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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拉姆斯、贝多芬、舒伯特和舒曼所做的曲子。使我记忆犹新的曲子有《神界的黄昏》、《醒来吧，孩子》、《举起闪光的杯》、《崇高的心灵》、《沉浸在幸福中的爱情》、《漫游他乡》、《独自在春园散步的朋友》和阿依达的最后一幕《封墓》。希特勒非常喜欢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特别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希特勒在提到这部作品时说：“愿这部作品的曲子伴随我去见上帝。”希特勒认为理查德。瓦格纳是“用音乐思想来复兴德国文化的人”。在他看来，瓦格纳的音乐语言“如同上帝的启示”。瓦格纳的几出歌剧他百看不厌。此外他从不错过参加拜罗伊特戏剧节的机会（如1936年西班牙战争时）。他不仅在财力上支持拜罗伊特戏剧节，而且还计划让德国各界人民以某种徒步朝圣的形式去参加戏剧节。《德国劳动阵线》组织工人和职员到拜罗伊特进行“欢乐带来力量”的旅行，这一举动激发了各阶层人民对瓦格纳作品的热情。
然而，希特勒不仅喜欢严肃的音乐，而且也很爱听轻松愉快的音乐，特别是《快乐的寡妇》、《蝙蝠》和《吉卜赛男爵》。如果整个晚上都是听音乐，有几位先生就主动到客厅里去坐。特别对有时争吵得很凶的海因里希·霍夫曼和尤里乌斯·绍布来说，似乎听音乐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明辨是非的机会。如果他们争吵的声音太大，希特勒就吩咐仆人到客厅里请他们“要小声点或回到壁炉旁边来”。
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常常提起他那些不懂音乐的陪同使他处于很尴尬的境地。他说：“看歌剧时，我老得留心我的先生们不要发出鼾声。在看《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时，霍夫曼几乎倒在包厢栏杆上。我不得不叫醒绍布，让他过去把霍夫曼弄醒。布吕克纳坐在后面，已发出鼾声。简直可怕！”
希特勒讲的这类助兴的轶事自然常常引起包括爱娃·布劳恩在内的所有人的开怀大笑。如果谈及的话题不合爱娃的口味，她马上会表现出来，希特勒也从不忽略这一点。遇到这种情况，他便轻轻地抚摸她那搭在沙发靠背上的手，同她悄悄私语几句，爱娃便上楼去了。当接发现希特勒对另外一位女士“过于”殷勤时，她也常常这样离开。
例如，1938年除夕，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给我寄来一封信，让我不要当着任何人的面交给希特勒。所以，当他要离开大厅时，我把他叫住了。在所有的客人都到地下室九柱戏球场去了之后，他挽着我的左胳膊，同我单独在大厅里踱来踱去。我穿着一件浅褐色丝绒透明长裙，配上白狐披肩，显得华贵。除夕晚餐之后我有点醉意，穿上这套夜礼服使我增加了一份自信和勇气。我把信交给希特勒之后，把格雷特尔·斯勒察克赞扬了一番，真像是在为他们说媒。我坚信他同意我的观点，而后我接着说：“我的元首，爱娃这个人对你并不好！”
他不但未对我这句冒失的话表示反感，反而好笑地看着我说：“她做到这个程度就够了，够了！”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根本就谈不上像某些粗制滥造的作家在1945年以后所描述伪那样伟大的爱情。
显然，希特勒对我在除夕之夜那种说媒的行为非常开心，他当时并未准备离开大厅。看来我们单独在大厅逗留的时间过长了些。因为正当我们谈兴正浓的时候，爱娃·布劳恩突然出现在大厅，她很不高兴地扫了我一眼，显出一副受了侮辱的样子对希特勒说：“原来你在这儿，我们大家都等你呐！”
希特勒显然没有忘记这个插曲。因为几个星期后，他又谈起此事，微笑着对我说：“那天晚上你有某种魅力！”除夕之夜，人们在大厅内的壁炉前还拍摄了集体合影照。希特勒请了那么多客人，这是他最后一次庆祝除夕。
