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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无觅六十年一个叫雷烨的人
虽然线头断了，但我心里，怎么也放不下这件事。我对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战士，有特殊的感情。我小时候见过很多在我们家乡牺牲的战士，虽然那时我岁数不大，但是记得清清楚楚。那时我刚上小学，八路军打仗的时候，经常往我们学校里面抬伤员，我亲眼见过的。因为部队打散了，伤员就跟不上了，只能留在村里，那根本就没法治啊。我们村里还有一个医生，但是药棉、药布根本就没有的。伤员的血流得太厉害了，那怎么办呢，连个止血的药布都没有的。我们学生就用当时写毛笔字，写大楷小楷的那个纸，有写了字，有没写字的，全部拿来给他们堵血，擦血。擦着擦着伤员可能就死了，我就曾经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战士流血过多死了。死了以后，也不知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是哪个部队的，惨得很。当时每个村都有块义地，老百姓叫乱葬岗，就是没主儿的死人就埋在这个地方，在我们村里有好些士兵埋在这里，到现在也不知道是哪儿的人，是哪个部队的，叫什么名字。那些可都是年轻人啊，都是豁出去生命的。就像项俊文这样倾家荡产，把自己应该管的弟弟妹妹都不管了，把房子都卖了，去参加革命。如果没有这些人，说不定我们就成了奴隶了，永远成了殖民地了。
我就想继续查，哪怕有一丝的线索，哪怕有一点希望。说不定在什么时候，无意中就可能发现一点蛛丝马迹。但是给项秀文复信以后，我就没有再跟他联系过，因为能不能查到，我也没有把握，但我个人没有放弃。
经过分析，我把范围锁定在晋察冀。因为项俊文从延安抗大毕业后到了晋察冀。还有，他中学毕业，而且很爱好文学，很能写，在当时来说就算八路军里面的知识分子。他很可能就不是一般的战士，很可能是搞文书的，或是搞新闻记者这类的，就可能留点痕迹。我就把这个范围之内的档案，图书，报刊，革命回忆录，地方志，地名志，文史资料呀，党史资料，还有报纸上各种回忆录等等，所有我能找到的，全部都看，每一天都在看，一篇不落。像石家庄图书馆、省图书馆、省档案馆，几乎有关这方面的东西我都查遍了。
就这样后来又查了十二年。到了2001年8月份的一天，我偶然在一张旧报纸上翻到有一篇文章，是回忆一个叫沙飞的摄影家，里边有一句话，说当时这些人在世的已经不多了，和沙飞曾经一块战斗过的浙江籍战士雷烨，现在安葬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沙飞原名司徒传，被誉为是中国摄影史上第一人，留下了1221幅照片，创办了《晋察冀画报》。抗战后，精神受到创伤，1949年12月15日在石家庄和平医院开枪打死为他治病的日籍医生津泽胜。1950年2月24日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沙飞死刑。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判决：撤销原判决，为沙飞恢复军籍、党籍。——编者注）看到这句话，我心里一动，叫“雷烨”，跟“雷雨”差一个字，又都是浙江人。这个“雷烨”会不会就是“雷雨”，就是项俊文呢？因为我知道当时在八路军，绝大部分，可以说90％以上的人，都使用化名，都不是原名。名字是组织上要求改的，是为了万一有特殊情况时，不使家庭和组织上受牵连。我现在的名字也是改过的，我原姓尹，名字挺复杂的，原来都写繁体字，很多笔的，多少笔我也记不清了。我说既然要改名字，一定要改成最简单的，同志们说叫“一二”最简单，那我这个尹字加个立人不就是伊，但是“伊二”也不像话。我们一起去的有一个同志叫胡静之，我说要这个“之”字，“之”不就跟“三”差不多吗，我说我不叫“一二”，我叫“一三”得了。就这样改成了伊之。不仅名字要改，连档案也是不能存的。因为扫荡的形势严峻啊，一旦知道敌人到附近了，我们就把不用的机器，不用的文件，不用的材料，一切带不走的东西全坚壁起来，埋起来或藏在敌人找不着的地方。但指导员说档案不能坚壁，因为敌人搜山搜得非常凶，如果把人事档案搜走了那是不可以的，他就自己随身带着，最紧急的时候就烧掉。我们部队一共烧过两次，所以没有留下任何人事档案。
