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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盼到了这一天──我父亲终于清白了。我母亲头发已经很白了，而且，腿还不好，拄了一根棍子，但走得很快，那个风啊，吹那个白头发就是一飘一飘的，我看到母亲高兴的样子，我眼泪直掉，因为她好不容易盼到了这一天，就是说：父亲是抗日死的，是为人民、为国家的存亡而牺牲的！她感到自豪！ 我母亲生前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希望我父亲能够获得烈士待遇，再一个就是希望见到我那个去了台湾的哥哥，但是她都没能等到。七十年代的时候，一个在香港的表哥在报纸上看到了我二哥的名字，知道他还活着，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联系。后来，通过一个在美国的姑姑和他联系上了。他还寄信过来，我母亲看后哭了好几次，1981年二哥还把他的全家福照片寄给我们。那时候通信还可以，互访很困难。母亲在1984年去世了，去世后不久，我父亲就被追认为烈士。桂林保卫战牺牲的三将军是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海峡两岸都承认的烈士。 我二哥1991年才从台湾回来，我和老婆去桂林机场接他。他给我们带了很多礼物，有一个二十的索尼电视，硬是从台湾跟着飞机一直托运到北京，又从北京托运到桂林，从桂林又拿到柳州的，到现在我们还用着呢。 可能是受家庭环境和当时社会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抗战歌曲。无论怎么艰苦我都没忘过那些歌词。像当年中国那个情况，人心涣散，你怎么能够把力量团结起来，把人心凝聚起来，把精神调动起来，起的作用最大的是歌曲。当东北军听到《松花江上》这首歌的时候，当年真是群情义愤、热泪盈眶啊！老人跟我讲，一曲《松花江上》顶得上是一个军的力量啊！我当时就想，我要把这些歌曲记下来。即使是在北大荒的时候，我一想起来哪首歌，就马上找块纸把它记下来，没有纸就用烟盒之类的东西将就着。到现在，我已经搜集了三千多首抗战歌曲。 现在，一些年轻人只会唱流行歌曲，不会唱抗战歌曲了，会唱的也就那么十几首，已经不是主流了。很多老年人，他们曾经唱过抗战歌曲，但时间长了，也只会唱一些片断，都忘了。我的子女也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但他们都不太积极参与。现在大多数年轻人，他们没经历那个年代，除非他是学历史的，学社会学的，可能知道一点，但基本上对历史这种东西，都是漠不关心的。 我就经常想，日本那么小的岛国，它敢于打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无论是从地域上来说，还是从人口来说，它哪一点比得上我们的十分之一，可我们偏偏打不过它，这说明什么问题？ 你说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彻底地结束了？到现在都没有彻底了结！这个战争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创伤最深，最危险，最不能遗忘。这就是抗日战争！勿忘国耻啊！ 现在，我经常画一些东西，送给台湾的香港的亲戚朋友，因为我送不起别的东西，只能用画来交流。 我的子女都知道这些事情，但他们不感兴趣。他们说，现在都是靠劳动吃饭，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可我不是这样想的，这些事情虽然想起来很让人痛苦，但这些是成千成万的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我们应该珍惜这个幸福。虽然他们不能理解，但我仍然要说这件事，日本人为什么要侵略我们呢，因为我们不富强。按道理日本人应最恨美国人，因为两颗原子弹扔到了日本。为什么日本人不恨美国人呢？因为美国发达。他们只惧怕强者。 现在大家生活好，无忧无虑，但是很自私，如果再有什么战争的话，他们能不能够舍得出去就很难讲了。这次来这里参加桂林沦陷六十周年的纪念，也是非常困难，因为没有钱。可我还是要来。桂林沦陷的时候我才四岁，一直到十六岁我才会笑，人生中本来最美的一段时间被这场战争毁了。我今天要亲自去散发传单，告诉人们：“不要忘了那段历史！”
1939年毒酒案篇首语
