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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狠斗私字一闪念”，我以为无不是要整掉知识分子个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长期以来，我们只推崇做“革命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而不同时注重个人思想自由。甚至到改革开放之后，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仍吓得许多人纷纷作检讨。
由此可以不难想像，鲁迅“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思想，被我们看成是不合时宜，是必然的了。鲁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专制独裁，深恶痛绝。他把建立民主自由的“人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与此同时，他对当时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也有察觉而十分反感。他在《文艺和政治的歧途》一文中，对自己主张的可能遭遇，早就有令人深思的预见。文中说：“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
应该指出，不光是中国，就是在曾被我们尊为学习榜样的“老大哥”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条最基本信条，不但从未得到信奉，相反的是遭到更彻底的背叛。
人类的发展是由必然王国逐步向自由王国过渡的过程。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发展。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消灭人对人的剥削、依附和束缚。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劳动者摆脱了人身依附状态，同时提出人权的概念。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中规定，人生来是平等的。人人都有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的权利。一切公民都有言论、出版的自由。资本主义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为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进一步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层发展，成为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联合体。这在经济上就要使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从而消除剥削。在思想文化上，就要体现人是思想的人的本质，在精神上得到空前解放。但是苏联的实践正与此背道而驰。斯大林在上世纪的30年代，强行全盘集体化，大搞所谓“消灭富农”，剥夺农民，使广大农民群众成为既无土地，又无生产资料，又无大牲口的集体农业无产者。其结果是造成农业生产的大倒退。苏联农业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的沙皇统治时期。与此同时，斯大林从那时开始，一直延续到他去世前，在国内反复进行大清洗、大镇压，清除一切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异端。在这过程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还是一个未查清的谜。人们说，斯大林消灭的革命者，比所有沙皇杀掉的革命者还要多。这样，连人的生存权都没有了，哪还谈得上人的自由发展呢？只要我们了解了这样的历史事实，那么对成立了七十多年，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为人类作出辉煌贡献的苏维埃共和国，竟在人民极度冷漠中自动瓦解，也就不会奇怪了。
再说我们中国，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但是后来的公社化，使农民丧失了生产积极性。许多地方农民的温饱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连年发布进行农业和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使农民获得了农业生产和经营的自由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我国农村面貌立刻改观，并进而推动了我国的全面改革开放。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党我国中兴了，奋斗二十年，将个千百年来未解决的温饱大难题解决了。这前后两者相比，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权和个体人的积极性，对社会发展是何等重要。但在精神领域要得到自由和发挥积极性，要艰难得多。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究竟整掉了多少知识分子，甚至迫害致残致死了多少人，谁也无法统计。更严重的是：这对我们整个民族精神的深层伤害，是难以弥补的。“这就使中国知识分子彻底丧失了主体人格、丧失了理性和良知，丧失了判断力、想像力、批判力。”“这样的民族是既不需要上帝，也不需要知识分子的民族。难怪20世纪的中国给知识分子的职业功能作出了如此重大的改变：扫厕所、种庄稼、游街、挨打、坐监牢、吸收子弹、写认罪书和告密信。而知识分子对新职业安排则非常恪尽职守，果然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以上均摘自摩罗《知识分子的覆灭》）可以想像，要治愈这样的民族精神创伤，重新焕发出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要造就出能肩负起新世纪重任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将需要我们今后几代人付出多么大的努力。
为什么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发展，在苏联和中国都遭到这样的命运呢？我想首先是革命斗争和战争年代的严峻环境，敌强我弱，斗争与战争非常残酷。我们党，我们党领导下的团体与军队非常需要铁的纪律，绝对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需要个人无条件的服从整体，不可能过多照顾个人自由，这在那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这些革命战争时期的成功经验，以后变成理论搬到和平时期，这便不妥了。这是一方面。另外，更深层的原因我想还是历史传统的严重影响。俄国和中国在历史上都是落后封建农业国。在专制制度下从来没有出现过人的解放、个性的解放的历史过程。鲁迅说过，中国人自古以来从来没争得过人的地位，永远只在乱世之奴和盛世之奴间来回颠簸。在俄国，曾经受欧洲文艺复兴影响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曾经对包括鲁迅在内的我国知识界产生过很大影响。相比之下，我国知识界这个时期的情况比俄国还要弱得多。伟大的“五四”运动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我国原来的士大夫读书人，向“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现代知识分子目标，作了积极的探索，出现了一批光彩照人的先驱。但是，在现实的民族存亡危机、救国救亡压倒一切客观情形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走了一条阶级斗争为纲的弯路，这样，我们对民主自由的探索就不幸中断了。鲁迅的“立人”思想因种种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自然不可能引起足够重视。鲁迅的呐喊曾经震动了社会，如巨石投水引起波澜，但接下来却是沉寂。
