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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川
这是一本抗战的口述史，然而关于“战”却说得少，关于生活的点滴却说得多，年代上则从民国延伸至今。为什么要说到今天？因为不说战后之事，便无从参照、无从反思，更无从斗胆加上一个“史”字。出版社的编辑嘱我自己为书作序，真不知该如何下笔。他说，把你们拍片时的点滴与感受写写就行了。此书缘起于我们在央视做的一部电视文献纪录片《寻找英雄》（播出时，根据上级意见，改名为《儿女英雄传》）。但此书非彼片，可能要沉得多，也重得多。先从怪异之事谈起吧。2004年10月，桂林，我们拍摄《寻找英雄》的“处女航”。时，桂林三个月滴雨未下，在七星岩三将军墓前，我提议摄制组一起为抗战中为国尽忠的烈士鞠躬。
三个躬刚鞠完，忽暴雨如注。同事戏言：“有冤情啊！”此后半年，重庆、昆明、腾冲、柳州、广州、常德、上海、香港；大江南北，我等行必风雨相伴。我告诉女友我有呼风唤雨的本事，她不信。2005年2月，她随我去东京收集资料，此前日本岛还温暖如春，就在我们到的当晚，天上竟飘下雪花，她说：莫非他们的神灵跟到这里了？类似怪异的事情，日后又从陈玉芳女士口中听到。她说她过去怕走夜路，自从承担常德细菌战对日诉讼工作后，竟不再害怕。诉讼道途漫长，她屡受挫折，一度萌生退意。一晚，走在夜路上，一位不认识的老人突然拦住她说：“闺女，地下的那些人会感激你的，他们没有得到的东西，你给了他们！”陈玉芳为人刚烈，说到此时却动了情。
我想，在内心深处支持陈玉芳直到今天的，还是这出“鬼神之说”吧。鬼神本出于荒诞。但当你做着一件极艰难的工作时，内心最深处总需要一点安慰。恐惧、惶惑如何释然？环境不给你的，只有从那冥冥之中去找了。有一句话：“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此话可理解为量力而行，也可理解为尽忠尽责。在长达一年拍摄、制作《寻找英雄》的过程中，我们摄制组一边在“道听途说”，一边在尽量记录下这些即将消失的身影走过的轨迹：一张张八九十岁的面孔，一段段闻所未闻的故事；烦琐的细节、尘封的记忆。我辈无德，怎敢妄评前代是非。所做的，只有保留这些珍贵的口述同时，在背后加上一个个问号。2004年，在南京采访李秀英的女儿陆玲时，她提到一个细节：1995年，李秀英第一次踏上与她有着深仇大恨的邻国，为自己伸张正义。
在回国的飞机上，陆玲问她此行做何感想，她说：“日本人还会回来，我们还要输。”听到此话，当时我的情绪竟无法抑制，在陆玲面前泪流不止。我还记得，民国三十四年国府中央电影制片厂制作了“日本递交投降书”的新闻短片，片中的解说员激动地说道：“记住这一时刻吧，这里见证了一个民族的兴起，和另一个民族的衰败。”
却为何，1995年、2000年李秀英和我分别从日本踏上回国路时，却有着同样的感受？2005年2月，在昆明，远征军老连长董嗣勋对我说，1944年攻打高黎贡山时，日本人的每个战壕、每个掩体里，都有尸体，他说：“我们从抗战时就嚷嚷‘与阵地共存亡’，但到了战场上，真正有几个做到的？但小日本就做到了。”我在日本留学数年，只得到一条经验：积累的力量是多么可怕！有的人一切从细节做起，有的人却一切从大话说起。史书载，甲午之前，举国叫嚣惩罚倭寇，不惜与之一战，只一人大呼“不可”。
此人叫李鸿章，此时，深谙国际形势之人，举国无出其右者。甲午战败，李老人头顶“卖国”骂名赴日本马关收拾残局，日人评他“以一人敌一国”。
时至今日，我泱泱中华大国，“以一人敌一业”者又何其之多：我们永远是十个出主意的，一个办实事的。与其如此，不如主意少出一些。出国旅游如今如此风行，有机会去日本和欧洲的朋友可以留心一下，看看他们屋子的墙缝是不是笔直的，然后再回来看看我们自家的墙缝，有几条是笔直的？我们到底是不屑于把墙缝抹直，还是连墙缝都抹不直呢？又想起几个细节：九十一岁的董嗣勋在采访的最后说：“我为自己能在抗战中贡献出一点微薄的力量而自豪，这就是我一生为人的代价，虽然，个人、家庭遭到了很多不幸。”那么，这“不幸”又缘何而生？国歌词作者田汉先生的女儿田野，粉碎“四人帮”后，在南京街头偶然听到了恢复后的国歌，竟大哭不止！她所哭为何？曾在腾冲血战中出生入死的老兵李万芳如今双目失明、衣衫褴褛，当他摸索到我递给他的一百元采访费时，竟要跪下！他又何以至此？日本律师一赖敬一郎问我：“为什么作为受害国的中国，关于那段历史的研究做得反不如加害国日本细致？”我沉默以对。