2004年10月在南京，我们从抗战史专家口中知道了这件事。这起发生在1939年夏天南京的日伪要员中毒事件，曾在大后方造成轰动，陪都重庆的报纸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连续报道。要知道1939年正是全面抗战的第三年，之前中国军事上节节受挫（全国几无可战之军），政治上投降俱乐部（以汪精卫为首）鼓噪活跃，国际上孤立无援（英美奉行绥靖政策，苏联的军援实为坐视中日苦斗，以免除日人对其远东的威胁），抗战似乎走入了死角。人在走背字的时候，往往需要一剂强心剂来抖擞精神，人如此，国家亦如此。投毒事件如一石投入死水，在当时社会心理上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实际杀敌的功效。
江苏省委宣传部曾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版了一本名叫《群英谱》的文史资料集。2004年12月，我们在其中看到了一篇千字小文，重又提到了六十年前的那起毒酒事件。这篇小文的作者是南京一个普通的街道干部。他说他是多年前听小区里的一位老人说起这件事的。
在南京一个肃杀的冬日里，我们随着街道干部在一个郁闷的小区里穿行。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楼。我们走进这位九十三岁老人的家，他向后退了几步，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不能报道，日本领事馆要是知道了不得了，他们要报复我的。”他的儿子说，老爷子现在有些老年病，有时神智不清。这就是一位刺杀行动的主人公——1939年毒酒事件的投毒者。虽然事情过去了这么长时间，记忆仍然刻骨铭心。平静下来后，这位辛亥革命后两年出生的老人开始了回忆：“我叫詹长麟，那毒是我下的。”詹长麟1934年加入蓝衣社，在日本领事馆潜伏五年后，得到了上级投毒的指示。从此一生坎坷。
黄昏将至，屋里慢慢暗淡地看不清表情，詹长麟屋里的光线很差，到处摆放着上下铺的床，如同废弃的火车硬卧车厢。詹长麟的儿女两家人刚从青海回到南京不久，与他同住一室。三天以后，我们在下榻的宾馆对詹长麟进行了正式采访。让我们意外的是，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和一个孙子随老人一同来了，他们似乎有很多话要说。我们的采访进行得很吃力，老人的记忆时常出现短路，幸好他的二子文斌在南京总统府博物馆从事文史研究，对父亲经历如数家珍，经他提醒和补充，我们才完整地接触到了这段历史。采访中，有两个细节我记忆犹新：1、老人谈了两个小时，几乎没有喝水，当我让他喝口水时，文斌阻拦住了，他说：“我父亲投毒以后，从来不在外面喝水。”2、詹长麟曾谈到被他毒死的日本书记官平时和他私交还可以，我问他后悔不后悔，他用拐杖使劲剁着地说：“我是诚心诚意杀他们的，我是中国人啊，我要报仇呀！我要我的祖国呀！”当时在场的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血直往上涌。“诚心诚意地杀人”，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詹长麟投毒后，全家亡命天涯，备尝离散之苦付出巨大代价。我想，在投毒的一刻，他是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的，而在抗战后所付出的代价，他肯定没有准备。世事沉浮，他只能以沉默应对。詹长麟内向沉稳、信念坚定，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豁达，这也许是他历经磨难得以长寿的原因吧。
当我们离开南京时，他让二子文斌送给我们一个礼物，打开一层层细心包扎的草纸，竟是一个小铜塑：关公。文斌解释，这是我父亲的守护神。
片子播出后，文斌打来电话，说全家是在一起看的，看的时候家里有人失声痛哭；当然不是为了片子，而是片子之外的很多东西。当地政府在片子播出后前来关心了詹家，各种媒体也纷至沓来，我相信詹老会很泰然的，人生如戏，宽宽窄窄的舞台他走了那么多。“问春何苦匆匆，带风伴雨如驰骤”。他身上早已练就了适度、协调、温和的本领。
1939年毒酒案特殊的任务（1）
我小时候家里很贫苦。那时候，我家靠织缎子为生。南京有句话把织缎子的人叫做“饥花子”，吃了上顿无下顿，如同“叫花子”一般。我就处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1934年，我二十一岁，我爸爸詹士良喜欢到南京鼓楼黄泥岗“何家茶馆”去喝茶。有一次，遇见一个叫王明和的织缎子的同行，喝茶间，王明和对我爸爸说，日本总领事馆差一个仆人，我想叫我的儿子王高科给你家儿子介绍进去干，你看如何。我爸爸从茶馆回到家后，就将这件事告诉了我和哥哥，并问谁去干这个差事好。我让哥哥去，哥哥叫我去，谁也不想去，因为听说给日本人做事，心里总有些不舒服。虽然我们没什么文化，但知道日本人欺负中国人。后来还是我爹作出决定，他说让老二去，因为老二长得有模有样，比较能走得出去。
