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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言语在修辞并无华彩，可是它“活”。它像裹胁在阵风中的细沙迷住我的眼，我为它流下看不见的泪水。也冰凉。
《习惯性八卦》 第三部分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位居副驾
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位居副驾
（一项社会调查的阅读体会）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进行的一项调查随后公之于众。该项研究以“自杀”为主题，据该调查报告估计，全国平均年自杀率为十万分之二十三，即每十万人中有二十三人自杀。按照这一统计，每年全国因自杀死亡人数为二十八点七万。接受媒体采访，中国研究预防自杀问题专家张艳萍医生说：依照本次调查数据分析，自杀
正成为十五岁至三十四岁人群的第一死因。如此种种，被专家约简为一个缩略词组：“白领死亡危机”。而我的理解是，本词组中所谓“白领”，须予以最宽泛理解，至少它应该更向“精神白领”靠近才更切近现实。在我看来，无论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是“金领”（软件顶级人才戏称）还是“白领”（高级管理人才戏称）、“粉领”（高级公关女性戏称）还是“蓝领”（高级技术工人戏称），哪怕只不过是个“圆领”（下岗失业人群戏称），只要其精神世界足够聪慧、足够脆弱、足够敏感、足够精密，那么，他们便比其它人遭遇更多精神危机。
许多年前，阅读《中国青年报》曾是我每日功课。该报文学版编辑王长安的版面个性鲜明，很有读头。可没想到，前不久朋友告诉我几年前，王已自行辞世。这消息让我惊讶，而我的叹息却微弱得不会有人听见。看见文前的调查时，我再次地想到了他。这当然没什么用。那个刚刚公布的调查其实很让我遗憾：这一幕为什么迟到？为什么它迟至今日才如此缓慢地被揭开？
据媒体报道，心理学研究的一项最新成果显示，人的一生有两个青春期——一次在42岁前，称之为“知识青春期”，而另一次则在五十二岁，称之为贡献青春期。从中不难发现，自杀高危人群很容易在第一青春期结束前便已了结自己的生命。他们不知道，其实活着要比死去有更多的勇气。或者，他们的选择其实也是对美丽、真诚和纯粹的选择？并且，明天或下个周末，会有更多人仿效他们，前仆后继？
真正的不安正是这样越过那个看似空洞其实具体的数字、越过我对王长安模糊无助的记忆，淹没我。财经术语中有熟词“扇形线”。人生一场，其实也如“扇形线”一样：可能“丰富趋势线内容并能对趋势反转给出明确的信号”吧。果真如此，为什么王长安决意了断的那个瞬间没一个人知道？
“自杀研究”通常被社会学家纳入“文化震惊”范畴。专家称，通俗地解释“文化震惊”，即在两种文化急剧碰撞时，个人处境宛如两辆迎面相撞的轿车，彼时彼刻，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人将是最危险的。如此提示已足以淹没当下灵魂聪慧并脆弱不堪的所有人：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位居“副驾”？或者，聪慧的人们，你们是否已系好安全带？
《习惯性八卦》 第三部分说谁是凶手得看需要谁是凶手
说谁是凶手得看需要谁是凶手
（《今日美国报》上的一则通栏标题）
我发现，中文书写中常常出现的小“括号”很少被研究，被关注，这里面自有道理，因为它实在太小了吧。
不过，当诸多“小”被串联起来，“小”也可能变成“大”……就说伊拉克，现在几乎
每天都会死上个三个四个十个八个。每个周末我们做做加法就能发现，由那三个四个十个八个的“小”累计而出的，是一个令人心惊的“大”。“小”不要忽视。