每次听到某地又一个侵华日军罪证资料被发现，我都觉得是“耻辱”！我们早干什么去了？在那些背景空洞、弥漫着盒饭气息的资料馆、档案馆里，我们摄制组为了得到那点“残枝败叶”花费了多少银子！馆藏品以天价出示，民间收藏一旦入库，真如肉包子打狗！某著名馆长却拿着国库银两，以研究为名，请地方官宦周游列国……“以史为鉴”，对着历史这面镜子，我们照出了什么？2004年12月3日，在南京鼓楼医院，李秀英已是弥留之际，最后一次面对媒体的她在我们镜头前掉下了泪。每次我重看这个镜头都想大哭一场。
李秀英的赴日诉讼律师刘惠明曾对我说：“关键是，我们是把李秀英是当成工具看待，还是当成一个人来看待？”这个问题深深刺激了我，我也在扪心自问：作为一个职业媒体工作者，我是把她当成一个人来拍摄，还是当成一个工具来拍摄的？我希望在这本书中呈现的，是一部“活生生的”人的历史。因为我们找到的，其实并不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们都是普通人，是“幸存者”，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声音不会发聩震聋，却是我们长久忽视的。这些普通的声音、真实的细节、挚情挚性的低语是从一个个曾被欺凌，但知道抗争；有血性，但日后又被侮辱损害漠视过的灵魂内发出的。本书仍取名“寻找英雄”，这是为了尊重此片策划尹韬先生的本意。感谢这部片子的总编导陈真先生，没有他的理解、支持与指导，就没有这本口述史。感谢林平芳女士，正是她用孜孜不倦的努力，成就了本书大部分繁杂的文稿。还要感谢剧组的同仁编导程峥、摄像赵世卓、高忠，制片朴英乐女士；感谢桂林档案馆的凌世君女士，是她推动了本书的出版。感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的张连红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勇先生，他们为本书提供了无私的支持。在本书成稿之时，已有六位我们采访过的老人与世长辞，谨以本书作为我们对他们永久的感怀！
2006年4月19日于北京
悲歌漓江两次逃亡（1）
白壁（白腾飞之子）：
我们老家在北京。我们住在石驸马大街，院子有三十亩地那么大，分成东西院儿，有亭台楼阁。当时一个月月租是六十块大洋。我父亲白腾飞（1890—1948，回族，桂林人。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24年回国，先后任教于无锡国学专科学院、北京大学、暨南大学。抗战爆发后回桂林，1938年任广西大学校长。1940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在任期间，调查政府官员违纪贪污案件和消极杭日行为，曾上书蒋介石痛陈时弊。——编者注）曾经在日本留学十一年，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一直在大学里当教授，也算是文化界的名人。小时候记得他攒了很多字画书籍，有一间屋子那么多。
1937年7月，我们全家正好不在北平，乘船去威海度假了。船靠岸后，报纸卖号外：“七七事变”爆发了，我们很快返回北平。当时城里已经有日本人了，他们通缉我父亲，要他出去帮日本人做事。我父亲当然不愿意，想流亡香港。那时我母亲正怀着我六弟，没办法跟他走，只好让我父亲一个人先走。他化装后到了前门火车站。日本宪兵把守得很严，他恰巧碰到留学时候的日本同学。他们过去是很好的朋友。真没想到，那个人在北满铁路局做官。父亲说自己有病，准备到北戴河去休养，那个日本同学说：“那你就坐我的车走吧，我送你到北戴河。”父亲说：“我想坐船去。”他说：“那我就送你到大沽口。”他还对父亲说，两国开战了，你要没有地方去，就来北满找我。就这样戏剧性地，父亲乘船从大沽口去了香港。