当时我已经有了孩子，一家老小靠织缎子维持生计很困难，想想就去了。
过了几天，王高科就把我带到了日本领事馆书记官宫下的办公室。宫下书记官四十来岁，人很精明，既管人事，又管财务，见了我后，感到满意。日本领事馆对仆人的要求很高，要符合以下四个条件：第一，不会说日本话，不识日本字，防止你做间谍；第二，要有至亲家人在南京做人质，便于控制；第三，诚实老实，手脚勤快；第四，相貌俊秀端正。随后宫下又把我带到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办公室，须磨弥吉郎目测后，说了句日语：“要西（很好）”。从此，我就成为了日本领事馆的一名仆役。
我在日本领事馆的主要工作是打扫房间，端茶送水，分发信件报刊，有时还接听电话。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早晨五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不分春夏秋冬，日日如此，没有一天休息日，每隔三天还要值一次夜班。每月薪金十四块银元。
当时我们家住在南京黄泥岗下面的薛家巷十四号，这是一座四进的老南京民宅。我在日本领事馆干了十天半个月之后，有一天晚上，一辆黄包车停在我家门口，一个头戴礼帽、眼架墨镜、身着蓝布长衫的年轻人来到家中，说有事情找我，就把我带上黄包车，然后来到了鼓楼旅社二楼四号房间。
走进后，我见房间空无一人，便有些纳闷，即问这个年轻人。话音未落，又见另一个头戴礼帽、眼架墨镜、身上也穿蓝布长衫的中年人走进房间来。他随手关好门，便满面笑容地说，你叫詹长麟吧！在日本领事馆干得怎么样？酬劳还多么？我一一作答。随后这个人又对我说，你曾经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在停战期间，因你母亲生病，八十八师黄永淮团长让你回家探母，这件事你还记得吗。我当时听了这番话后，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为什么对我这番经历如此了解。之后这个人又对我讲了许多国家形势和爱国道理，并又问我，为什么有人介绍你到日本领事馆当仆人？我说不知道。他对我郑重地说，目的就是要你搜集和刺探日本人的情报，为国家效劳。
他后来说，自己叫赵世瑞，是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说完他撩起长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他说他把特殊行动秘密告诉了我，问我何去何从，自己要好好选择。并对我说，要么当一名抗日的中国人，参加我们的组织蓝衣社（1932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国民党秘密组织中华复兴社，蒋介石为名誉社长。“蓝衣社”被视为复兴社中的“法西斯派”。“蓝衣社”初期主干由黄埔骨干构成，他们身着蓝制服，以区别普通党员，在戴笠领导下，逐渐发展成为特务组织。——编者注）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为国家为民族效劳；要么用这把手枪在这间房子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我当时认为有这样报国的机会，没有理由拒绝。就立誓加入。从此成了“蓝衣社”一名潜伏在日本领事馆内的卧底。我化名袁露，代号65。每月组织给我十块银元，当时一百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三块银元。
自从加入了组织，我每时每刻都在刺探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领事馆内日本要人的行踪。表面上，我在日本领事馆每天就是扫扫地，抹抹桌子，给总领事端早餐，其实是在搜集情报。把他们办公室、文书科、总务科等房间丢弃的废纸搜集起来，将有价值的废纸留下来，向组织汇报。有时候，还在这些办公室里抄录文件，交给联系人员。每日把日本领事馆内进出的信函文件偷偷拆开，抄写重要情报。将拆开的信封又用火漆封好，再盖上用骨头做的邮戳，或者交还给日本领事馆，或者寄发出去。用这样的手段来获取情报。这些事情可以说都是提着脑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