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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浩林：
1945年，日本投降，9月3日，家乡岑溪也在庆祝抗战胜利。我虽然那个时候还是小孩，才四岁，我也很高兴，因为知道打败了日本鬼子，爸爸该回来了。我弟弟出生已经快一年了，仍然没有起名字，因为没有爸爸的消息。桂林保卫战以后，有一些被打散的士兵回到家乡，问他们爸爸的消息，有人说看见他突围了。
有一天早上，我在睡梦中突然见有人在哭，我跑到楼下去看，结果是爸爸的一个警卫员跪在母亲那里哭。这个警卫员是从岑溪老家带出来的，一直跟着爸爸。三个母亲都在问，你哭什么？他到底怎么样？警卫员说他不清楚，他估计父亲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是又不能肯定。这种情况，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刚刚过了一个多星期，有人说《广西日报》已经登出了抗战英烈名单，里面有陈济桓。
家里当时看不到报纸，得到消息，赶紧派了一个亲戚，走路到县城里找报纸。这个亲戚一早就去了，到晚上才回来。大家就拿着报纸看，我家婶婶，就是我叔叔的太太，读的报纸。我三个母亲都不认识字，报纸上确实说陈济桓将军牺牲了，全家都哭了，包括我们小孩，都知道爸爸不在了。那是1946年的2月。
第二天，家里平静一些了，大家商量，怎么想办法找到他的遗体，哪怕找到遗骨也行。我母亲交代要我叔叔（爸爸的小弟弟）去，还有爸爸生前的警卫员，两个人到桂林去找。他们先到桂林附近的几个县城找，既没有发现墓，也没有找到其他的什么东西。后来打听到父亲的另一个警卫员，就去问他：“最后一天你们是怎么样分手的？”他说：“最后一天，我没有跟上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离开司令部后，突然发现还有一个文件落下了，他让我回去拿；等我去追他们，大部队已经走了。”另外又找到了一个当军官的，姓陈，是营长。他说现在比较准确的情况是：“当时他们是向桂林西部方向撤退的，应该向那个方向去找。”他们一共找了五天，最后一天，在桂林一个叫做猴子凹的地方，一个村民问：“你们要找什么东西呢？”他们说了情况，村民说：“哦，这样啊，我们村子后面的山上，有一个坟墓，还有一个木牌，我认识字不多，听说是一个将军，你们去看看吧。”他们上去一看，很简单的一个坟墓，前面有一个木牌，木牌上写着：“桂林防守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陈济桓之墓，昭和19年（1944年——编者注）11月”，这说明，日本人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他后，把他埋在这个地方的。第二天，省政府派人把墓挖开，里面是日本军毯包裹着的一副尸骨，发现尸骨腿断开那个地方，是用白金穿起来的，因为父亲有腿伤，这样比较确定是他了。另外还发现有两个左轮手枪的弹头，拿起来一看正是我父亲那把手枪用的型号，所以断定是他的遗体。省政府的人把他的遗体用白布包裹起来，套上了将军的制服。那是1946年3月29号。
阚培同：
大概在桂林沦陷了有三四个月以后，我父亲的勤务兵就找到了我们，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殉国了。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桂林沦陷了，我父亲牺牲了。他说，我父亲是自杀的，他没有突围逃跑。我父亲在信里讲了“不成功便成仁”嘛，他实现自己的诺言：“不跑”。其他的那些官兵可能都突围逃跑了，他坚决不走。我父亲死的时候，把随身的一些日用品委托勤务兵带给我母亲。好像有一个小手绢，一支钢笔，还有他的眼镜。我母亲当时哭得要命啊，哭昏过去好多次。
悲歌漓江焦土抗战（2）
吕铃：
我母亲天天盼着我父亲的消息。我那时候才四岁半，我母亲经常牵着我，从早上就守在路口，看着那些伤兵从面前慢慢地走过。我母亲每看到一个人就问：你见到你们的参谋长吗？这样不停地问，但得到的回答都是摇头。