父亲走后，母亲带着我们还留在北平。我那时候十来岁，记忆当中，北平还是挺乱的，不过那个乱的程度呢，日本人还能镇住。卢沟桥一仗以后，城内就听不见枪响了，大家只是说少上街，街上净是日本兵走来走去，汽车开来开去。那种气氛让人感觉，反正是这个国家不行了，好像要亡国了一样。
母亲生下了老六，刚满月，我们就准备离开北平。走的时候，字画书籍全扔下了。那时候日本人检查很严，带不走，全完了！上车还是按座位坐下，还有卧铺，逃难的人也不是很多。大概是1937年12月吧，我们全家乘火车先到塘沽，然后又乘船到了香港找到父亲。
我们在香港住在最好的半岛酒店，呆了一个星期，大概在1938年元旦的时候，我们就来到桂林。父亲当时就认为香港早晚也有一战，而桂林地处西南大后方，日本人不会很快过来。当时的文化人基本都集中在这两个地方：香港和桂林。虽然战乱不断，但一直到1944年，我们全家都没有离开过广西。
刚到桂林的时候，我们家的东西仍然很多，连人带行李运到了两大卡车。桂林当时物价天天涨，一天一个价，但金库还算是满的，用广西的毛钱就可以买到金子，还算歌舞升平。穷人一般不来，都是有钱人为避难而来。刚开始，日本人的飞机也不经常来。桂林有一个防空司令部，武器虽然不是很好，但还有一些高射炮和机枪架在山顶。日本飞机要投弹就得俯冲下来，桂林山多，飞得太低了，容易撞在山上。日本飞机来了，警报一响，人们就跑到山洞里去了。他们也就是胡乱扔几个炸弹，炸死炸伤的人不多，炸毁的建筑物也不多。轰炸完了，还有人把自来水管子挖出来，打磨一下接着卖，发战争财。
我父亲一生从事教育，全家到桂林之初，邀请他的人就来了。黄旭初当时是广西大学的代校长，他一定要我父亲当校长，他说：你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名教授，又是广西籍，你不担任校长，谁担任？父亲开始不肯，后来想想，也应该为家乡做点事，便同意了。接任的时候，他们有约在先，你让我当校长可以，教学你不能干预。黄表示赞成。父亲想按照北平大学的模式来搞广西大学。北平大学和北京大学那时是两回事。抗战爆发以后，因为估计到学者和文化名人早晚会往桂林这边，父亲就给一些人发了聘书，聘了像李达这样的进步文人。国民党里就有人说，这个白腾飞要在桂林搞“红色大本营”了。
李达是曾经上过国民党通缉名单的，共产党十一人小组的成员之一。我父亲聘他，国民党桂系很震惊。虽然桂系有反蒋的一面，但它也有反共的一面。他们害怕白腾飞真的在广西大学搞起一个“红色大本营”。于是父亲的校长职务很快便给免了，他在任为期不过一年多一点。而有一些教授接到聘书来了还没上任，像李达来了以后，课都没上。这样的人很多。广西省政府不负担他们的费用。我父亲就自己掏腰包出路费，让他们回去。为什么他这一生对朋友、对学生如此厚道呢？他有一条信念，钱我有，但不能够留给子孙后代，留给子孙后代就是害子孙后代。他最后死时，连埋葬费都没有。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了。大批进步文人来到桂林，桂林几乎成了抗战文化之都。桂系为了培养自己的势力，也开始实行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4年3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人的海上的运输补给线被美国人切断了，日本本土也面临着美国B…29轰炸机的威胁。1944年春天，日本人突然动员五十万兵力开始了打通大陆线作战，从1944年春天开始短短几个月时间，日本人就横扫湖南、广西，进逼桂林了。惨啊！老蒋命令桂林死守三个月。当时从军事上讲，桂林四面环山，易守难攻，守好了，三个月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