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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做的邮戳，或者交还给日本领事馆，或者寄发出去。用这样的手段来获取情报。这些事情可以说都是提着脑袋在干的。
我先后有过四个联系人：第一个联系人叫杨立民，安徽人，家住鼓楼二条巷，门牌号码记不清了；第二个联系人叫黄泗清，四川人，家住尖角营土地祠；第三个联系人叫潘崇声，浙江温州人，家住丹凤街二十三号；第四个联系人是卜玉琳，东北人，家住城南明瓦廊。这四位联系人先后是我的上司，他们性格脾气虽各异，但工作态度十分严谨认真，从有丝毫马虎，执行任务则雷厉风行，争分夺秒，遵行戴老板（戴笠——编者注）命令不折不扣，有一种“当日事，当日毕”的作风。如果工作做不好，联系人就会要求你反省思想，反省觉悟，反省行为。主要让你从三个方面去反省：一、忠诚，有没有背叛组织的思想和行为，是不是忠于组织；二、破立，指工作上有没有创新进取的精神，有没有突破自己的成绩；三、廉耻，是否操守廉洁，是否肥私损公，是否堕落腐化。在这种严谨的教训下，在思想上更加忠诚国家民族的利益。我讲，联系人对他自己要求也非常严格，经常重复“信条”，其大意是：我们是领袖的耳目，我们干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是伟大崇高的事业，不为升官，不为发财，而为效忠党国，实现三民主义。
初做特务工作时，联系人黄泗清常谆教说，当特务不图名利，不暴露身份，任何时候都装扮成无所作为之人的模样，无论何时何地在人前受气挨打都要笑脸相迎，不以“低三下四”为耻，为国家之利必当卧薪尝胆，要牢记保密古训一句：“彭祖活了八百年，有话不对妻儿言”。我在为特务组织工作期间，守口如瓶，严守秘密。即使家里的亲人，也不知道我的身份。
有一天下午，我给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端去一碗“索蜜汤”。他用完后，即到室外花园里耍大刀去了。此时其他日本官员也在屋外散步、打羽毛球。我见机会来了，就佯装整理办公室卫生，走到总领事办公桌前，拉开抽屉寻找密件。正在此时，楼梯响起脚步声，我急忙推好抽屉，收拾桌上餐具。进来的人是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副署长悌泽，他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并走到我跟前，举手抽了我一个耳光。我装出十分委屈的样子，望着他，没作任何解释。数分钟后，悌泽转身取下墙上挂着的球拍离去。事后，我不断提醒自己，今后要更加谨慎行事。
有一次，日本领事馆的吉野对我说，介绍我进来的仆人王高科到首都警察厅去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听不懂，我不明白。”一个“不明白”让我在日本领事馆干了五六年。
1939年毒酒案特殊的任务（2）
后来，经过组织同意，我将身份告诉了妻子。在日本领事馆搜集的一些情报，或者是抄写的一些东西有时候就交给她。她把这些整理好的材料藏在堂屋墙壁的关公画像后，每天都有特工人员来取。这些特工人员戴着一顶礼帽和一副大墨眼镜，穿着长衫，从我家前门进来，取了东西后，又从后门离去。
组织还教我怎么去用明矾写字抄写东西。这一张白纸，如果你用明矾去写，表面看不出来，如果把它放在水里头，就会印出来。
这个工作干了好几年。日本人看我忠厚老实，便要把我调到领事馆的公馆去。这样公务楼就差个人，我就把我的哥哥詹长炳也介绍了进去。他也加入了组织。
旁白：戴笠非常鼓励下属特务介绍新人进组织，如某人长期不介绍新人，甚至会被认为是对工作的不积极。不仅如此，戴笠还特别鼓励成员介绍他们的家人进组织，家族式的组织一方面容易控制，另一方面以血缘为纽带便于管理，后来有人形容戴笠好像是一个大家长。
我进日本领事馆时间不长，发生了一件事。
1934年的6月7号，日本领事馆向中国外交部传出副领事藏本昨晚失踪的消息，并要求中国方面在尽快的时间内找到藏本副领事。日本方面认为“我们一个副领事就这样没有了，在你们国家没有了，是不是你们给暗杀了？我们应该向你们国家要人”。如果找不到的话，就要对中国动武。
藏本失踪的那几天，南京沸沸扬扬，有传言藏本在南京被暗杀了，当时的局势非常紧张，日本国的兵舰都开到了下关海面，战争一触即发。日本人历来是用假祸于人的方法挑起事端的，这次他们是不是想通过一个副领事的失踪，来挑起两国的战事呢？