扫荡最严酷的时候，冀东的很多地方都成为无人区了。（从1939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为了“确保满洲”，将东北与关内隔离开来，为此，将长城沿线居住在山里的群众驱赶下山，强迫建起“集团部落”，东起山海关，西至独石口，北抵内蒙古宁城，南达长城线内侧，长约一千公里，最宽处约二百公里，形成了跨越十二个县境的宽大封锁线，这就是“千里无人区”，总面积约四千平方公里。——编者注）
敌
人把很多村庄变成一个大村，把人都赶到这个村子里头，叫“人圈”。再把其他村庄都给烧了，以此来断绝群众和八路军的联系。我记得最艰苦的一年，我几乎一年没脱过鞋，连睡觉也不敢脱鞋。为什么呢？因为周围的敌人也就离我们十里地，说敌人出来了，五分钟就得集合。五分钟如果集合不了的话，那你就来不及了，危险了。而且敌人坏就坏在经常在凌晨突然伊之袭击，人睡得最香的时候来打你，所以睡觉都不能脱鞋。
我很快就去华北烈士陵园查碑文，陵园有三百多个烈士墓，我挨个查，最后发现了雷烨的墓，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碑文。我根据碑文到了陵园的史料室，问有没有雷烨的档案，他们说没有。只找到了一个小证，上面有一篇文章是介绍雷烨的，说他是浙江人，牺牲的时候二十六岁，延安抗大毕业，是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团的记者，在平山地区壮烈牺牲，牺牲的时候是冀东军区组织科长，就这么简单。我就想问问还健在的当年的老同志，看看他们能不能提供一点线索。首先我找到了北京的伊之大姐，因为她们在北京搞了一个组织，能找到一些战争时期战士的档案。
我觉得一下子就有了信心，开始托人让我进档案室查。因为这时我已经退休了，一般人不愿意接待，我也没有介绍信，一般不会让你查。我托了很多人，终于找到了档案。在档案里面发现了有个叫白建雄的写的一封给雷烨迁墓的建议信，还有当时河北军区给民政厅的调查信，就是调查雷烨是什么地方人、家属在什么地方。当然没有结果。另外档案里还夹着晋察冀画报第三期，登有他牺牲以后的悼文，还有他和田华的合影。有了雷烨的照片，而且他的情况与项秀文的哥哥非常相似，这时候我才找项秀文联系。我跟他一说这个情况，他特别感动，没想到这么多年我还没有放下这件事。我告诉他现在还不能认定，因为这个时候只有两张照片，一个跟田华的合影，一个跟聂荣臻的合影。我建议项秀文赶快到北京去找雷烨当时的老领导，老战友，带着照片去认定，这个雷烨是不是项俊文？项秀文很快来到了北京，走访了一些雷烨当年的老战友。
伊之：
后来，金华的项秀文联系到我，要我帮忙找雷烨的档案。我一听到雷烨的名字，知道他弟弟要找我们，我和我老伴张致祥高兴坏了，雷烨可是我们非常敬重的战士啊，而且我们从不知道他还有弟弟。我们曾经在《浙江日报》上登文章寻找雷烨的下落，他究竟是浙江哪个地方的人？可是没有下落。他弟弟项秀文说要我们帮忙找雷烨的文字资料，因为我和我老伴在晋察冀日报社的时候，雷烨是我们那儿的特约记者，经常写稿子的。我赶紧打电话给我们指导员，可是他说晋察冀的人事档案已经烧过两次了。文字全没有了。我甚至不能确定雷烨是否就是项秀文的哥哥，雷烨是浙江金华的吗？他的原名是叫项俊文吗？我和邓拓的夫人一起问了二十几个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因为那时候的环境真险恶啊，战士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讨论家事的。因为实在是没有时间说闲话，每天除了工作就是打游击。这些家长里短的事情，比如家在哪啊，有什么人，一概不知道，从来不讨论这些。而且好像不约而同地，形成这么个不成文的规矩，谁也不问。
英雄无觅六十年雷烨印象（图）
雷烨摄影作品：塞外篝火雷烨摄影作品：晓渡滦河
