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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那种虐待狂、那种折磨文化人的恶欲，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形成或者培养起来的？为什么特别要那么凌辱知识分子文化人？这样破坏教育和文化，对我们国家民族的戕害有多大多严重？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句来源于两千年前孟老夫子的话，千百年来人们常常挂在口边。这几十年我们很少讲这句话了，恐怕是由于它有“人性论”之嫌。我们新中国过去只讲阶级性，认为没有什么抽象的人性，只有剥削阶级才讲人性，认为人性论是资产阶级的货色，是反动的东西。拿恻隐之心来说，难道对阶级敌人可以存恻隐之心吗？须知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所以我们不“施仁政”，如此等等。几十年来，伟大领袖谆谆教导，已经深入人心。剥削阶级子弟参加革命，必须跟家庭划清界线。大义灭亲，古已有之；六亲不认，于今为烈。土地改革中发生过地主子弟批斗父母、甚至打父母耳光之类的事，虽然舆论并不一定赞同，也不论是自动的还是被动的，是不是真心的，反正
是正儿八经的革命行动。“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亲不亲，阶级分。当然是越残忍越革命，越暴虐越光荣，越野蛮立场越坚定。何况他们是某某的“红卫兵”、某某的“红小兵”，还是血气方刚的小年轻呢。
至于为什么要那样对待文化人，我曾经这样问过我的一位亡友杨国宇。他原来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部下，我在刘邓大军跟他相熟，他最后的岗位是新中国海军副司令。双方都退下来以后往来甚密，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四方面军那么歧视知识分子文化人？不料他反问道：你说说哪个方面军不歧视知识分子文化人？我无言以对。我虽然不是红军、没到过延安，但是在地下党参加了整风，认真学习过《整风文献》，对知识分子（文化人）的当头棒喝，至今记忆犹新。《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中说：“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司父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读了这些话，知识分子只能自惭形秽。能自惭形秽就好，表明你有了一点进步，这正是提高革命觉悟的开始。再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叫知识分子必须觉悟到自己连灵魂也不如工农。《讲话》说：“我是个学校里学生子出身的人，……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农兵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农兵在一起了，……我才根本地变化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与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
1936年10月8日，鲁迅在“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上与青年木刻家们座谈，时距逝世仅十一天。
那么，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呢，何以知识分子文化人就不干净呢？ 毛老人家把答案说得清清楚楚，那就是：知识分子读了书、从书本上得来了知识，工农没有这些，双方的差别就是这一点。换言之，读了书就有罪，有知识就有罪，如同基督教所说的人人有“原罪”一样。毛老人家承认自己也有这个“原罪”。他说“我是个学校里学生子出身的人”，这是他那“原罪”的根源。又明白无误地再加阐释，说他那肮脏的思想感情是那些“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
“文革”时期的学生子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多半不知道延安时期那些事。但是，建国以后，早在1952年春天的“五反”运动中，毛泽东就得出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内部主要矛盾的结论。这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不再是“朋友”而成了“敌人”。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肯定了他那个结论。到了1966年5月，“文革”前奏之一的毛泽东“五七指示”又昭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革命小将、革命中将和革命老将们的所作所为，包括那样对待文化人、那样对待自己的老师，都是贯彻执行最高指示。他们那样野蛮、那样暴虐、那样残忍，都是有来由的，对阶级敌人能心慈手软吗？
2002年8月12日
（原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10期，节录时略有删补）
［附注］：据作者意见，本文中所用的“文化人”这一称呼，指的是“专门从事文化职业”的、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即现代化精神文明的积极建设者；“文化人”有别于旧式文人，也有别于一般所谓“知识分子”，更有别于封建专制传统下钻营“仕途”的知识分子官吏、职业官僚等。
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第47节 鲁迅也不会有更好的命运（1）
——也谈假如鲁迅还活着邵燕祥
历史不容假设，这是说熟了的一句话。
因为历史的第一义，是指在这世界上确实发生过的人和事，铁板钉钉，不容抹杀和篡改的。没有发生过的，托之于假设，似乎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但有人设问：如果鲁迅活到1957年，会怎么样？却也不是要求“戏说”。
军中无戏言。政治人物没有戏言。如说刘少奇像只蚂蚁，用一个手指就可以捻死他；后来果如其言，而且似乎不费举手之劳。
涉及人的命运，自然会有许多偶然因素，比如暗杀而没有打死；但基本上取决于人的性格和际遇。性格可以被环境改变，不过有其主导的不变的方面；而人的际遇是变数较大的，遇到什么人、什么事、什么大环境、小处境，结果往往不同，这又是必然中的偶然了。