在大厅里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在1941年5月11日接受希特勒的一次口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绞尽脑汁设法为他的副手鲁道夫·赫斯飞往英国寻找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措辞。希特勒闭口不谈赫斯出走的各种原因，却设法对此事加以解释，但总也找不出合适的措辞。最后，当他把驾机出走说成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作为财，似乎才算满意。这是我经历过的一次最艰难的口授。
希特勒是英国殖民政策的赞扬者。早在1926年他就对他最亲近的同事说过：“我不希望珍珠从不列颠帝国的皇冠上掉下来。对人类来讲，这将意味着灾难。”例如，在战前当德国公众舆论赞扬印度解放运动时，他说：“我禁止我们的人跟着甘地瞎起哄）“自由不是用织布机，而是用炮弹争取来的。”
从他的许多言论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与英国结盟是解决世界政治问题最理想的办法，这是他始终在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英国舰队与德国军队联合起来足以为世界政策奠定新的基础。早在20年代希特勒就开始撰写一本有关外交政策的书。1939年，英国刚刚宣战，他当着我的面对赫斯说：“我的全部事业都完蛋了。我的书白写了。”
我认为，赫斯是唯一了解希特勒书中所阐述的那些思想的人，正因为他了解得太多了，所以才驾机飞往英国。
这个大厅也是许多有意义的事件、访问和会谈的见证人。例如希特勒对温莎公爵和夫人的来访颇有好感。下午我从办公室窗户望见希特勒陪着公爵夫妇站在平台上，显然他是在告诉他们前面每座山的名字。公爵夫人穿了一件俭朴的深蓝色的毛料女服，头发简单地向两边分梳，在后脑勺上盘成一个发结。这般装束使她显得既雅致又高贵。
无疑，她给希特勒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晚上在壁炉旁他说：“如果可能的话，她无疑将成为一位好王后。”希特勒袒护为爱一个女人而放弃了英国王位继承权的王子。他很遗憾——因为他把王子看作德国的朋友——王子没有为他的事业而斗争，况且这种斗争还可以得到工人的同情。
那天晚上，希特勒在壁炉前还谈到几天前他刚刚接待过的印度伯爵、穆斯林领袖阿迦汗，他说，这位伯爵时常从他的国家的教徒们那里得到与他的体重相等重量的黄金，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与阿迦汗的会谈经常引起希特勒的思考。比如，阿迦汗认为，如果查理·马特尔在八世纪在图尔和普瓦捷之间进行的战役中不把阿拉伯人击退，对欧洲来说，现在的情况要好得多。假如是这样，整个欧洲就变成了穆斯林世界，欧洲就可以保持明智，人民就能够和平地在这个大陆上共同生活。阿迦汗对欧洲的现状进行过思考，希特勒很欣赏他的观点。另外，希特勒还赞成伊斯兰教的一些作法，尤其是不喝酒，不食猪肉并有四旬斋期。
希特勒经常谈到曾在贝格霍夫作过客的要员还有1936年来访过的英国政治家劳合·乔治。希特勒说，劳合·乔治很称赞贝格霍夫坐落的位置、建筑风格、室内摆设，尤其是窗外那一派美丽的山区景色强烈地感染着他。德国在克服失业、安排业余时间和医疗保险以及建立许多其它的社会设施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同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莱伊博士在他访问贝格霍夫之前曾向他介绍过劳动阵线的福利设施。
与此相反，汉姆生在贝格霍夫的访问使希特勒很反感。那是1943年6月的事情。有一天，巴尔杜尔·冯·希拉赫在贝格霍夫吃午饭的时候曾谈及汉姆生出席维也纳记者大会的事，并且恳求希特勒请他到贝格霍夫来访问。经过争取，希特勒同意了这一恳求，汉姆生来到了贝格霍夫。
在希特勒会见他时，我和克利斯蒂安夫人——我们就在与大厅只隔一个门帘的客厅里——听到他们大声争吵，于是我们就屏住气，靠近门帘。面对希特勒，汉姆生大胆地批评党区领袖特博文在挪威采取的措施。汉姆生很激动，泣不成声地表达了要希特勒把特博文从挪威召回的愿望。也许因为汉姆生有些耳背，也许因为希特勒容不得别人批评，反正我们听到希特勒大声对汉姆生说：“你冷静点，这你根本不懂！”
据说在1943年耶稣受难节那天，希特勒同我们坐在壁炉旁对亨里特·冯·希拉赫也讲过同样的话，这是她1978年告诉我的。我知道，那天晚上，爱娃·布劳恩在回楼上之前坐在希特勒的右边，坐在希特勒左边的是亨里特。冯·希拉赫。我也注意到，当别的客人闲聊的时候，希特勒和宇里特·冯·希拉赫谈得却很激烈，谈的是几天前发生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件事情。
