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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明天海上婚礼
因为王真同志在船上安安分分，从来没有损失过一分钱。但是那时候她的年龄慢慢地也就大了，组织上就考虑给他找个对象。正好海防团里也有个年纪比较大的男同志，又都经常去船上，互相认识，就这样给撮合在一起了。婚礼嘛，就在海边一个渔民家里办的。借用了一个房子，备了一桌酒菜。所谓酒菜，就是炖个鸡，炒个鸡蛋，烧个猪肉，烧个鱼，就完了。四处为家。那时候结婚没有别的东西，两个背包，她的背包和他的背包放在一起合起来了，就成立家庭了。
在管钱的这段时间，1943年我结婚了。我丈夫是海防团的，他经常来，就熟悉了。结婚也是海防团给我们办的，也没有什么场景不场景的，就是他们海防团的团长、政治处主任，他们批下来，搞了一顿饭，大家一起吃。结婚后在岸上呆了一两天我就又上船了，我丈夫仍在部队。
王真去了船上以后，我跟我丈夫一起，回到机关工作，我做的工作是文化教员，教战士、勤杂人员等一般的同志识字。这时组织部说一个同志要调到江南去工作，就赶紧把我调过来了，接手会计。那时候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叫接手就接手，没有二话的。那个同志走之前给了我一个皮包，说钱账都在这里面，他就走了。我呢，就开始做这个工作，谁来要钱就得打个条子给我，我就往皮包里一揣，把钱给他。到了年末，领导来查我的账，一算，收入和支出都是清清楚楚的，怎么就少了两千块钱？哎呀，我竟然犯了这么大的错误！领导劝我，别着急啊，再找找，有没有条子，他说像这个样子，肯定是有一张条子没有能够收好，漏掉了。我就把所有的背包，衣服等等所有的东西一起打开来查，还是没有。我只好说我实在查不到了，我说这个错误大了，给我处分吧。我们那个时候严格得很，一袋米没有了，都要枪毙的。我丢了两千块钱，能不紧张吗？管钱的领导分析出的结论不是我贪污，是我丢失了一张白条。我丈夫当时是主要领导，他很生气，说我丢脸，把钱丢了，太粗枝大叶了，让重新派人来接替我的岗位。
后来因为部队里精兵简政的需要，我丈夫为了起模范作用，就让我一个人前往上海做地下工作。那个时候我才二十三岁啊，但是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孩子只能托付给奶奶，我自己一个人孤身去了上海。再怎么哭都没有用了。不久，我在上海听到了关于王真的不幸。
王真结婚的时候我没有去。她结婚没有多少时候，几个月，她的丈夫就牺牲了。她丈夫是海防团的一个营长，姓洪，挺勇敢的，在打兴化的时候牺牲了。兴化是一个水城，四周都是水。攻打兴化时，敌人的炮火很集中，一下子炮弹落在他身上，因为他是指挥员，在冲锋陷阵。敌人的炮火专门打指挥员啊，他就牺牲了。王真和他都没见过几面啊。丈夫的死对她刺激很大。她本来就是内向型的性格，那一次刺激以后，更影响她的性格，她更加不喜欢在外人面前说话了。不久后她就不在船上了，组织上把她调回来了。因为她在船上经常触景生情，看到那些战士就要想到这些事了，所以后来组织上把她调回来了，调到金库来了。
王真下船的时候，满船的财物一分都没少。那个时代，前方的战士们是人在枪在，而我们是人在钱在啊。
下船后过了几年，组织上又给王真撮合了一次婚姻，就是他现在的老伴。他们在一起做财务工作，彼此了解的时间很长。后来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很幸福。
旁白：解放以后，王真先后任扬州华中银行会计科科长、中国人民银行苏北分行会计科副科长等职，一生都在从事会计工作。2005年6月4日在家中跌伤，右腿股骨骨折。治疗后因骨伤引起并发症，于2005年11月4日上午十点钟在南京逝世。
解放后，管文蔚劝妻子朱竹雯要利用自己的特长从事有益的工作。因朱竹雯在中学读书时曾经学过蚕桑专业，管文蔚就劝她从事蚕桑业。自此以后，朱竹雯后半生从未离开过蚕桑业，干了整整五十年，从一个“蚕姑娘”变成了“蚕奶奶”。她往往一年之内要有六到八个月的时间泡在乡下。“文化大革命”期间，管文蔚被造反派们日日夜夜地“炮轰”和“油煎”，朱竹雯被下放劳动，1979年任江苏省农业厅副厅长，她丈夫管文蔚同志于1993年9月因肺心病去世。朱老说她和丈夫是1938年结婚的，五十多年的婚姻几乎没有吵过架，对于丈夫在工作上对自己的安排从未有过异议。
臧文解放后也一直从事财会工作。退休后，三位老人经常聚在一起，回首往事。王真去世后，聊天的，只剩下了两个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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