1990年初，我因《推背图》的流行，想到我们还没有《动物农场》、《1948年》那样的政治幻想小说（寓言或预言），从而想到一些重要政治人物的生死出处虽属偶然却能对历史发生不小的影响，曾作过一些历史的假设，如：
假设l976年1月周恩来没有病逝，自然就没有4月以悼念周恩来为标志的天安门事件，没有随后借口天安门事件撤销邓小平职务和任命华国锋代之的两个决议；而再假设毛泽东先于周恩来去世，那末中国政坛上的事态将如何发展？
假设1971年9月，不是林彪死于非命，而是如所公布的林彪集团刺杀毛泽东的密谋得逞，那末中国70年代的历史是否就会完全两样？
假设1936年没有发生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策动的西安事变，蒋介石继续执行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事情将会怎样？或者，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没有能够实现“联蒋抗日”，而由某种力量处死蒋介石，则后来国内各种政派之间及中国对外关系将出现什么样的格局？
假设中央红军北上途中，不是偶然地从《大公报》发现陕北还有刘志丹所坚持的根据地，并前往会师，那后来的一切会是什么样子？
这就是说，在某一个历史关键时刻，由于一些偶然因素，历史可能作出另一种以至几种不同的选择。我在《历史假想小说》一文里，希望能有作者对各种社会力量及其代表人物，对国际国内各种势力的角逐、消长，对各个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或矛盾或调谐的利害关系和心态，进行研究，虽属虚构却非“凭空”，写出假想的当代史、现代史以至近代史题材的小说来，在激发读者兴味的同时引起读者深思，让我们从“虚构”中发现“历史的镜子”从另一角度反映出的历史真实。
这样的思路，不是我所独有。包括我在内，不少人都写过“假如阿Q活到今天”的话题，只是没有大手笔把这题目做大罢了。而且早在1980年就有人写过假如鲁迅还活着的一首短诗，招来意想不到的罪名，于是大家缄口。现在能容大家在这里放谈，表明二十多年来毕竟有了进步。
据说在1957年罗稷南对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是到1957年特别是反右派运动中，毛泽东将如何对待鲁迅。反正是假设，我们本来也还可以更大胆些，设想鲁迅活到新世纪的今天。可那样鲁迅就达到120岁了，文章便会做得像是宣传养生保健的东西；限于篇幅，还是不要跑野马，回到罗稷南的出发点吧。
我们从文献上看到的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言论，都发表在鲁迅去世以后。罗稷南要问的，则是如果鲁迅一直健在，活到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处境会怎么样，毛泽东将怎么看待和对待他。已故的鲁迅，尚且常在毛的视野之内，假设面对一个活着的鲁迅，自不会视而不见。
1957年回答罗稷南提问时，毛泽东所据是他心目中的鲁迅，是截至1936年逝世时的鲁迅。毛泽东则已是1957年的毛泽东，不是30年代割据一方的苏区领导人，而是生杀予夺大权在握的中国执政者了。
其实，即使没有毛泽东回答罗稷南提问一事，难道我们就不能设想1957年的毛泽东如何处置1957年的鲁迅吗？这种设想不是戏说，那末只能以我们已知的二人的言行和性格作依据，从已知推测未知，就如毛泽东谈蒋介石时说过的，从他的昨天可知他的今天，从他的昨天和今天可知他的明天。排除了不确定的偶然性因素之后，其中应有必然的或至少是接近必然的结论。
鲁迅是不变的，其性格不变，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处世态度不变；虽在某些论者那里他像“莽昆仑”一样被“裁为三截”（少年之外，分为前期、后期），他对世界的认知有所发展，而思路的变化却并不是无迹可循的。毛泽东也一样，纵然某些具体观点有时变化，某些策略更时有变化，而他的性格以及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处世态度也是不变的。
但在据此作出逻辑推论的时候，必须注意到，如要假设鲁迅活到1957年，那他必得经过从30年代后期而40年代，以迄50年代前期的几度沧桑。然则毛泽东在1957年就不是面对一个突然从1936年蹦到1957年（或说是长眠21年后突然醒转）的鲁迅，而在此之前，先得问问鲁迅在那风云变幻的21年间是怎样走过来的，其间毛泽东怎样看待鲁迅的“政治表现”，并采取相应的态度了。
鲁迅的健康状况姑置不论，鲁迅若不死于1936年，究竟能否活到1957年？就是一个大问题。
首先是蒋介石对鲁迅能够容忍到什么程度。1936年鲁迅逝世后不久，就发生了“双十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获取释回到南京，对张学良实行军法审判并加以软禁。如果鲁迅当时还活着，多半会与宋庆龄采取同样的态度，也就是支持共产国际提出又为中共所接受的“联蒋抗日”的主张。这时的鲁迅多半不会成为蒋介石必欲杀之而后快的主要对象。沈钧儒等“救国会”七君子事件，不论鲁迅是否参与，蒋介石迫于舆情，顶多也像对七君子一样予以拘捕起诉，不至于大开杀戒。
在抗战期间，马寅初因公开抨击孔祥熙的腐败，向蒋政权挑战，遭到逮捕关押；假设鲁迅活着，想要封杀鲁迅而封杀不了，他们也会给予同等待遇，不过还不致采取极端手段。但到了1946年，蒋介石悍然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内战，先后制造重庆校场口、南京下关的打人事件，并不能平息反内战、争民主的风潮，遂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暗杀李公朴、闻一多，此时，假如鲁迅活着，恐怕难逃一枪。因为早在1933年杨杏佛被刺前后，鲁迅已上了特务的黑名单，他去参加杨氏追悼会，就没带回家的钥匙。由于积怨过深，在蒋介石1949年从大陆逃往台湾前夕，假设鲁迅脱身有失，落在他们手里，会不会遭到杨虎城那样的肉体消灭，怕只有天晓得。
抗战开始后，假设鲁迅活着，在把矛头指向日本军国主义的同时，他不会放弃对蒋介石，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进行犀利的批评。鲁迅不会同意王明所谓“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主张。这在客观上是同毛泽东在统一战线内保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相一致的。然而，当陈独秀被康生等造谣诬为收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时，鲁迅恐怕不会轻信。一则他对“五四”时期并肩对敌的陈独秀之人格操守是有相当了解的，二则鲁迅自己身受过所谓“拿苏联卢布”之类的诽谤，因此，他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