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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完全被悬挂在办公桌上方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肖像所控制。他那对大眼睛威严地审视着前方。沉闷窄小的房间和整个气氛给人一种沮丧的感觉。谁要想在房间里走走，就得把椅子搬开。早上6点钟，当希特勒开完夜间形势讨论会后见我们的时候，往往都是疲乏地坐在沙发上。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尽管他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无济于事。不过，在我们欢迎他的时候，他还是有力量站起来的。过不了一会儿，他就又坐到沙发上，这时仆人为他抬起双脚。希特勒几乎持续地处于一种易激动的状态之中，谈话越来越单调，不过是简单地重复过去谈过的事而已。他常常在午饭、晚饭和夜间（即清晨）喝茶时谈论同样一件事。如，他几乎每天都对我们说：“布隆迪这个该死的东西今天早晨又把我叫醒了。它摇着尾巴靠着我的床，当我问它。‘大概想做个小小的交易吧’，它则把尾巴收起来，钻到角落里去了。它是一只狡猾的动物。”要不就说：“你们看，我的手好了，颤抖得不那么厉害了。我完全可以控制了。”
他仍愿意谈论问题，但谈论的范围越来越狭窄，谈话变得越来越平谈无味。他不再谈论教会、种族问题、经济和政治问题、北欧和德国的特性、古希腊或者罗马帝国的兴衰。他本来对所有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动物学和植物学以及人的性别演变都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在最后几个月，他只谈论驯狗、营养问题和世界上的蠢事、丑事。
早茶一般持续两小时。接着起身，迈着蹒跚的步子来到狗窝前稍稍看一下布隆迪。它在3月份曾生过一窝小狗。从这窝狗中他挑选了一只雄狗并要亲自饲养。他把这只小雄狗从窝里拿出来，抱在怀里，然后慢腾腾地在前厅里坐下来，不停地抚摸着怀里的小狗，同时口里亲切地念叨着他的名字“沃尔夫”。
然后，希特勒把小狗再送回到布隆迪身边，跟我们道别后就回去了。在最后一段时间里，告退的时间一般是8点钟。他没有多少睡觉的时间，因为每到大约11点钟就响警报。在敌机飞来的时候，他从来不躺着，总担心弹片飞过来会击中地下避弹室侧墙，造成房屋坍塌。因为地下避弹室建在地下水的位置上，所以存在着它一旦被炸弹击中，地下水就会迅速进入室内的危险。每当敌机靠近时，他总要整装，甚至连胡子都刮好。警报响时，他从不单独呆在房间里。
希特勒一般都是21点左右或22点吃晚饭，并喜欢把晚饭时间拖得很长。吃饭时，常常接到敌机飞来的报告。敌机一来，人们便把有线广播打开，它不停地发出一种单调的休息信号，时而报道有关敌机活动的情况。我们坐在那里听着敌机的轰炸声，政府所在地没有一天不遭到袭击。在1945年2月3日猛烈的空袭中，投到总理府的炸弹就有58枚。每当炸弹爆炸，就感到地下避弹室在晃动。灯光一闪，希特勒就说：“炸弹就在附近爆炸，它完全可能击中我们。”
袭击过后，希特勒立即要求汇报损失情况。他镇静地听着别人的汇报，对此不表示任何态度。半夜后很长时间开始形势讨论会，它经常持续到第二天早上。然后像往常那样饮早茶、逗逗狗，睡上几个小时，直到下一次警报把他惊醒为止，这次警报大多要持续到吃午饭。午饭之后，希特勒便召集下午的形势讨论会。每天都是如此循环。
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56岁生日这一天，柏林被包围了。第一批俄国坦克已到达柏林城下。在总理府已可听到隆隆的炮击声。上午，希特勒的私人参谋班子和军事将领们为他举行了祝寿活动。与过去相比，这次活动气氛非常压抑。盟军的飞机对柏林的空袭昼夜不停，更为祝寿活动增加了不安色彩。我们再也不敢到地下避弹室外边去。根据工作安排，我和约翰娜·沃尔夫在吃午饭时要陪伴着首长。吃饭时情绪十分郁闷。