6月6号晚11时，我正好在馆内值班，副领事藏本从总领事办公室出来，找到我，对我说，他现在要出去有事，让我找司机小刘（名字记不清了）把小轿车开出来送他出去。我找到司机，让他把车开到领事馆大门口，并拉开轿车门，让藏本上了车。我看到车直往北极阁方向驶去。我赶紧把藏本的去向写在一张纸上，告诉了组织。
事后才知道，是日本军部指示藏本到南京紫金山自杀，企图制造他被中国人暗杀的假象。但是这个藏本到了紫金山之后，想起自己的妻子儿女，想起自己家乡，不想死。他在那儿饿了两三天，实在是撑不住了，从紫金山山上一个洞里面钻出来，拿自己的金戒指去换吃的，结果被当地人发现了。因为得到我的情报，首都警察厅已在紫金山方向搜寻藏本，村民发现他后告诉了首都警察厅的警察，大批警员上山去搜捕，在一个山洞里把他找到了。
首都警察厅就把藏本交给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通知日本领事馆去领人。当时的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去了以后，跟当时外交部部长汪精卫是这样解释的：“他（藏本）脑子有毛病，跑掉了，是神经不清楚。”过了几天，藏本就被遣送回国了，走的时候带了一大批文物，我帮他装箱的。我为搜索藏本提供了这么一点依据，否则中日的事端有可能早就发生了。
1939年毒酒案南京大屠杀（图）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举行入城式，最前面骑马者为松井石根。
1937年，日本人在卢沟桥还是借口士兵失踪挑起了战争，战事很快发展到上海和南京。在日军占领南京前，为了避免战争伤害，日本总领事馆的全体官佐已经奉命撤离回国，日本领事馆停止办公。宫下出于对我和我哥哥的信任，吩咐我们俩在这段时间内继续留在领事馆，看管房子。 1937年12月13号南京沦陷后，我和我哥哥同时接受组织的指示，不能离开南京，继续潜伏，了解搜集日军内部的情况和情报。尽管南京沦陷了，但我和我哥哥的自由没有受到限制。因为日本领事馆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白色袖章，袖章上面写着几个黑字，叫“日本领事馆使用人”。我们带着袖章骑着自行车满南京城看，尤其是我哥哥，他骑着自行车整天就是城南城北，城东城西地转，甚至郊区也去看，他看了以后把这些都记下来：哪里发生大屠杀，哪里在杀人，哪里在放火，他都知道。并把看到的情况向特务组织汇报。 南京沦陷的那个时候，我们在南京两个地方住过，一个是鼓楼二条巷，一个是广州路。二条巷是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靠近二条巷不远的大方巷曾经发生过日军集体屠杀中国人的事件。当时中国人老实，一个日本人用草绳把几十个被抓到的中国人拴起来，押着去屠杀，中国人都不知道挣脱草绳去反抗一下，老实到这种程度。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日本人太残忍了，你稍微动一点儿他就要打死你，实际上他把你拴住了，早晚还是用机枪扫，为什么不反抗呢，反正都是死。我永远不能忘掉的是：在广州路住的时候，日本兵到我们家来搜，找女人。我说：我们是领事馆的仆役，并给他们看了日本领事馆使用人的袖章，日本兵没有下手。但在广州路，有个女人出来倒水，一个日本兵要强奸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反抗，日本兵就用刺刀把她捅死了。我亲眼看到的。在上海路、在难民区，日本兵经常去那里抓女人强奸，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残暴罪行。在大屠杀之后，南京稍微恢复了平静，而占领南京的日军还经常晚上到金陵女子大学里强奸女学生。看到这些日军残忍的暴行，我义愤填膺，曾经在心里默默发誓：终有一天，要为死难同胞和受迫害的人报仇雪恨。 对日军的暴行，真是一个字：恨。真是恨！我们讲这是民族恨，国家恨，还有家族恨。我的表弟，叫徐万兴，他有个儿子，就是在日本轰炸的时候，死了。日军飞机轰炸南京城，从1937年8月15日到1937年11月15日，九十天里，轰炸了一百多次，死了五百多人。日本飞机每丢一粒炸弹下来，只要是落到居民区，总是房倒屋塌，血肉横飞的景象。 所以我要报这个仇，就是给中国人报仇。为什么要下毒呢？下毒就是为了替中国人争口气。
1939年毒酒案忍辱负重
