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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十几岁就抚养我们兄弟姐妹。那时候，哥哥就是我们的保护人，记得是1938年，他说他要北上抗日了，要离开家乡离开我们了。那年我才十岁，太小了，根本没想到自己就这样失去了最依赖的大哥。他这一走就是六十年，整整六十年啊，我们失去了任何联系，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健在。家里人一直在等他的消息，等啊等啊，始终没有任何音讯。
1992年我二姐病危，去世前一天晚上，她拉着我的手说：“我又梦见金土哥哥了，我喊他，但他好像始终没有听到，头也不回朝前走……你一定要把哥哥的下落打听到……”说的时候满眼都是眼泪。我听了，心里很难过，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没有办法忘记哥哥，姐姐到死都还不瞑目。可是哥哥为什么就能这么狠心呢，在弟弟妹妹都还没成年成家的时候就离我们而去，这么多年一点消息都没有。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离开家那天的场景。
那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我在贫儿院上学。他到贫儿院跟我告别，说要北上参加抗日军队了。我说我要跟你去，我已经十岁了。他说：“你还小，那边要急行军，要吃小米、穿草鞋，你吃不消的。我到那边安顿好以后，你大一点了，我再来找你。”我一直记着他说的这句话，天天等哥哥回来接我。等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家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只小黄狗，是我和哥哥从小带大的。那天它也不知怎么的，身上一大片毛被开水烫掉了，家里已经没人了嘛，我自己抱着小狗哭了一场。然后就给哥哥写信，希望他能早点回家接我。我五岁以后就是哥哥带大的，他最关心我了，在劳动之余讲故事给我听，背着我到畦沟去游泳，常教我唱反法西斯的歌，有一首是悼念国际反法西斯牺牲战士的，旋律很好听，那时的青年都会唱，叫《红河谷》：“西班牙有个山谷叫雅拉玛，人们都在怀念他，多少个勇士倒在山下，雅拉玛开遍鲜花。”记得很深，永远也忘不了。
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就把生活书店的八路军打胜仗的书带回来给我看了。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哥哥在离开家的时候，还是做了很多准备的。1937年的冬天，那时我大姐已经出嫁，二姐还没到结婚年龄，哥哥把她介绍给了好友严金明，让他们结婚，又把我三姐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我呢，就随同二姐夫到了贫儿院。因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了嘛，他决心北上抗日，可是没有钱，就把家里的房子典卖了一百块钱，作为去延安的路费。
1933年，我读金华中学高二，认识了项俊文。俊文乳名叫金土，他爱好文学，喜欢读鲁迅、叶圣陶的作品。俊文对鲁迅先生非常崇拜，鲁迅在世最后一年，俊文曾赴上海“补习”数月，主要是去接触和了解“左联”进步作家和革命文艺。后来因为父母双亡，交不起学费辍学了。当年他十八岁，下面有四个弟妹，最大的不过十五岁。父母双亡，长兄为父，他挑起全家的担子，先种田，又在本乡和义乌的小学教书，后来在县里找了一个土地测绘员的工作。就这样他养家养了五年，一直到了抗战爆发。他曾经向党组织提出入党要求，当时的支委评价他“热情有余，经验不足”，要求他留在党外继续接受考验。
1938年的时候，他告诉我想去延安“抗大”，那里又可抗日又可读书，他的意志已经非常坚决。他走的那天是从贫儿院走的，我送他送了好几里路，一路上俊文把自己的想法、心情全都详细告诉了我，我很理解他的心情。那时候的青年都有一股保家卫国的热情。俊文的性格很开朗、很热情，好像一团火一样。他当时的举动，就是破釜沉舟啊，连家都不要了，一心要抗日。所以古人讲：“自古忠孝难两全，覆巢之下无完卵。”俊文平时很喜欢跟我提汉代的霍去病：“匈奴不灭，何以为家？”他最终也成了这样的人。
