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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字会被这么多人当成英雄和明星一样地呼唤。
我爸爸妈妈当时也来北京接我，但我们匆匆和师傅一起回到北京基地吃了一顿午饭。之后，我便从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失踪”了。除了接受总局领导的接见、开奥运总结表彰大会，我就被方方面面的人——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从这里“请”到那里，亮相、做采访、录制节目、参观、发言……听说师傅已经帮我挡掉了很多事，可我只恨自己分身乏术。为了保持身体状态，师傅和我还硬挤时间出来，每天穿插1至2小时的恢复性训练。可训练时的心情也只有自己知道———当你知道你今天又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还要应付数不清的公众活动时，你能心无旁鹜、情绪饱满地投入训练吗？我爸爸妈妈住在北京三天，我们见面的时间一共不超过两个小时。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觉得不对劲。有句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此时此刻，我算是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成名之累”。这里、那里都要我去，这个是相熟的记者，那个是朋友的朋友，时间还安排得撞车，我左右为难，都不去也不行，非得“逼”我做选择。无论对着谁，都要微笑、微笑、再微笑。稍显倦意，人家可能就会觉得你不够礼貌。笑到后来，我的嘴角都快要抽筋了。我觉得自己的笑容已经很程式化、很僵硬，可别人却冠之以“刘式招牌微笑”的美名。
我累得根本做不回自己。稍有不慎，就要被人说“哟，成了奥运冠军了，目中无人、耍大牌”。本来我甚至觉得，自己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奥运冠军了呢，对此多少还有些不敢相信。然而，这些生活中实实在在的繁杂事务让我确信，金牌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而且，起码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这样的日子还得继续。
第十章第2节
回到家乡上海，更不得了。
9月3日，飞机降落在虹桥国际机场。接机处休息室外摩肩接踵，人山人海。同机回来的还有姚明，我抬头跟他说了几句话，就引来记者们一阵狂拍。然后，我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姚明瞅见得空，“开溜”得快，我就“惨”了。对着镜头，采访、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无数道闪光灯在我眼前“咔嚓咔嚓”亮起，无数张等着签名的纸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在保安人员的守护下，我总算安全脱离“险境”，一头钻进了事先安排好的车里。
按计划，我不能回家，得先去参加普陀区区委、区政府特地为我举行的欢迎会。车从虹桥驶向普陀区方向，刚入普陀区，沿马路两边就逐渐聚集起不少人。快到区政府时，马路两边的情景还要吓人———好多、好多人！他们举着“欢迎回家”之类的横幅，睁着好奇的眼睛，叫着我的名字，盯着坐在车子后排的我看。人群如果光是学生、居民，这倒也可以理解。最奇怪的是，还有沿马路一家火锅店的店员，穿着制服，一溜站在店门口，拉着横幅上书“某某火锅店，欢迎刘翔回家”，看得我简直哭笑不得。我实在是累坏了，本来想在车上小睡一会儿，哪怕就是闭目养神也好。可车上有人提醒我，跟人家打个招呼吧，我这才透过车窗，摆出笑容，向聚集在那里的路人招招手。