我最早发现“括号”其实不可“小看”还是在上个世纪末。那时我被学生讥讽为“人过二十五，裤子破了没人补”，因此格外关注“征婚文案”。在那时的“征婚文案”中有很多“括号”，里面写着诸如“绿卡”、“因私护照”、“享受副局级待遇”之类的字样。
这类被括号括住的解释或说明，其实比文案中括号外其他文字更重要：它用一种貌似漫不经心的提示，凸现出一种刺眼的强调。从那时起，我已明白，除提示、解释功效外，在实际语用中，“括号”常具有暗示无穷实力的伟大功效。
很快，我们小区门口的书摊上就有了《我们仨》的盗版。在书摊上，我伸出去的手迟疑片刻，终于还是缩了回来。我在出版圈混饭吃，深知其中艰难。可我也必须承认，DVD的盗版我确实偶有购买。
买那种盘时，诸如“华氏是枪？”、“耶稣是碟？”之类的句子我常说。如你所知，不仅“枪”、“碟”后面的隐形括号里藏着“枪版”、“碟版”之类的“注解”，“华氏”或“耶稣”之后，也被括号隐去了“九一一”、“受难记”之类的说明。
由此推测，括号虽小，却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某日无聊中呆看热播电视剧，该剧出演阵容大腕云集。意外的是，在片尾的“演职员列表”中看见演员“张铁林”、“斯琴高娃”二名之后的“括号”里分别标注有“英国”、“瑞士”字样。
我知道，这是制作机构根据某项最新规定做出的回应，可对此我仍有许多不解：尽管“英国”、“瑞士”这样的身份标定确凿无疑，但毕竟张铁林或斯琴高娃不是西恩…潘或玛丽莲…梦露，他们是众所周知的中国人……这很丢人吗？
二○○四年春天发生在西班牙的“三一一”火车连环爆炸事件被大众议论最多的是其与“九一一”事件的诸多巧合——比如“三一一”距离“九一一”事件刚好九百一十一天。再比如“九一一”是四架飞机被劫持，而“三一一”事件则是四列火车被炸……而元凶究竟是“埃塔”还是“基地”一时也是争论不休，各种基于“阴谋论”猜测也恰恰因此甚嚣尘上。《今日美国报》专门为此制作专题，标题为“说谁是凶手得看需要谁是凶手”……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标题，而其绝妙之处即在题目中并未现身的那个隐性括号里，掩蔽着作者无尽的悲哀，非凡的清醒。
《习惯性八卦》 第三部分四十之后，依然好色
四十之后，依然好色
（音乐人李宗盛的一个感慨）
究竟男人好色？女人好色？这话题一直在争在吵，可一直没结论。进入传媒疯狂扩张年代，此类话题当属最佳大众争吵话题，其标准即有争论，没结论。
“有争论”保证了“眼球”，而“没结论”保证的则是“持续”。“持续吸引眼球”，
多好啊多好啊。假使对此全无感觉，去当一个如我之流卖文为生小角色，大致可以，不过，就别去竞标“CEO”之类的角色吧。不配啊。
言及色或不色，作家狗子说：“刚开始恋爱的时候，男人更好色；结婚以后，女人更好色。男人充其量不过是个药引子，真正的那副中药是女人。女人狡猾，好色而不说，所以女人要化妆，要会各种身体语言，要会耍小脾气，使小性子……通过这些把男人整晕，以使男人担好色之名而自己尝好色之实。”
狗子的话，一针见血。这种话，很多情感研究专家一辈子也说不出。不过，清醒如狗子，也恰恰因此不会再在媒介谋生。媒介从业者的基本功与狗子的个人判断正好相反：把复杂的搞简单，把清楚的搞糊涂……谁比他们更歹毒？
相比而言，倒是那些伪心理专家更适合在媒介混碗饭吃。专业、权威的面孔他们有，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搅浑水的巨大能量。他们说，偏爱红色的男性比偏爱黄色的男性更好色、偏爱紫色的男性比偏爱白色的男性更张狂，你信吗？或者，你敢不信吗？
接受杨澜采访，李宗盛感慨丛生。问及敏感话题，全不躲闪，绝不妥协。李说，二十岁时，便知道自己好色。那时想，可能到了三十岁，娶了媳妇就好了。可没想到的是，到了三十，好色依然，四十，依然好色。他说，以此推理，恐怕到了五十岁，好色仍然难免。