终于有一天，接到了一个通知，说我父亲和阚维雍将军、陈济恒将军，三个人都牺牲了。我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我感觉简直就像天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只知道我父亲是在桂林牺牲的，究竟怎样死的、埋在哪里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警卫员去了哪里。
白壁：
后来我父亲告诉我，桂林城的防御战是10月30日下午6时打响的，一直打到11月10号。日军从东西南三面围攻桂林，我们的人数少，没办法，只能退守。在被包围的时候发生了剧烈激战。七星岩里头当时有几百个士兵，日军先是拿毒气弹熏，熏不死就用火烧。那么长的一个七星岩，据说就跑出来一个人。剩下的全都死了！
城防司令韦云淞以桂林战况不利，于11月10日下午4时召集守城高级将领开紧急军事会议，韦云淞首先责备一三一师阚维雍部队作战不力，被敌突破中正桥以北沿河阵地而窜入城内，屡次扫荡而不能奏功，他说我官兵伤亡过大，阵地守军逐渐削弱，势难久守；处在现在战况下，征求各人意见。大家都不敢发言。
韦继续说：“守是守不了，不如放弃桂林突围而出，以免被敌全歼。”大家都赞同。决议黄昏后除象鼻山、将军山、河东岸各据点不通知外，其余各阵地部队，只留少数部队困守阵地，大部在黄昏撤离阵地分头向西方突围。散会后一三一师长阚维雍回到师指挥所，师部人员已集合在会议厅等候他开会。阚对他们说：“有好消息，你们等一会，我回房小便后再来告诉你们。”谁知阚回房后，房内即传出手枪声，参谋长郭炳祺入房看时，见阚已用手枪自杀了。阚奉命守桂林时，即有与城共存亡的决心，曾写下绝命书信寄柳州给其家属。韦云淞知道消息后说“死了算了”，仍让各团按照计划准备突围。
陈济桓带了自己的随从随韦云淞往佛山方向突围，但在突围中他自己受了伤，加上腿不好，他认为自己是跑不出去了。他不愿意当俘虏，自杀了。
吕旃蒙带领一部分人突围时与日本人激战，最终战死在乱军之中。这三位将军都保持了民族气节。令人敬佩。
旁白：据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战后所写的《桂林防守军战斗要报》记载：桂林一战，毙伤日军六千余人，我军近两万人除小部分突围外，其余或战死、或被毒气熏晕。日军第五十八师团师团长在日后的战报中称：“我师团在桂林遭到了广西当地土著武装的顽强阻击，这些土著武装的装备虽差，但是极为凶悍，至死决心甚浓，其勇猛为我军远远不及，我军士气低落到极点……漓江之水为敌我两军之血染之为赤，此役是我一生中所经历到的最惨烈的战役，并非在于规模，而在于敌军之勇猛。”亦有日军军官在日记中写道：“自小听说之桂林景色宜人，为世之罕见，但今日我军遭到了自战争以来最凶猛的抵抗……桂林之敌军的武器竟然大多为我日本国四十多年前已淘汰的火枪，我军遭受到如此巨大的伤亡，虽为敌人，但亦为之忠勇精神而感慨。”韦云淞缺乏胜利信心，城防兵力单薄，无法抵挡日军强大兵力的进攻，1944年11月10日桂林城陷落，韦云淞被撤职查办。1948年韦云淞被任命为广西禁烟督办、广西省特捐委员会主任兼督办。1949年冬，韦云淞赴香港寓居。1954年冬因胃病医治无效，在香港九龙医院去世，终年六十四岁。韦云淞曾为家乡创办鱼跃水电厂及水坝，发起募捐重建松山小学，并捐《万有文库》全套充实学校书库。据说，韦云淞一生俭朴，为人忠厚善良，对子女教育极严，不允许子女享受特殊待遇。
阚培同：
后来我看了很多史料，我父亲的部下、他的同事、他的学生写了很多有关他的回忆录，把这些综合到一起，我就知道详细一点的经过了。在桂林保卫战里当时有三位将军，一位是陈济桓将军，是当时城防司令部的中将参谋长，一位是吕旃蒙将军，是三十一军的少将参谋长，三十一军本来是四个师，调走了两个师，只剩了两个师；我父亲是一三一师的少将师长。桂林保卫战打了五六天后，日军攻了进来，司令部的人员决定突围。突围过程中，吕旃蒙将军中弹牺牲了，陈济桓将军腿部中弹，不愿作俘虏，自尽了。我父亲不愿意突围，在决定突围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走吧，你们都走。”他交待了剩下的官兵由谁来负责，自己走进师指挥部用手枪自尽了。
