本身。
前不久，有七家研究中国文化的权威报刊跟某高校联合召开了一次“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现状与展望”研讨会。我高兴地注意到，这次会议在触及学术规范问题时，不仅提及了一般意义上的技术规范，而且更强调了学术规范中的道德和文化层面的涵义。有学者明确提出，学术规范有技术、观念、道德这三个层次。我觉得，在史料学的范畴中，统一技术规范是极容易做到的。观念层面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观念更新或求同存异来解决。至于道德问题则必须通过自律和他律的双重手段加以约束。……证伪辟谬的文章显示出的不止是一种学术力量，而且还有一种道德的力量。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12月11日）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14节 也说鲁迅活着会怎样
靳树鹏
《百年潮》2002年第9期刊有陈晋先生大作《“鲁迅活着会怎样”？》，副题是：罗稷南1957年在上海与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陈先生认为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转述的罗稷南和毛泽东关于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对话，既无确凿的史料也无合理的逻辑，完全不可信。为便于讨论，兹将周海婴著作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一段录如下。
（编者按：参看本书第一篇，周海婴文。此处从略。）
……在周海婴这部书中这一章是最短的，不过一千多字，陈晋先生却写了一万多字来反驳。从陈先生的驳文看，罗稷南是否是毛泽东同乡和湖南老友以及逝世的年份，周海婴可能说得不很确切。我认为上引周海婴这段文字也有语病，毛罗对话还有其他人在场，似不能说成是秘密对话。但周海婴转述的毛罗对话的主要内容即鲁迅活着会怎样，却是重大和严肃的话题。钩沉旧史主要靠已有的文字记载或出土文物，描述我们经历过的历史也仅靠已有的文字记载这本身就令人生疑，毛泽东哪天不谈话，出版物不可能将其谈话包罗殆尽，以毛罗这次对话来说，总会有知情者或间接知情者健在吧。笔者既不是知情者也不是间接知情者，只是感到陈先生论述的逻辑很妙。他查阅了1957年毛泽东几次去上海的有关出版物，如毛泽东去的次数时间，会见什么人，讲了些什么话等等，在有记载的毛泽东谈话中均未涉及鲁迅，因此他认为反右开始后罗不可能向毛提出鲁迅活着会怎样的问题，自然也就不会有毛泽东那样的回答。他又查阅了毛泽东1957年的其他讲话和谈话，3月份毛泽东自己谈起了鲁迅活着会怎样的话题，这是毛泽东为了贯彻“双百”方针，解除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障碍，鼓动知识分子大胆鸣放才抬出鲁迅这个榜样。几个月后的事态就证明这是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陈先生却不这样说）。于是陈先生得出自己的一个猜想：“也许毛泽东1957年3月在北京同文艺界、新闻界的代表们谈论‘鲁迅活着会怎样’的话后，在场的上海文艺界、新闻界人士回去后有所流传，罗稷南等自然先后辗转耳闻。恰巧毛泽东的回答中也有‘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这样的话，遂逐渐演变为《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述的内容。随着1957年夏天的形势变化，进而把毛泽东谈论此事置换到了1957年‘正值反右’的场合。”陈先生的逻辑妙就妙在把一个重大严肃的话题论证成无稽之谈。写不写毛罗这个对话，周海婴思考再三，写出又抽掉，抽掉又补入，他知道这个问题的分量，怎么可能写些误传误听又置换了背景的不经之言呢？
周海婴对这个事件的叙述有些枝节不够准确，陈晋先生的有些论断就不是枝节问题了。除了他那个很妙的逻辑之外，他还说“毛泽东对鲁迅精神一以贯之的理解和推崇”，这“一以贯之”就不合事实。五四以前和五四时代毛泽东并不推崇鲁迅，而是推崇陈独秀和胡适，尤为推崇陈独秀。1917年9月23日毛泽东曾对张昆弟说：“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魅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1919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高潮中被捕后，毛泽东写有《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他在文尾写道：“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毛泽东早期文稿》收有毛泽东1912年6月至1920年11月的全部文稿，全书五十多万字，连鲁迅的名字都没出现过，怎么能概括为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推崇鲁迅呢？陈先生是研究毛泽东的，他应该读过这本书。再如陈先生还写道：“如果确有罗稷南提出‘鲁迅活着会怎样’的事情，而毛泽东又是那样回答的，在90年代的记叙中，人们不会有意回避，毕竟事过境迁，不再是特别敏感的话题了。”我以为陈先生的这个说法完全站不住脚。据我的观察，近半个世纪来，“鲁迅活着会怎样”一直是个沉重而敏感的话题。
1980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发表了一首诗《假如他还活着》，副题是：献给敬爱的鲁迅先生。诗作者是绍兴五中章玉安。这首诗共六节，每节四行，为节省篇幅，只录其中两节。
他也许已经得到了种种荣誉，
但也许——才刚刚从狱中放出。
荣誉中，他感受到新的呐喊、彷徨，
监狱里，他会写出新的《准风月谈》、《伪自由书》
……
鲁迅在景云里寓所。1928年3月16日摄。
他也许时时在洒墨讴歌“新的生活”，
但也许——正在弹毫针砭时弊世痼。
他也许有了许多欢愉和喜笑，
但也许——正在经历着新的不安与愤怒。