李说，现在已想开：一个人年轻时也许还需要改正缺点，可人到中年，则需要与自己的缺点交朋友。如是，在那种温暖、宽谅的相互凝视中，世界和生活一起变。李的意思，索菲亚…罗兰也说过：直到学会爱自己的缺点，一个女人才变得真正美丽。
一九四七年，诗人穆旦写过一首叫做《我歌颂肉体》的诗。这是我最喜欢的穆旦诗作之一。诗中写尽作者对肉体、情欲复杂的热爱，委曲的歌唱。它让我懂得，其实，很多时候，那才是一切的渊薮与源泉：尽管“它的秘密还远在我们所有的语言之外”，但“它是大树的根”，是“从黑暗里出来的光明”，是“沉默而丰富的刹那，美的真实”，也是我们人生全部的欢愉与耻辱。
《习惯性八卦》 第三部分他们青春的衣服太大了，我们穿不下
他们青春的衣服太大了，我们穿不下
（我的一个感慨）
远远看去，不少文学评论家们给韩寒、郭敬明、春树们张贴定义标签时的动作像极了动物园里的那些游客：他们手里举着些自带的面包干或馊馒头，对被铁笼、石墙或玻璃帷幕囚禁其中、正处于青春期的狗熊、狮子、老虎吆三喝四：或威逼利诱，或循循善诱，展示出一副优越者姿态。不过，假使狮虎山的保育员们事先给天性凶猛犹存的诸多后生喂足肉、蛋、
奶，“面包干”或“馊馒头”等所蕴涵的“资源优势”也便荡然无存。
如你所知，上面这个由胡思乱想拼装而成的“画面”事实上破绽百出。因为无论文坛宿将，还是耄耋评家，甚至包括天下所有不再青春的看客，其自身也是过来人，他们也曾历经青春。而照一位高人所言，所谓“牢笼”，事实上整个世界都是，区别仅在“放风”时间长短不同。据此，以文学评论家为首的那帮家伙自我营造而出的所谓优越感、权威感其实虚幻不堪：从时间线索上说，那位出言不逊的韩寒可能就是二十年前的张大师？而那个无所顾忌的蒋方舟，则没准正是十年前暂露头角王前辈的升级版；而从空间线索上说，在一个放风时间稍长的牢笼中悠闲踱步的中年老虎比之铁笼中野性未泯的顽劣虎雏又能优越几何？
于是，关于八○后青春写作一族，恁多评论、评述、印象、综述之类，大都有意无意忽略阅读过程中读者终极感受这一项，而刚好是这个可划归于所谓“读者学”、“接受美学”门下的芸芸众生，再次成为与众喧哗语对应而生的所谓“沉默的大多数”。打比方说，有谁知道韩寒《三重门》中那些与生理年龄落差巨大的老道与辛辣鼓舞了多少同龄少年的彷徨与犹豫？又有谁在意郭敬明《幻城》中那些超越现存世俗逻辑、存在真相的梦幻与飘渺慰藉了多少枯涩青春的委顿与迟疑？
如此看来，关于青春写作者的生存以及他们作品本身所裹挟而出的所谓阅读效应、社会效应等，以游客身份出现的恁多文学评论家们所可能发出的声音或可能做到的事，无非捣乱、添乱而已。其得逞一方面有赖于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的缺位或噤声，一方面则仰仗文化生态的混乱与失序。其标签式发言与其游客身份自然吻合，但却与汹涌诞生中无数青春写作青春阅读真相距离霄壤。很多年前，我曾在一篇小文字中感慨自我老朽、终将与摇滚类的反叛咆哮无缘。文章结尾的一句话，其实也适用于面对无数青春表演当下无数文学评论家越聒噪越无聊的尴尬。那句话是：“他们青春的衣服太大了，我们穿不下”……
需特别强调的是，关于青春或青春动物园，我并非倡导所有文学评论家都去客串饲养者或看管员。我的意思只是说，关于八○后乃至于必然诞生的九○后、○○后之类，文学评论家们可能有所作为之处仅在于更确切的细读或更平视的聆听。比之无数青春活色生香，所有现成、时髦、与国际接轨、与基金会乃至课题费握手的理论优雅固然，安全固然，但却多半霉气冲天。
而这时，只将自己认定为一个读者，情况也就好很多。而在本文语境中，这样的意思与走进铁笼，与蜥蜴、蝙蝠、鳄鱼、非洲豹们为伍的意象已相去不远。这样的动作其实反倒不再危险。我一向的观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