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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还想谈点有关莫雷尔大夫的情况。卡尔·勃兰特教授常常被错误地认为是希特勒的保健医生。但实际上勃兰特教授和他的代表哈泽教授、哈塞尔巴赫教授只是随行医生，也就是说，如需外科治疗时他们才来。希特勒的保健医生是莫雷尔。
莫雷尔本来在柏林库尔菲尔斯滕达姆大街有一家专为上层人开办的诊所，到那里就医的主要是艺术家。他是一个地道的黑森人，中等个，肥胖身材，长着一副既善良又调皮的面孔。他的头发总是盖着耳朵和脖颈。他那显然不纤细的手指上还戴着到海外旅行时带回来的异国色彩的戒指。他吃东西的习惯也是从外国学来的。例如，他吃甜橙不剥皮，而是用力咬，让橙汁喷出来。他虚荣心强，一见到摄影师取出相机，就赶快站到希特勒的旁边。负责向人们授予由外国政治家提供的勋章的外交部礼宾司常常担心莫雷尔对给他定的勋章等级低不满意，而到希特勒那里去提意见，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另外人们还背后说他爱贪便宜。在元首大本营他的木板房里存放了大量的由他调制的臭不可闻的虱子药，他不让别人用，令人恼火极了。
1936年，希特勒的肠胃病总不见好转，这时海因里希·霍夫曼介绍了一位帮他治好病的医生，就是莫雷尔大夫。霍夫曼对他神奇的医术大加赞扬，加上他自己能说会道，终于打消了希特勒对外来医生的反感心理。当他采用特种疗法使希特勒的肠胃病有了明显好转，并且还治好了希特勒腿上的湿疹之后，便赢得了希特勒完全的信任。希特勒任命他为保健医生，并授予他教授衔。
希特勒稍有不适，莫雷尔便马上带着药包赶到。他一发现希特勒、或者甚至是希特勒最亲近的下属得了感冒，就马上进行有效治疗。他一再说，希特勒“没有时间生病”，他时刻准备为他治疗。
最初，莫雷尔为希特勒治疗采用的注射液是葡萄糖、维生素和荷尔蒙。后来他又改用多维素，这是一种神效药，是他委托专门药厂生产的，既有药剂，也有金纸包装的药片。希特勒对这种药越来越有病。直到后来他感到原来的剂量已不起作用时，莫雷尔必须为他加大了剂量。否则又怎样解释希特勒下述的轻浮的话呢？当时达拉刚刚从柏林回来，脚穿翻口长统靴，手戴翻边手套，头顶紫红的帽子。希特勒见到达拉便说，这身着装酷似爱娃·布劳恩，看上去非常漂亮。
我的观察还是对的。1980年第七期《明镜》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针头旁的希特勒》的文章。该文的内容出自伦纳德和雷纳特·赫斯顿合著《希特勒的病例》一书。这篇文章中谈到，美国神经科医生通过查阅莫雷尔写的资料证明，多维素中含有脱氧麻黄硷和咖啡因。“……这是一种作用特别大的合剂，因为咖啡因起增大脱氧麻黄硷的作用。”
1944年秋天，希特勒请我和达拉到他那里喝茶，整个过程中他的表现很失常。当我们在茶桌旁就坐后，仆人将他疼痛的腿搬到沙发上。在闲聊过程中他突然惬意地伸开双臂，以一种陶醉了的神态说：“……要是两个人在相爱读多好啊！”我和达拉感到惊异，我们还从未见过希特勒这样陶醉。喝完茶之后，我们到了莫雷尔的房间，问他首长怎么啦，怎么他说话那么滑稽。莫雷尔调皮地微笑着，从眼镜的上边望着我们回答说：“是吗，你们发现什么了？我给他注射了从公牛的睾丸中获取的荷尔蒙激素，为的是给他壮阳！”1980年3月，曾在罗森堡的参谋部里工作过的罗伯特·朔尔茨告诉我，莫雷尔曾请罗森堡为他搞公牛睾丸。
还有不少情况可以证明希特勒已经离不开注射刺激性的药剂，离不开莫雷尔。
1944年7月20日行刺事件发生后，由于希特勒的耳鼓膜受到损害，耳鼻喉科医生埃尔温·吉星大夫应召为希特勒治疗，通过他，人们才知道，莫雷尔为希特勒下药过于轻率。有一天早上，吉星在希特勒早晨服的药片中发现了一个装有含两种毒素的消毒药片的小瓶子，于是便问仆人林格，元首每天服多少片，林格回答说；“最多服到16片。”