一天晚上，约22时许，敌机正在空袭，我和约翰娜·沃尔夫被召到首长住处。希特勒在地下避弹室内他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们。当时他脸色苍白，精疲力尽。他说：“四天来形势变化很大。”4月16日，当我问他，我们是否还呆在柏林时，他不耐烦地答道：“我们当然呆在柏林。你不必害怕！”我说，我不害怕，因为我的生命反正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不知道，在以美国人为一方，俄国人为另一方一起日益向我逼近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镇静点，”希特勒生气地说，“柏林是德国人的，我们必须赢得时间！”希特勒在1945年2月24日向纳粹党区领袖们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中还表达了他那不可动摇的信念：“我们必须赢得时间！”
然而现在他告诉我们：“四天来形势变化很大，我不得不解散我的参谋班子。因为你们是老人，所以你们先开个头。1小时以后，将有车送你们去慕尼黑。你们可以随身带两个箱子。进一步的情况全国领袖的曼会告诉你们。”
我请求他让我留在柏林，因为我没有家眷，让年轻的同事代替我撤离，她们的母亲还住在慕尼黑。然而他对此事不改变主意。“不行，将来我要成立一个抵抗运动，为此我需要你们两个。对我来说，你们是最宝贵的人。即使事情发展到最坏的地步，青年人也总能渡过难关，克里斯蒂安女士无论如何是能闯关的。假如真的有人丧命，那是命里注定的！”
他不像以往那样与我们吻手告别，而是握手告别。他要以此来表明，形势对他来说已不可逆转，这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谈话。无疑他已发现我们情绪低沉，并且设法安慰我们，他说：“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几天后我就离开这里去找你们。”
1945年4月20日下达的这道撤离柏林的命令出乎我当时的预料，因为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必要的话，我将服用氰化钾自尽。这是我用一瓶威士忌酒与斯科采尼换来的。英国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自以为更了解当时包括时间在内的具体细节。他在乌尔施泰因出版社1965年第三次再版的《希特勒的末日》一书中写道：“希特勒的两名女秘书沃尔夫和施罗德小姐是4月22日乘飞机离开的……”
这道突如其来的撤离命令使我内心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同时加强了我的烦躁情绪，一时不知所措。为了与我的同事沃尔夫一起整理行装，我机械地离开了希特勒。我的东西事先一点都没转移走。1944年我分别运到东部和西部的几个箱子，1945年初美国人和俄国人进军时我又让人运回到柏林，因为根据希特勒的说法，我也认为把东西放在柏林是最保险的。
在通向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我们房间（这是专门提供给我们女秘书睡觉和存放物品的房间）的路上，我看见了军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他站在电话总机房里。我把希特勒的指令告诉了他，然后向他打听我十分关心的勃兰特教授的情况。据说曾因散布悲观论调被希特勒判处死刑的勃兰特教授现在被监禁在柏林的一所别墅里。施佩尔告诉我：“我们将秘密把他放出来。”
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的前厅里挤满了由于持续不断的空袭而从街上躲到这里来的人。供我们女秘书使用的这间房子本来计划作新闻广播站用的。我很不愿意呆在里面，因房顶和墙壁都安上了消音板，人们说话时的声音被吞去了很多。这间死气沉沉的、静得令人压抑的房间简直像一座坟墓。
我毫无目的地整理着行装，突然电话铃响了。首长来的电话。希特勒有气无力地说：“孩子，口子已关上（我们本应在别人的保护下乘汽车离开）。你们乘汽车已过不去了，明天一早必须乘飞机离开！”
午夜过后，希特勒又打来电话：“孩子，你们必须赶紧收拾完毕，警报解除之后飞机立即起飞。”他声音乏力，话没说完就没声音了。我主动同他搭话，尽管他没有放下话筒，但再也没有答我的话。这就是我在同希特勒12年的交道中通过的唯一一次电话……