其实哥哥刚走的时候也来过几封信，是写给二姐夫的。但在信的后面呢，还要加两句话，是写给我的，他叫我的小名，说你要多读课外书；希望你不断进步，一日千里。还嘱咐我的姐姐不要让我一个人过马路，千万要牵着我。因为我们这个镇里横着一条马路，经常有小孩子碰死的。所以他那时候还是经常牵挂我们的，三个小孩在家里他非常不放心。当时通信非常困难，而且像他这种去参加抗日的人给家里写信，都是秘密的。我记得有一次刚收到他的信的时候什么也看不到，只是一张信纸，但用碘酒一浸就看出来了。有的就是用牛奶写的，有是用肥皂写的。可是后来他的信渐渐就少了，以后就完全没了音讯。
之后我就跟着贫儿院、保育院逃难，背着包袱、背着自己的米跟着大家跑。有一段时间感觉很恐惧，就是细菌战。日本飞机抛炸弹以后，炸弹里面带着细菌，儿童的抵抗力差，所以最先传开细菌。传开以后，小孩子一担一担地被挑出去。
旁白：从1940年9月18日开始，日军一六四四部队和七三一部队在浙江进行了多次霍乱菌、伤寒菌、鼠疫菌攻击。在受到攻击的宁波、衢州和金华地区很快发生了大规模的鼠疫流行。1942年7月，驻哈尔滨的七三一部队派遣队与驻南京的一六四四部队队员汇合，破坏从浙江通往江西的浙赣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机场，同时散播传染病，使中国无法再建机场。
哥哥到了武汉，很快给家里来信，简单地说已到了武汉，告诉了当时的地址。那时他已经署名为“雷雨”。到达延安以后，他又改名叫“雷华”，可惜这两封信都在战乱中遗失了。
后来我在北京找到了哥哥在延安时期的战友，她叫范谨，她说对雷华的印象还非常深。从她口中，我们才知道哥哥离开延安后去了晋察冀。
英雄无觅六十年从抗大到晋察冀（图）
聂荣臻司令员和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团等人合影左起：雷烨、范谨、韦明、沈蔚、聂荣臻、林朗、李力克。
我们在抗大毕业以后，就是1938年，六中全会以后，组织上要加强敌后工作，调了很多干部到敌后。我们是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第一组，五个人，雷华是组长，我是五个人中唯一的女同学。我们从延安到晋察冀，徒步走了两个多月。那时候我们是满怀对革命的热情，一路歌声不断。唱得最多的歌是《到敌人后方去》，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还有《太行山上》，还有《游击队歌》等等，唱的很多的。 聂荣臻司令员和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团等人合影左起：雷烨、范谨、韦明、沈蔚、聂荣臻、林朗、李力克。 雷华是个挺好的人，也挺有才气的，他写诗，在去晋察冀的路上还写一首诗送给我，现在就只记得一句了，“柔静的青年”，因为我那时候不爱说话。到晋察冀的时候我们先到的阜平，政治部在阜平。在那里有一个月吧，了解晋察冀的情况，然后我们再分开。因为晋察冀挺大的，雷华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去冀东，敌强我弱的地方。我去了冀中。我最后一次见雷华是1939年初。
英雄无觅六十年托付老高
到五十年代，周围参军的人纷纷回来了，但不见哥哥。我们一直打听找呀，四十多年了，无论是抗战的八年离乱的日子里，贫儿院成天东奔西走、日躲夜藏；也无论是后来参加党的地下工作直到解放，我身边一直珍藏着哥哥的照片和信。解放以后别人都陆陆续续回来了，我哥哥却没有消息。家里人一直千方百计查找哥哥的下落，无论是我去出差或是单位接待北方来的同志，只要有机会就托人打听，也登过报，问有没有人知道叫“雷雨”“雷华”的解放军战士，但始终没有任何的进展。当时很多人就对我说，这种情况，人多半是不在了，否则早就回家了。战争都结束了嘛。可是我们不甘心啊，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有一次，大概是1986年，我当时担任杭州《地方志》领导小组组长，去鞍山开会。开会的时候坐我边上的一个人说他是石家庄的，我立刻就注意了。因为家里收到哥哥的最后一封信就是从石家庄地区发出的。那封信上看到的发信地址是河北行唐县陈庄的一个药店，他在信里还让姐姐给他寄双鞋。和我一起开会的人叫高永桢，也是搞地方志的。我立刻把这个事情跟他说了，托他帮我找找河北行唐陈庄那个药店。没有想到，他听我说完以后马上就答应了，说他非常理解战争中的这种情况，答应我一定会尽力帮忙。本来我抱的心态就是死马当活马医，没想到他这一查，就查了十五年，找了三百多个人，比我们家里人费的心思多得多。
