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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我所有的工作总结、年终鉴定，第一条就是听党的话。哪怕是在某个早晨，我们突然发现报纸头版头条大标题《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把我吓懵了时，也是如此。（赵丹踏上26路车往徐家汇去电影厂时，售票员悄悄问他，“侬呒没进去啊？！”——我们本来还以为深受欢迎的影片可能荣获“毛泽东奖章”哩。好在当时有于伶同志上门来开导，而黄源同志更常与阿丹对坐，一根接一根抽烟；黄源制服前襟落满了烟灰，显然领导人的思想负担比我们还沉重呢。）
事情过了也就过了，我们和党不隔心，还是一门心思，想为人民拍出好影片，只是……只是到反右时，党内传达“大鸣大放”是“引蛇出洞”、是“阳谋”不是阴谋，我才头一次感到自己的心结凌挂霜了。那以后……那以后我才对政治有了神经兮兮的一面，虽然依然糊里马虎至今。
言归正传。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阿丹说：“宗英你怎么啦，虚汗淋淋的。”当时我预产期将到，我答：“孕妇可能特别敏感，我害怕……”及至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太大的会场，只见一张张小圆桌散散落落，一派随意祥和气氛。我们电影界的人扎堆坐在迎中门方向的两三张小圆桌边。
50年代领袖接见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安排。我回忆不起毛主席是怎样坐到电影界桌边的。在去年（2001年）中国电影艺术资料中心为庆祝党的诞辰八十周年摄影图片展的版块上，我看到1957年夏天赵丹和我坐在毛主席身边的中景照片；而此番动笔前查到《光明日报》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报》1957年7月9日刊载新华社通讯稿及会场全景照片，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对面。据此我依稀记起在“罗毛对话”后，赵丹和我曾让开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这也是合乎情理的。
我们还见到一些经常在重大聚会时见面的各界朋友（共三十六人），上海市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也来了。
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王人美的父亲是自己的老师，并问起演《渔光曲》的电影演员王人美来了没有？有人答：演员王人美今天没来，女作家王元美来了。元美忙站起来说：“毛主席，我是不是来错了？”毛主席大笑说：“没错没错，欢迎女作家王元美同志。”人们有跟着鼓掌的。毛主席放下手中的黑折扇查看手中的一份与会者名单，点点头说：“噢，你的先生是话剧《清宫外史》的大导演村彬。他可好啊？”元美笑答：“好，好，谢谢，谢谢。”
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只听出“苏区一别”的意思。
还是此番为此稿查资料时我方得知，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任十九路军秘书，在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筹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他曾被派赴瑞金，与红军将领张云逸签订共同反蒋抗日协定，并向被封锁的苏区供应急需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和药品，当时毛泽东曾设宴款待陈小航。罗稷南有这番军旅经历，怪不得我以前总感觉到这位勤于笔耕的翻译家身上有一股军人的英武阳刚之气。怪不得了。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仿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化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公开提出？还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记不清远一点儿的圆桌旁的哪一位站起来又说些什么，也记不清座谈会是怎么继续的，我只偷空儿悄悄问应云卫：“应家伯伯，侬阿听清爽要关勒监牢里？”［注，上海方言：你是不是听清楚了（毛主席说——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被关在监牢里？］
应云卫对我滑头滑脑笑眯眯：“清爽勿清爽，当伊呒介事。”［注，上海方言：清楚不清楚，就当作没有这回事。］他嘻嘻哈哈跟别桌的老朋友搭讪去了，满堂宾客他仿佛没有不认得的。（应云卫，这位老导演，老制片，“文革”中被拉出去游斗时猝死于街头大卡车上，颈上还挂着“大反革命分子”的沉重木牌。他被判定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重要人物，直到1979年彻底平反时，电影圈内人才知道他竟是1935年单线发展的中共秘密党员。“天地一舞台，人生一出戏”，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位天才演员有他这等超凡的演技，实在是古今中外之一绝。老应啊，应家伯伯啊，我们大家好想你！）
那天晚上回家，我疲惫得几乎晕厥，只觉得腹中胎儿在伸胳膊踢腿。我担心已惊动了胎气。作为母亲，我怕自己的精神负担影响到即将出世的宝宝。我请假休息了三四天，剧团里还等着我（所有党员和积极分子）“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哩。
报上大标题的反右社论、通讯一篇比一篇“结棍”［注，上海方言：厉害］，《斗争正在开始深入》（《人民日报》社论）、《人民代表揭露右派反动面目》（《光明日报》头条），而头版的右上角是毛主席接见我们，大家笑逐颜开簇拥着有说有笑的毛主席的大幅集体照片。
我不敢再想7月7日晚上的“罗毛对话”，更不敢想“关在牢里”。不该想的偏又想：怎么没见什么文件、简报记载此事？我知道孕妇此时应该看最美的图画，听最美的音乐，可是又禁不住怯怯地问阿丹：“没听到批判罗老的提问吗？”
阿丹神色严厉地“划”我一记：“侬笨哦？！格事体摊出来啥影响？”［注，上海方言：你笨不笨？这种事情公开出来是什么影响？］