据说一位颇有身份的人物看到这首诗后曾说：作者是反革命。连反革命的帽子都亮出来了，还能说不敏感。这个话题在80年代敏感，在90年代就更敏感。在毛泽东的外国友人中，斯诺有着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在延安与之长谈多次，斯诺据此写出著名的《西行漫记》。“文化大革命”期间斯诺又来华，毛泽东又与之长谈，记得其中一个话题就是毛泽东何时决定打倒刘少奇。他得到的殊荣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身旁检阅红卫兵。这位斯诺先生也提出过“鲁迅活着会怎样”的问题。1981年9月26日在香港大学隆重举行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推举当时尚健在的一丁先生演讲《鲁迅的杂文》，其演说词中有这样一段：“如果鲁迅还活着，他会如何？这问题不断有人提出，毛泽东的好友史诺（大陆音译为斯诺——引者），在《大河彼岸》中也提出过，是否会被迫沉默或被迫去重复党的老生常谈？中译本把这些话都删去了。”中译本为什么删去这些话呢？也是因为太敏感。
李慎之在给舒芜的一封信中写道：“鲁迅的最大幸运是只活到五十六岁，如果他能活到我们这个年纪，他的遭遇会怎么样，他的表现又会怎么样？这是每一个知道，尤其是敬爱鲁迅的人无不关心的问题。你熟识的乔冠华在1962年，胡乔木在1982年都曾对我说过‘鲁迅若在，难免不当右派’的话。然而鲁迅不是一般人，而是特大的人物，他的命运，既要看权力者的政策和策略，也要看他自己的选择。我只能说，他在中国的威望比高尔基更大，性格也比高尔基更刚烈，下场恐怕只会比高尔基更惨。有意思的是，胡适在海外看到大陆‘清算胡风’的时候，评论说‘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胡适毕竟是了解鲁迅的，他俩后来虽然倾向有所不同，但是，分析到最后，本质上都是中国最最珍爱自由的人。”
不断有人提出：鲁迅活着会怎样？毛泽东给出两种答案：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斯诺给出与毛泽东不同的两种答案：要么被迫沉默，要么被迫按官方的调调说话。胡适、乔冠华、胡乔木、李慎之都给出一种答案：被砍头，当右派，下场比高尔基更惨。那首诗作者章玉安其实也是给出一种答案：决不会沉默。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既然今天又提出这个问题，笔者的看法与胡适、乔冠华、胡乔木、李慎之、章玉安相同。以鲁迅一向追求个性解放，一向渴望思想自由，一向多疑而独立思考，以他硬骨头的人格，“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的作风，他再多活二三十年一定不会有好果子吃。一向亲近鲁迅的胡风、冯雪峰、丁玲、萧军等，在反右派前或反右派中都难逃噩运就多少能说明。由于以鲁迅名义发表了那篇《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这是冯雪峰的作品而不是鲁迅的作品），有托派人物出于义愤而认为“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手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是非心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附记］：笔者寡识，故上文只能照引一丁一段话。今得广州刘平梅先生来函赐教：《大河彼岸》书名全文是《今日的红色中国：大河彼岸》。最初是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伍协力译本《漫长的革命》，内部发行；1994年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胡为雄译本《漫长的革命——紫禁城上话中国》，公开发行。刘先生认为伍协力译文较好，他读过，内文没有涉及鲁迅。一丁说中译本把这些话删掉了，大概指伍译或香港出版的中译本，他1995年初病逝，不大可能见过胡译。
2002年12月7日补识
（原载《同舟共进》2003年2月号）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15节 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
黄宗英
天地幽纷，忽明忽暗；疾雷炸电，交错撼震。我猛地惊醒，不知是梦是真？我又见到银发萧萧、伟岸不群的大翻译家罗稷南先生，他昂首健步向我走来……
莫不是刚看过草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铁骨铮铮罗稷南》搅动了我潜意识中积存的情愫？我凄然想起30多年前死于肺癌的罗老，猛然悟到大智大勇者的死亡是他辉煌的永生。我好像又见他在马路对面笑着和我打招呼——恍惚记得前几天他才和赵丹一起散步，他俩依旧经五原路、过淮海中路，在思南路老文化俱乐部打弹子，吃西餐。罗老啊，如今你和阿丹在另一世界朝夕相处，两颗容不得些微渣滓的灵魂尽可像生前那样倾吐积郁，您为什么还来找我？
莫不是啊！啊，一定是，一定是为那桩事——既非“军事秘密”，也非“党内绝密”，可竟然掖在我心角落里45年，从来没说过、从来没写过，不久前却由当年的后辈现今亦年逾古稀的周海婴给捅了出来……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这段“罗毛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也想不起哪一位还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简要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后，问他：“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分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
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资料校正我的远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对话”给我的震撼，提起这件事，我血液循环也要失常。
作为经历过旧社会的演员，我曾在黑暗中憧憬、追求、企盼、等待，并一厢情愿就全心全意跟定了共产党，哪怕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解放初期，我所有的工作总结、年终鉴定，第一条就是听党的话。哪怕是在某个早晨，我们突然发现报纸头版头条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