回顾20世纪中国人民走过的艰难道路，展望未来，我们将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上世纪初窃来的神火——民主、科学、人的自由发展，必将继续照亮我们新世纪的道路。中国人民在现有经济政治成功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必将进一步通过“立人”达到“人国”，我们在世界全球化的过程中将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自注］：此文是与《鲁迅的世界》作者、著名画家、鲁迅研究专家裘沙同志讨论写成。裘沙详注《文化偏至论》一书，并提出了该书与《共产党宣言》的联系。
（原载《炎黄春秋》2002年6月号）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26节 一个老共产党人的世纪思索
李锐
钟沛璋同志只比我小七岁，也是快八十的人了。我们有大致相似的经历，即青年革命，中年坎坷，老年反思。……
我们是20世纪过来人。这个世纪是人类历史空前巨变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两大阵营对抗，科学技术空前发展，新经济方兴未艾，进入信息时代，经济日益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人类共识。大家知道，所有这些变化都曾经和正在影响我们这个古老国家，可说无人不受影响，尤其知识分子。我们过去的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欢乐与痛苦，光荣与羞愧，尤其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同后二十年其间的根本变化，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所谓反思，即我们所经历过的这段历史，到底是怎样回事？从理论到实践，确实查清楚弄明白，这样才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否则，就还会扭秧歌前进（进一步、退两步），甚至还可能走弯路。
从时序上说，《鲁迅假如活到1957年》反思最早的，是有关鲁迅1907年的文章《文化偏至论》。鲁迅亲身感受到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非人的世界，人永远只是在乱世之奴和盛世之奴来回颠簸，痛感奴隶们的麻木不仁，认为中国在新世纪要“生存两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即“尊个性、张精神”的“立人”思想。作者查出鲁迅当年在日本接触过《共产党宣言》，鲁迅如此重视个体人的精神自由，同马克思的根本的思想是一致的，即《宣言》中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人的全面解放，从物质自由到精神自由，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追求。可是，50年代出版的《鲁迅全集》，对《文化偏至论》有批评性注释，认为文中有错误，“尊个性、张精神”属于尼采的资产阶级观念。大家知道，毛泽东在延安曾多次高度评价鲁迅，是“中国第一等圣人”，是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作者说：“在我们见到的毛泽东古今中外人物的评价中，没有见到第二人受到过这样高的评价。”
令人想像不到的是，作者在文章开篇却引用了这样一件发人深思的事实：1957年，毛泽东曾在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特去看望，向毛提出一个大胆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从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罗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了。（引自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
于是作者认为，毛泽东的心同鲁迅的心其实是并不相通的，同马克思的心也是不相通的。因此，《共产党宣言》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在中国长期不被重视，个人自由一直被认为是不好的东西；一篇《反对自由主义》曾被作为整风的经典文件；新中国刚一成立，为破灭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幻想，要批判“民主个人主义”；从批判胡风的主观精神开始，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活动，从“反右派斗争”，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无不是要整掉知识分子个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作者引用了王申酉的一句话：“为什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那么大力与禁锢着他精神发展的种种社会桎梏作斗争，但他走上政治舞台后，却使我们这一代青年带上更严厉的精神桎梏？”从而感慨道：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三纲五常”，到以革命为名义宣传做“螺丝钉”、做“驯服工具”，是一条长长的绳索，把独立的人格、自由思想、个人发明创造都紧紧地束缚住，使我国人民长期处于龚自珍所哀叹的“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使孟子所鼓吹的“民为贵”成为一句空话。甚至改革开放之后，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仍可吓得许多人纷纷作检讨。……
（此文引自钟沛璋《与江总书记一席谈》的序言，2002年6月版）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27节 我看“毛罗对话”
刘金
不久前，《文汇读书周报》和《南方周末》先后发表了黄宗英的《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及贺圣谟的《孤证提供人（亦即“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贺先生）的发言》。两个“亲聆”，黄宗英在现场“亲聆”毛罗对话；贺圣谟则是“亲聆”对话一方罗稷南的“讲述”。两个“亲聆”的真实性，似乎都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自从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首次披露毛泽东回答罗稷南的提问：“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答：“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到最近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和广州《南方周末》先后发表黄宗英和贺圣谟两位“亲聆”者的文章以来，人们对毛泽东在一个有三十六位知名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是否会这样说，一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是，曾经那样高度评价和推重鲁迅的毛泽东，是绝对不会、不可能在一个有36位知名人士参加的座谈会现场这么说。有一位鲁迅研究者，认为毛泽东不可能这样说，却又讲不出不可能这样说的充足理由，便干脆来个不承认主义。说1957年7月7日根本就没有开过这么一个座谈会。当然也就没有“毛罗对话”，没有毛泽东说（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这回事。
在我看来，这位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