吉星对莫雷尔的失职行为感到震惊，于是便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当时已不常驻大本营的卫生局长勃兰特教授，并请他马上到“狼穴”大本营来。勃兰特教授和哈塞尔巴赫教授一起告诉希特勒，他左手剧烈颤抖和视力下降是因为服用含有强烈毒素的消毒药片造成的，莫雷尔随便给药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然而，希特勒却容不得别人说他的保健医生的坏话，他是如此依赖他，以至于不相信勃兰特教授和哈塞尔巴赫教授的话。他只认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搞掉莫雷尔，甚至认为这两位教授明知他没有莫雷尔不能生活，还这样做，是间接地要他的命。
1945年3月在总理府的一次午餐会上我才明白，希特勒对此事的看法是何等坚信不疑，下面我还将谈到这次午餐会。从此，希特勒在大本营里就不想再见到勃兰特教授和哈塞尔巴赫教授。当有人告诉希特勒，说勃兰特散布了所谓战争打不赢的言论之后，希特勒就更不信任勃兰特了。在美国入打进柏林的前一天，勃兰特教授让他的夫人安妮撤出了柏林，躲到利本采尔，而未去贝格霍夫，因此希特勒便下令宣判了勃兰特教授的死刑。
1945年3月16日，我和约翰娜·沃尔夫被指派陪同希特勒吃午饭像以往那样，饭菜已精心摆好，立灯都已点着，窗帘也已拉上，使人们看不到外面被炸毁的皇家饭店和宣传部大楼的废墟。我们坐在拉德齐维尔宫内的楼梯间已经等了好长时间。约在三点半的时候，仆人林格终于把门打开说：“首长来了。”
接着，希特勒皱着眉头迎着我们走来，漫不经心地吻了一下我们的手，还没等我们坐定，他便开始发起火来：“阿尔布雷希特这个人真气人，无怪乎爱娃不喜欢他。许多事情，只要我一不亲自过问，准出问题。我已明确指示过，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新的、纵横交错的入口处应筑上铁栅栏。我问阿尔布雷希特是否已照办了，他说是的。可我刚刚看了一下，在入口处只搞了个混凝土墙，这样做毫无意义。我真的谁也信不着了。这搞得我心烦意乱。要不是有莫雷尔，我根本就无法一一过问那么多的事情，到那时我就彻底没办法了。勃兰特和哈塞尔巴赫这些混蛋想搞掉莫雷尔，他们就不想想，我怎么办。我一有个三长两短，德国就完了，因为我没有接班人！”
我发现希特勒是那么激动，他说：“赫斯已发了疯，戈林已丧失了德国人民对他的信任，希姆莱在党内通不过！”我说：“但在人民中间却时常谈及希姆莱。”听了这话，希特勒的气更大了，说道：“希姆莱完全是一个无艺术才能的人。”我反驳说：“这在现时并不重要，他可以任用有艺术才能的人来负责艺术方面的工作。”这下希特勒再也控制不住满腔怒火，他说：“任用有艺术才能的人，说得简单，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早就这样做了。”
接着，他就离开了房间，进来时的火气不但未消，由于我的插话这种火气反而更大了，他用责备的口气对我说：“那你就再动脑子想想，谁应该当我的接班人！”后来我每想起这次争吵，就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希特勒的自白，即没有莫雷尔他就完了。
战争接近尾声时，希特勒对莫雷尔也开始不信任了。他害怕莫雷尔把他毒死，于是1945年4月22日让莫雷尔离开了柏林。
我在路德维希斯堡俘虏营被关押期间，曾来过一辆医疗运输车，为的是把曾在格布哈特教授手下工作过的一名女医生赫尔塔·奥伯豪泽尔带到比利时去。经过勃兰特教授与俘虏营管理部门交涉，我与她进行了短暂的交谈。她告诉我，美国人将她和莫雷尔关在一个牢房。她骂莫雷尔：“你这个蠢猪！”她感到这样做心里痛快些。她骂他，无非是想表明莫雷尔应对毁掉希特勒的身体负责。可以肯定，莫雷尔并不是有意这样做的。服用少量的药对希特勒无济于事。希特勒要求莫雷尔维持他的工作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莫雷尔怎么办？最终他也只能满足希特勒的要求。莫雷尔是否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这谁也不知道……
马丁·鲍曼的弟弟阿尔贝特·鲍曼在此期间也从柏林来到山上，同他那位临产的夫人住在贝希特斯加登饭店里。