高永桢：
他哥哥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1942年从河北行唐陈庄一个药店寄回家一封信，说生活困苦没有鞋子穿，让他妹妹给他做一双鞋去，他妹妹就做了鞋，按那个地址给他寄过去。之后，再也没有回信，彻底失去了联系。他请求我帮忙，我听了他哥哥的事情以后很感动，当时又正好在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查人名地名还是比较方便，所以就开始一点一点查找项俊文的下落，根本想不到这个事情会花去我十五年的时间。
因为他给我的线索是行唐县陈庄一个药店，如果确实是这个药店，那这个事查起来并不难，因为一个村子里的药店不会太多，那时候的药店肯定是私人药店，一般村里老百姓都会知道的。我想得比较简单，以为这个线索可靠。7月27号散会后，我很快拟定了调查方案，根据他提供的线索，首先查行唐陈庄药店，而后顺藤摸瓜。当时我还在职，我以地方志办公室的名义分别给行唐党史办、地方志办、地名办发信请他们协助查找。住在石家庄的行唐籍老干部也很多，我把他们列了一个名单，大约几十个，一个个联系。我还亲自去过行唐县，找老干部，包括现在在职的县长，访问他们，采访他们。结果查的这几个方面都说，行唐县没有叫陈庄的地方，从来没有过。所有的老干部也都说，没听说有叫项俊文或者叫雷雨的人。
我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了，就开始翻资料，了解到在行唐的邻近有一个灵寿县有一个陈庄，而且这个村是个大镇，历史上有名的集镇。陈庄曾经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的党政军机关的住地，新华书店、晋察冀日报的发行科还有边区贸易局、抗战二分校都在那里。我就分析项俊文会不会是抗战二分校的？因为他离家的时候说他要上抗大的嘛。而抗大二分校的校部就在陈庄。但是信封上为什么不是灵寿陈庄而写成行唐呢？为此我又查资料、访问老干部，终于把这个谜揭开了。从清末开始，灵寿县陈庄的邮路就是通过行唐往外邮信，当时各个地区的邮路不一定完全按照行政区划，行唐的邮路就是这样，他所管辖的灵寿的邮件也要写行唐。抗日战争期间仍然沿用这个邮路，但是解放以后就变了。
这之后我把调查的目标转移到灵寿陈庄，又给灵寿有关部门地方志、地名、党史办几个部门发信，同时调查曾经在陈庄这一带工作过的灵寿的老干部。有一次在石家庄召开灵寿籍的干部座谈会，有二百多人，我得到信息后立即赶过去，希望在开会的空隙进去调查。但是人家正在开会我不能进去，就在门口等，整整站了三个小时，散会了才把事先写好的材料，印好了发给他们。就这样前前后后查了三年，查了将近三百多人，结果谁都不知道这么个人名，项俊文也好，雷雨也好，谁都不知道。
药店的线索我也查了，那里确实有好几个药店是晋察冀边区党的地下交通站，可是当时开药店的人，已经死了，我就把他的老伴儿和女婿女儿叫到一块座谈回忆。回忆的结果说好像记得有那么一个姓雷的，南方人，从延安来的，后来随军走了，不知道下落。把陈庄和药店的线索查实之后，就已经到了1989年，查不下去了。我就赶快给项俊文回了个信，把这个期间，1986年8月8日到1989年6月24日，查的过程，查了哪些人，给他作了回复。我们这儿的政协主席说，做到这一步真算不简单了，对得起杭州的项秀文了，一般谁会费这么大劲。
老高给我写信说找了三年多，找了三百多人，还是没有线索，虽然没有找到哥哥的下落，但是我们一家人对老高却无以为报了。他和我们家完全非亲非故啊。我给他回信致谢，让他不要再费时间和精力找了。
英雄无觅六十年一个叫雷烨的人
虽然线头断了，但我心里，怎么也放不下这件事。我对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战士，有特殊的感情。我小时候见过很多在我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