一天夜里，她被超乎寻常的响声惊醒，她从饭店的窗户望去，看到哭泣的妇女们被赶在一起，在漆黑的夜晚走过桥就消失了。第二天她从朋友那里获悉，那是被流放的犹太妇女。她答应向希特勒谈谈这件事，后来她真的这样做了。在她讲完后，希特勒非常粗暴地说：“你冷静点，冯·希拉赫女士，这你根本不懂。你是自作多情，犹太妇女与你有什么关系。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宝贵的生命，而劣等人却活在世上。这样下去，欧洲的平衡就将发生变化，”说话的时候，他的两只手如同两只碗上下摆动。“100年、1000年以后欧洲将变成个什么样子！”他以一种表明他要结束这次谈话的语气继续讲到：“我只对我的人民负有义务，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
所有的客人都发现亨里特·冯·希拉赫惹怒了希特勒，当仆人来问是否需要再加些饮料时，大家显然感到高兴。午夜12点过后，戈培尔部长来了，他的到来使大家松了一口气。但是，没过多久，戈培尔与巴尔杜尔·冯·希拉赫又发生了口角。戈培尔指责希拉赫在维也纳奉行奥地利政策。希特勒说，“把希拉赫派到维也纳去是一个错误，把维也纳人吸收到大德意志帝国中来也是个错误。”
希拉赫说：“……但是维也纳人都是跟着你跑的呀，我的元首！”希特勒答道：“我对此根本不感兴趣，我不要这些人跟我跑。”希拉赫激动地反驳说，情况若是这样他就将放弃赋予他的使命。对此希特勒粗暴地说：“这你无权决定，让你在哪儿你就得在哪儿！”
第二天早上，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贝格霍夫。然而，这与希拉赫夫妇一大清早就不辞而别无关。整个山上。每天上午都非常安静，这是根据马丁·鲍曼的指令行事的。因为希特勒在晚上多数时候都要研究备忘录等文件，一直工作到清晨才入睡，所以他起得很晚，一般都是快到中午才起床。
所有住在他楼上的客人都必须注意这一点。人们不仅在卧室里走路要特别轻，而且上午还不能洗澡。还规定所有客人在平台上活动要安静，这是爱娃·布劳恩同她的女友们在希特勒起床之前消磨时间的地方。施奈德女士是她真正的老朋友。其他的女士们、医生和副官的夫人们中间，只有个别他喜欢的人有时跟她在一起，或陪她到她最喜欢的波尔托菲诺去玩。一旦有谁靠近了布劳恩，其他所有的女人就对这个人保持警惕，态度冷淡。在山上，常常形成某种独特的圈子。
自1944年开始，贝希特斯加登的田野上空也出现了敌机。警报常鸣，元首居住的地区被隐蔽起来。为对付敌人像袭击大本营那样有目的地袭击贝格霍夫，希特勒早在1943年就在山里建造了地下避弹室，该建筑于圣诞节竣工。1945年多亏它才使我们得以保住性命。出了贝格霍夫后门，走几步路，穿过院子，然后进入一个铁门，一直向下走大约65个台阶，就到了山里的地下避弹室。
撤离柏林命令与告别希特勒
1945年1月，总理府公园内的元首地下避弹室经过加固之后，希特勒将其大本营迁到了柏林。本来，地下避弹室是一个为躲避空袭临时落脚的地方。但是，当1945年1月拉德齐维尔宫内楼上的住房被燃烧弹炸得无法居住时，希特勒与他的工作班子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地下避弹室里。
拉德齐维尔宫里副官们住的厢房，其中包括上面常常提及的楼梯间没有遭到损坏。开始时，我们秘书与希特勒在这里吃午饭，窗帘是拉着的，屋里开着电灯，然而外边，春光照耀在炸毁了的皇家饭店和宣传部的大楼上。晚饭则是在元首地下避弹室内希特勒那间既小、陈设又简单的办公室里吃。
地下避弹室的设施延伸到总理府公园内，尾部备用出、口的形状像一座小塔。楼内许多自上而下的台阶都通到地下避弹室。希特勒住的是一个很窄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小写字台，一个窄沙发，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房内很冷而且不舒服。房间的左边有一个通向浴室的小门，右边有一个门与狭窄的卧室相通。
办公室完全被悬挂在办公桌上方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肖像所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