1945年4月23日上午阿尔贝特·的曼被戈林召到贝格霍夫下边他的乡下别墅里。回来之后，阿尔贝特‘鲍曼便向我口授了这次谈话的内容。戈林问他，形势讨论会的记录存放在何处，并且说：“必须立即把它们统统销毁，否则人民会知道，两年来领导他们的原来是一个‘疯子’。”阿尔贝特·鲍曼希望在纸上不要打上这个字，而用一个点来代替。他的印象是，戈林已自认为是希特勒的接班人了。
当天晚上，贝格霍夫突然被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包围起来，谁都不准出入。我开始以为希姆莱已夺取了政权。元首护卫队的人荷枪实弹地守卫在贝格霍夫前厅的大门旁边。楼内静极了，像往常那样，海军少将冯·普特卡默嘴里紧紧叼着一根粗粗的雪茄吸个不停。
谁都不知道贝格霍夫为什么被包围起来。人们向外打过多次电话都毫无结果。几小时以后还是由一个勇敢的青年传令军官亲自跑到坐落在贝格霍夫上面的党卫军军营里探听消息，才知道戈林已被捕了。此时与柏林已失去了通讯联络。
4月25日星期三，阳光明媚，晴空万里。地上还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但天气已经不冷。我约定上午10点钟到普拉特霍夫去找伯恩哈特理发。几天来一直存在着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但是我并没有更多地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始终安静地呆在自己的住处。这几天，每天都有敌机从贝格霍夫上空飞过，但不投炸弹。接近10点半时，突然警报又响了起来，这是预警。接着响起了提醒人们已存在紧急危险的警报，天空出现了美国轰炸机，此时在离我的房间很近的地方一枚炸弹爆炸了。我抓起手提包，披上大衣便闯入约翰娜·沃尔夫的房间（她刚刚从韦索布伦她母亲那里回来），叫道：“快走，有炸弹！”我一步也没停就由贝格霍夫老建筑的楼梯上一口气跑到地下避弹室的入口处，而且中间还要越过几米长的天井，经过通到山里的60个台阶。第二枚炸弹击中了我们住的老建筑的右侧，平台被炸毁了。谁都没料到贝格霍夫居然会遭到袭击。大家感到非常出乎意外，许多人连衣服都未穿好就躲到地下避弹室里去了。
半小时以后又来了第二次高潮。大规模的袭击开始了，炸弹接连落下，有些直接投在地下避弹室上。爆炸声连成一片，碎石横飞。那副情景简直令人胆战心惊。每爆炸一次我就缩一下脖子，那些技术设施，那些被吹得如何如何牢靠的地下避弹室此时都失灵了。灯光和通风设备全部关闭。外边的水也从台阶上流下来进了地下避弹室。我们非常担心临产的费格莱因早产。当时混乱和恐惧的情景简直无法描述。
下午3点30分许，我们离开了地下避弹室，缓慢地走完所有台阶来到地面上。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副惨不忍睹的场面。贝格霍夫损失惨重。墙壁虽还立在那儿，铁皮房顶破烂不堪地牵拉着。门窗都已不复存在。屋内地上堆着厚厚的瓦砾，大部分家具都已损坏。所有的厢房均已被摧毁，道路被埋没，树木被折断。绿色的东西统统不见了，这与火山爆发后的情景一样。
在贝格霍夫和毗邻的楼房遭到摧毁之后，我们就住进了地下避弹室。格雷特·费格莱因和施奈德女士搬进了爱娃·布劳思的房间，我和约翰娜·沃尔夫搬进了希特勒的房间。格雷特·费格莱因和赫尔塔·施奈德住了几天以后，希特勒车队的一辆卡车和一辆轿车就拉着她们连同打好的行李一起下山到加米施去了，那里有赫尔塔·施奈德的住所。她们把爱娃·布劳恩的衣服也都装了箱，并且让人运到湖边城市采尔附近的菲施豪恩宫去，那里驻守着党卫军的马队。
不久前，爱娃·布劳恩还给她的妹妹来了信，信中写道：“现在我们每天每时都在等待着结局的到来。但我们本想活着落到敌人手里。”她还写道：“……格雷特请放心，你会见到你丈夫的。”她这样写，要么是因为她已糊涂，要么是想安慰一下她妹妹。
约翰娜·沃尔夫乘坐一辆即将开往慕尼黑的汽车到米斯巴赫去，以便向她的朋友们了解一下我们是否能在那里找到临时住处。我们问这个问那个，我们怎么办，我们在何处安身。我们曾在贝格霍夫认识的两位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