我当年曾和雷烨一起工作了三个月。雷烨一般的个子，书生气很浓，文质彬彬的。人呢，非常和蔼，但是非常活泼。他到延安抗大学习了一年多吧，1938年底，被总政治部吸收参加了记者工作，就编入了这个敌后的采访团。因为他在延安的时候写过一些文章，引起了重视，被任命为总政前线记者团晋察冀组长，派到晋察冀来了，还兼任着《晋察冀日报》特派记者。他在晋察冀利用各种形式、各种场合介绍延安文化运动的形势。还受晋察冀《抗敌报》社长邓拓的委托，写《谈延安文艺工作的发展和现状》等一些文章。他那张跟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照片，就是那个时候拍的，是1939年12月沙飞给他们拍的。不久以后，他又要求到敌后去，就从那儿派到了冀东。当时冀东环境最艰苦，是战争的最前线了。因为冀东跟当时的伪满洲国接壤，再往东就是东北了，等于是华北与东北的交界，这个地方斗争最残酷。他在冀东军区担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因为当时冀东干部奇缺，他又自告奋勇担任了组织科科长。不过这些职务没有影响他的记者工作，他一直处在冀东抗日最前线。他做采访跟拍照，既写通讯报道，也拍照片。 当时拍照片的人很少啊，因为相机和胶卷那都是非常罕见的物资。雷烨一面参加斗争，一面学习摄影，尽管那时的照像器材十分缺乏，拍摄条件又很恶劣，但他勤奋呀，走到哪里照到哪里，能多照一张就多照一张。1941年1月，日军血洗冀东丰润县潘家峪村，残杀了几千的无辜中国人。雷烨第二天就赶赴现场，他是唯一亲临现场的记者。（1941年1月25日，侵华日军包围了河北丰润县的潘家峪村，对手无寸铁的村民进行了大屠杀，一千二百三十名同胞遇难，其中妇女、儿童有六百五十余人。全村财物被抢劫一空，烧毁的房有一千多间。从1941到1942年，日军对晋察冀各根据地进行千人以上的扫荡多达一百七十余次，投入兵力八十三万。——编者注）1941年和1942年里，雷烨随部队转战冀东滦河沿岸和热南伪满边境，拍摄了很多新闻照片。沙飞说，他拍的照片无论在质量上或数量上，比起专业的人毫不逊色。 伊之： 后来我终于找到了雷烨写的一篇文稿，关于说潘家峪血案的。潘家峪大惨案第二天，他就到潘家峪现场了，所以那是流着泪写的稿子。在尸骨当中，在遍地是血当中写的稿子。他在文章中描写他亲眼看到的一具具尸骨，“黄昏里，我们在潘家峪向谁告辞呢？”因为潘家峪在场的所有百姓都被屠杀了，一个都不剩。最可贵的是雷烨不仅及时地写出了通讯，而且还拍摄了非常珍贵的照片。现在我们在各大纪念馆看见的“潘家峪血案”的展览照片就是雷烨拍摄的。 当时日本人真不是东西啊，我们的一个工人说那场景真是让人痛心，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到一个老乡家里面，看见锅里还烧着火，他揭开锅盖一看，煮着两个小孩！其中一个是我们都认识的保卫部部长的儿子，他的老婆在路上被日本人用刺刀挑开了肚子，肠子都出来了。他回来后很久都缓不过神，后来他跟我说真是没法看啊。当时的形势就是这么严峻。 张致祥（原晋察冀日报社副社长）： 我当时在晋察冀日报社，邓拓是主编和社长，我是副社长副主编。我只见过雷烨几面，但是他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有些记者尤其是拿着相机的容易有些傲气。但是雷烨这个人太好了，他从晋察冀边区到冀东去经过平西，和我还有肖克一起吃了顿饭。他非常年轻有活力，而且没有丝毫傲气。我还给他讲我们日报社用的石印。每逢敌人扫荡的时候，因为石印非常珍贵啊，没了它就没法出报纸了，就得把石印藏起来。可是石印太大了，藏在哪里好呢，我们的同志非常聪明，就把它放在水里，敌人来了，我们就把石印放入河水里，等到扫荡结束的时候，再把石头从河里头捞出来。我把我们怎么办报的过程告诉他，他也很感兴趣。后来他去边区参加参议会，我们约好再见面的，可是再也没见过。他失约了，因为他牺牲了。 1942年冬天的时候，雷烨被选为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参议员，带着照相机和所拍摄的材料，从冀东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冀西抗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