（阿丹这些日子特烦躁，他正为老友钟惦斐的《电影的锣鼓》和瞿白音的《炉边夜话》在挂钩上纲写检查。同时还要为参加中宣部一次“扩大会议”，聆听了毛主席讲话后与石挥他们合写的一篇文章写检查。）
于是我谨遵“非礼勿言”的古训，几十年来，几乎没跟人谈起1957年之夏，震撼心灵的一瞬间——发生于短短一分钟时间的“罗毛对话”。
此刻已是“罗毛对话”的45年之后，是7月4日的丑时。
窗外接连雨声暴雷向我奔来。
光的闪裂，雷的撞击。一切似被吞噬了。天与地汲存了此声此象，“对话”被刻入于宇宙文化之砾石。
写于2002年7月4日病中
［注释］
1。 黄宗英女演员，作家。原籍浙江瑞安，1925年生于北京。天津南开中学肄业。1941年到上海，因主演喜剧《甜姐儿》而知名。1947年从影，先后主演《追》、《幸福狂想曲》、《丽人行》等影片；因在《乌鸦与麻雀》一片中扮演女配角余小瑛，1957年初于文化部优秀影片（1949—1955）评奖中获一等奖。新中国成立后拍摄《家》、《聂耳》等影片。1965年后，在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事创作，著有《星》、《大雁情》、《美丽的眼睛》、《橘》等。曾将所作报告文学《小木屋》改编并作为主持人摄制成电视片。1980年代，黄宗英参与了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和《花轿泪》的拍摄。1990年代主持电视系列片《望长城》等。
2。 赵丹（1915—1980）电影和话剧演员。原籍山东泰安（肥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1933年开始演出话剧和拍摄电影。代表作有《马路天使》、《十字街头》、《小玲子》、《遥远的爱》、《关不住的春光》、《乌鸦与麻雀》、《武训传》、《李时珍》、《海魂》、《林则徐》、《聂耳》、《烈火中永生》等。艺术理论著作有《银幕形象创造》和《地狱之门》。他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最受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并得到“人民艺术家”称号，获得此荣誉的另一位是老舍先生。
3。 《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新中国成立后文化界第一次“大批判”由此发端。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执笔的。
4。 于伶（1907—1997）江苏宜兴人。剧作家。
5。 黄源（190５—2003）翻译家、作家。早年追随鲁迅先生，在上海编辑《文学》、主编《译文》等杂志。
6。 王人美（1914—1981）女演员。祖籍湖南浏阳。1934年在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中扮演渔家姑娘小毛，轰动上海。次年这部影片获得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
7。 王元美，女作家；杨村彬，导演。他们是夫妻俩。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清宫外史》不是《清宫秘史》。毛泽东后来曾亲自主持批判了《清宫秘史》。
8。 钟惦棐（1917—1987）电影评论家。1956年发表《电影的锣鼓》，认为“工农兵电影”的提法忽视民族传统，且行政干预过多，从而导致国产影片质量不高。这篇论文引起广泛的响应。
9。 石挥（1915—1957）电影和话剧演员，与赵丹齐名。代表作有《秋海棠》、《腐蚀》、《我这一辈子》、《关连长》等，导演影片有《鸡毛信》、《天仙配》等。
（以上注释主要根据《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所载）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16节 听黄宗英说往事
方进玉齐简
2002年11月12日晚，我们去黄宗英阿姨家取稿件——一篇1957年毛主席评价鲁迅的重要稿件。
高挑的身材，优雅的风度。说话字正腔圆，朗诵绘声绘色。红色毛衣，黑色裤子，白色长筒袜，蓝白色手工编织的红毛线帽子歪歪地扣在头上，脖子上挂着一支随时可以启用的圆珠笔——电影表演艺术家、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黄宗英，就坐在我们对面。
“也巧了，当年在上海新康花园写回忆阿丹的文章，入夜后也是风雨交加。这一次写文章回忆罗稷南，北京的7月4日晚上也是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坐在椅子上的黄宗英阿姨戴上老花镜，执意要给我们从头至尾读一遍文章。
黄阿姨朗诵功底颇深，通篇稿件的基础部分，她都用普通话来读，碰到她和赵丹对话，她会用上海话读；碰到毛主席讲话，她会用湖南方言读；碰到罗稷南说话，她又尽力模仿云南口音，她说，“云南话我学不像，只是为写《闻一多》电影剧本去昆明，接触过一些从云南过来的朋友，跟他们学了几句。”她一边诵读文章，还一边给我们作解释。
黄阿姨说，这篇文章能够拿出来，我给自己设了“五关”。第一是法律关，我这样站出来说，从法律上讲是不是合适，史大律师（史保嘉）给了我勇气和支持。第二是事实关，毛罗对话很简短，我的记忆能不能一步步踩清楚，这点很重要。我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记得住的，就写；记不住或者记不清楚的，就不写。因为我不是负责现场记录的，我没有记录毛主席全部讲话的责任。第三是辩驳关，就是说，我要能回答其他人的质疑，假如有人说：“你那天站的位置，不可能听见毛主席和罗稷南对话！”那我要拿出证据，证明我所处的位置确实能够听到、听清楚毛罗之间的这段对话。第四是身体关，回忆这些往事，我的血液循环快要失常，甚至要停止流动，史律师知道，我患有脑梗塞，但我必须把我听到的这段对话写出来，算抢救自己的史料。第五是文字关，7月4日晚上写毕，过了些日子我就把稿子交给了李普大哥（李普，新华社原副社长）。李大哥曾是青岛“荒岛书店”的地下党员，我9岁时，李普大哥曾帮助家兄创办铅印小报《黄金时代》。我对李大哥说：“拙文若有语病、罗嗦、不妥之处，请放手删减、调整。”
黄阿姨还强调说：
——我出身于文化人家庭，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孙文先生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到了能够参加学潮的年龄，闻一多的倒下又促成我们这代人站起来。闻一多的演讲，我至今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