当时情况非常紧急，他自尽不久，他手下的副官、卫士、勤务兵就把他装在一个很大的木桶里，匆匆掩埋在一个壕沟里面就跑了。没跑出去的人被
1934年，阚维雍和长子在南京。
日军抓了俘虏，他们找出了我父亲的遗体。日本人找了一副棺材，然后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支那陆军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之墓”，还向他鞠了躬。抗战胜利，桂林光复后，国民政府在七星岩为我父亲和被日寇用毒气熏死的八百壮士举行了国葬。白崇禧等广西政要都来参加了。柳州市档案局提供的情况说，在我父亲当年牺牲的地方，曾建了很高的一个纪念塔，叫做“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将军殉国纪念塔”，这个塔的基座四周还有蒋介石、白崇禧、李宗仁的题词，“文化大革命”时被捣毁了。现在那些题词被发现，都作为文物，统一放到七星岩的墓地去了。在他的墓旁边还有两个纪念塔，是那两位将军的。
我父亲给我留下的唯一纪念品是那个小笔记本，第一页写着“同同的小书”，这个笔记本“文化大革命”时被抄走了。当时还抄走了很多东西，比如他的遗信、他的照片，大部分东西后来都返还给我们了，唯独这个本没找到。他留给我的唯一的纪念品也没有了。
陈皓林：
我们后来找到了桂林防守司令部的一个军官，他手里有一张父亲的名片。我父亲牺牲的时候，他叫来警卫员，他说：“我跑不了了，也不能再照顾你们了，你们分散突围吧。”这些话他是用手写的，当时他已经负伤不能讲话了。这张名片正面是“陆军中将广西公署第二工矿主任陈济桓”，名片背后写着“执腿臂受伤不能脱离战场，决定自杀成仁”。下面是他蘸血摁上的指印。桂林保卫战是1944年10月28号开始的，到11月10号就结束了。我父亲就是11月10号凌晨牺牲的。后来我弟弟就起名叫“陈可伟”。
悲歌漓江战后（1）
白壁：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百色张发奎的司令部开了一个庆功会，我是跟着我父亲去的。我坐在下面。那些国民党高官在台上大吹了一通抗战的功勋后，我父亲也在台上发言，他竟然大骂国民政府的这些军政要员不抵抗，把这些将军一个一个点到。他说：“向华（张发奎的号）你无能啊，特级上将，指挥不力”；夏威“不威”，“威在哪里啊？还利用军车做生意”；“韦云淞，你弃城而逃，不顾抗战”。后来，听说张发奎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要杀掉我父亲，但蒋的一个亲信反对，他说我父亲在教育界威信很高，怕社会影响不好，不妨利用他的刚直做点事情。因为蒋介石没有下暗杀令，所以他们在下面也不敢把我父亲怎么样，我也不用担惊受怕，反而觉得骂得很痛快。张发奎他们虽然心里恨他，但对他还是得笑脸相迎。
1948年我父亲因病去世，临死的时候，他交代两条遗言：一是，他一生从事高等教育，希望他的八个儿女都也能受到高等教育，他嘱咐我母亲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第二个是，他身无分文，也知道家里面没钱，要我们千万不要离开桂林，讨饭也要在桂林讨，如果回到北平难免过寄人篱下的生活，桂林至少还有很多人相熟。他还说，不久就会解放，解放以后你们的生活必然会安定的。话是这么说，但当时家里什么都没有。我们上学要靠奖学金、助学金，多少年来，就靠我父亲的朋友，主要是马叙伦、郭沫若、李达这三个人帮助，他们月月寄钱给我们。我读书读到一半就解放了，后来就靠助学金上学。说心里话，如果没有共产党，我们这八个兄弟姊妹绝对是完不成学业的。
吕铃：
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了，母亲带着我回到了四川老家。日本投降的时候，我坐车回重庆的学校，看见大家在狂欢。我母亲总是说，你父亲再晚走那么几个月，就能见到今天了。母亲的这句话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
抗战胜利后，我母亲就带着我回到了她的娘家四川铜陵。我母亲家是个有钱的财主，回到老家以后，一开始生活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