此后不久，大约在清晨三点半的时候，我们在总理府福斯大街公共地下避弹室内站满了人的走廊里开出一条路。他们像蜜蜂一样吵吵嚷嚷，仿佛要炸了锅。所有的人都好奇地望着我们和我们的两个箱子。此时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充满羞惭地匆匆从惊恐的人群旁边走过。拉德齐维尔宫的院子里已备好了一辆卡车，我和约翰娜·沃尔夫将我们的箱子装了上去。沃尔夫因为行李还好不愉快，她认为行李不应另装，应该随我们一起走。而我们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情况发生了彻底变化，我们仍认为，像往常那样，行李不会出问题。后来事实是，行李并未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运往滕珀尔霍夫机场，而是运到了施塔肯机场。
拉德齐维尔宫的院子里乱得一塌糊涂，我们离开时感到往日的井井有条彻底消失了。阿道夫·希特勒卫队派来的开车司机，我们彼此不认识。因为汽车里不能开灯，所以找起位子来很难。当我们好不容易坐下来之后，才发现这位司机根本不熟悉柏林的道路，他也没有得到把我们送往腾珀尔霍夫机场还是施塔肯机场的指示。不管是对还是错，反正他是要把我们送到滕珀尔霍夫机场。夜间乘车穿过柏林，令人感到毛骨悚然。房屋在燃烧着，滚滚的浓烟笼罩着天空，市民们正忙于筑路障，在不远的地方，人们可以听到俄国人的大炮的轰鸣声。
事先，希特勒的空军副官冯·比洛上校告诉我们，乘Ju52型飞机离开，但到了机场，还不知是否能乘坐这种飞机。机场总调度劝我们乘刚由北德飞来，将飞往萨尔茨堡的JU型运输机，经过一番交涉之后，我们终于乘这架飞机离开了。
飞机起飞时，我们的行李没有装上，只随身携带了一个旅行袋和党卫军中队长在我们离开的最后几秒钟内捆扎好的一个主要装有巧克力圆铁盒的行李包。当时的雨雪天气给飞机起飞造成了困难。起飞后经过一段令人不安的飞行，我们越过了燃烧的村庄和城市。天破晓时，我们到达了萨尔茨堡机场。此时一听到传来沉闷的射击声和飞机着陆的声音我们就害怕极了。在运输机上，我们同周围一些不认识的士兵默默地坐在地上的武器箱子上面。我记得人们连一句话都没说。飞机着陆后，我们就像瘫了一样，突然感到一种令人窒息的宁静。
几小时以后，当我们乘坐一辆公共汽车奔赴上萨尔茨堡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惊讶，这架飞机竟然经受住了这次磨难。我们还活着，真是一个奇迹。因为我们原计划乘坐的那架由施塔胄机场起飞的JU52型飞机过了伯恩纳斯多夫之后在德累斯顿附近坠毁了。由于我的行李在飞机上，所以人们误认为两具烧焦了的女性尸体中的一具就是我，之后由德国国防军埋葬了。
这件事是我在战争结束几年之后才得知的。事实是，希特勒过去最受宠的仆人阿恩特所在的这个机组把两个空坐位让给了两位陌生的夫人，飞机坠毁后人们抢救出来的是她们已被烧焦了的尸体。据伯恩纳斯多夫的神父介绍，德国士兵寄存在他的住宅里残缺不全的箱子被俄国人拿走了，他非常遗憾，不能纠正有关我的所谓安葬问题，他让我找东柏林的有关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人们为证明在JU52型飞机里代替我就坐并且死后以我的名义被埋葬的这个陌生人的姓氏进行了多年探寻，也许至今还在进行着。
贝格霍夫的末日
抵达上萨尔茨堡之后我们在贝格霍夫碰上了几位客人。爱娃·布劳恩的妹妹临产了。爱娃·布劳恩的母亲弗朗齐斯卡·布劳恩和爱娃的老朋友赫尔塔·施奈德也在那里。她们对柏林的残局一无所知，都问元首何时回来。她们把我们看成了先遣人员。因为希特勒的海军副官、海军少将耶斯克·冯·普特卡默和元首护卫队的几个人都迁移到了贝格霍夫住地。这证明希特勒已考虑至少将临时呆在阿尔卑斯山城堡。敌机飞来的警报时常响起，然而上萨尔茨堡山每次都是雾蒙蒙的。敌机飞过贝格霍夫，但却不投炸弹。两天后，即1945年4月24日，希特勒的保健医生莫雷尔大夫也来到这里。他精神上非常痛苦，他说元首不信任他，把他打发走了。这下击中了莫雷尔的神经。短期逗留之后，他又离开了贝格霍夫，据说他想到巴特赖兴哈尔去。这时卡恩贝格夫人也来到这里，为的是由此到图姆湖去找她的丈夫。
说到这里，我还想谈点有关莫雷尔大夫的情况。卡尔·勃兰特教授常常被错误地认为是希特勒的保健医生。但实际上勃兰特教授和他的代表哈泽教授、哈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