日军在南京进行了两个月的大屠杀之后，日本大使馆的官员又从日本国回到南京日本总领事馆办公。我和我哥哥詹长炳又继续在日本领事馆当仆人为他们服务。
曾经打过我耳光子的日本官佐吉野，回到日本领事馆见到我时，指着我的鼻子得意地笑着说，你们现在是真正的亡国奴了。我听到这话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心里早已翻江倒海。我在这个时候是不会跟吉野争论的，所有的怒火我都能忍下来，我时刻记着自己的任务。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什么叫忍辱负重，这就是忍辱负重。对日本侵略者的恨，深深的埋在心底，为今后复仇暗地里创造条件。
1939年毒酒案策划投毒转移亲属（图）
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前左）与华北汉奸首领王克敏（前右）在南京的集会上。
1939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我在日本领事馆“公馆”内打扫卫生，在船三书记官的房间里，看到一封日文信件，就抄录下来。 后经翻译才知道是：6月9日，日本外务省次官清水及三重等随行要员，来南京视察日方工作。日本总领事堀公一决定于6月10日晚，举行大型宴会，招待清水次长及其随行人员。堀公一还决定邀请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首脑及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系抗战初期在南京成立的汉奸傀儡政权。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前左）与华北汉奸首领王克敏（前右）在南京的集会上。 京后，指使汉奸梁鸿志组织“治安维持会”。1938年3月取消维持会，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沦陷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后，维新政府宣告解散，并入汪伪政权。——编者注）汉奸要员。 我及时把这一重要情报向特务组织联系人卜玉琳做了汇报，在我送出的情报中，还详细的列出了参加酒会人员名单。名单中，囊括了当时驻南京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政府的骨干分子，包括梁鸿志。军统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国民党的特务情报组织——编者注）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制造一起大事件，想通过药酒把他们全部毒死，来烘托抗日的气氛、反日寇的气氛，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同时也给汉奸走狗一个沉重的打击。6月6日晚10时，军统局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决定，在丹凤街二十二号军统局特警科外事股股长潘崇声家召开秘密会议。研究策划“毒酒案”行动计划。 我哥哥去参加了会，会上当即成立了行动小组，由军统局南京区副区长尚振武负责筹划领导。政治助理书记卜玉琳负责与我们兄弟俩联系。情报助理书记刘玉卿、李再生负责我们全家的撤退事宜。会计主任安少如负责选定毒药。我负责在酒席上投毒。 为了保证投毒行动的成功，会议决定让我投毒后，也喝上毒酒，与日军、汉奸同归于尽。这样子日本人就不会再有什么大的动作，这个案子好像就到此结束了。我哥哥把上面的精神向我传达了。 我接受了最关键的任务——酒中投毒。但是，我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当时我跟我哥哥这样讲，一要保证毒药的药效：毒性如何？能否毒死人？如果毒不死人，把我赔进去也是白搭。二是，完成任务后，尽量安全撤离。我还年轻，我不是不愿意死，但上有父母下有妻儿，我不能去死，我说我活着也是保存力量嘛，也是一个抗日力量嘛，还可以继续杀敌，继续为国家工作。 结果我的哥哥把我的意见又向上级反映，军统局后来认为还是言之有理，就同意了：“你可以不死，但是事情必须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