其实，在我的车到达普陀区政府之前，那里的场面还要夸张。我的一个朋友后来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那天他亲身经历的场面时，我听得几乎要昏过去：从政府大院到隔开那里两条马路的地方，就像长城上设烽火台一样，隔着几米就有一个工作人员“站岗”。由于人实在是太多，而且密度极高地聚集在一起，这片区域中，手机打不进来也打不出去。手中的对讲机也因为周围实在是“人声鼎沸”，压根儿听不见对方说什么话而失去了对讲的功效。怎么办？这些“烽火台”站位的工作人员就采用最“原始”的消息传递方式。从站在两个街区之外的人开始“把风”，一看到我的车子来了，就传话给下一个人说“来了来了，刘翔来了”，下一个人再传话给下下一个人“车子到了，车子到了”……传到区政府大院里，指挥一声令下，事先彩排好的区腰鼓队和小学生们就跳的跳，喊的喊，敲的敲。可是———半天也不见刘翔的车开进来。过了好一会儿，“最新消息”才又像刚才传话那样传来，说刚才不是刘翔的车，看错了看错了，刘翔的车这会儿才刚进普陀区。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阴天，还略微有些时停时下的小雨，夹着凉飕飕的风。可是，负责整个活动的普陀区政府里的官员、一个约莫三四十岁的中年男人，竟满头湿湿的，衬衫也湿掉胸前一大片，不知道是汗还是淋的雨。
胡晔（宜川中学代表，那天去机场迎接刘翔，当时也在欢迎会现场）：看看刘翔都觉得他好可怜。那天欢迎会结束了，刘翔在台上，有很多看上去都是像大大小小领导样的人，蜂拥上台去拉住刘翔的手、脚（我亲眼看见竟然还有拽脚的），甚至扯住他的衣服往自己这边拽。因为人实在太挤，他们就一面推开别人，一面自己拉住刘翔。有的人叫刘翔到这里，有的人叫他到那里。后来，警察终于来了，拖着刘翔就往外走。一群人跟着刘翔涌到这里、涌到那里，人群推来挤去，我都差点被推倒。像这样的情况，不是胡说，要真被推倒了，会被人群踩扁的。
欢迎会结束后，终于可以回家了。一路上，马路上都是围观的人，车几乎开不动，好容易到海棠苑小区门口，还没下车我就倒吸一口冷气———天哪！完全堵塞了，满眼都是人。我是被架着下车的，我的前、后、左、右，全都是人。一张张脸，有认识很久的老邻居，更多的是完全陌生的人，他们叫着“刘翔，好样的”、“刘翔，欢迎回家”，争着拉住我，甚至用手碰碰我。比小时候国庆节外滩看灯人挤人还要恐怖。我被身后跟着的汹涌的人流推着向前，而前面，却因为有更多的人等在那里而“交通堵塞”，无法前行。叔叔们（邻居、父亲的同事）走在我前面，背对着我，张着手臂像人肉盾牌一样贴身护着；爸爸在一边一路帮忙“开道”，但堵住就是堵住，一动都没有动；那时天下着雨，不知道我身边的谁，替我撑起了伞———一把奇大无比的遮阳伞，通常我只在海滩边的咖啡座上、在马路中央的交警指挥台上才能见到这样的“伞”。
从海棠苑门口到家门口，这点距离拉成一条直线的话，差不多110米。田径场上跑110米，还带跨越障碍栏，我不过用了13秒都不到。可如今回个家，却实实足足用了三十多分钟。说出来都没人相信———“走”到后来，我是纯粹被“架”回家，双脚根本是离开地面的！
前脚踏入自己家，我立即躲进自己的小房间。楼梯上仍然站满了人，很多人还想跟着进我们家，被爸爸妈妈一边道谢一边劝退。46号门楼下，早被警察实行“封锁”，只出不进。整幢楼，遍布十几个警察，每层都由三个警察把守。
可是住在里面的人怎么办呢？四楼的张伯伯就这样被硬生生拦在门外不让进。他发急了：“我住在楼上的，我回家都不行啊？”
“你凭什么说你住在楼上，想进去的人都说他是住在这里的，我都放进去啊？你有什么东西能证明吗？”
“住在楼上这怎么证明啊？我是出来买葱的。”张伯伯差点“厥倒”，他扬了扬手中的一把葱。
“那我不能放你进去。”
“要不，叫楼组长下来证明一下？”
“你们楼组长谁啊？”
“刘翔妈妈吉粉花。”
“……”这回，轮到警察“厥倒”了。
被挡在外面的，还有我真正的姑妈和表姐。警察让我姑妈“把身份证拿出来”，我姑妈觉得莫名其妙：“身份证上又没写着我是刘翔姑妈喽。”她只好从包里面拿出与我一起合影的照片，扬着照片声明：“我真的是刘翔的姑妈，我有照片的呀。”警察这才放她进去。
可我表姐就没这么好运气了。她刚挤到门前，警察就把她一把推开，认定了这样年纪的小姑娘肯定是追星族不会错。我表姐很委屈地说“我是刘翔的表姐”，警察听也不想听：“现在谁都说是他表姐。不要说表姐了，妹妹姐姐，说什么的都有。不要烦，身份证拿出来。”没带身份证的表姐只好拨通爸爸的手机求援。爸爸就这样像“摆渡船”一样往返于五楼和底楼之间。警察还顺便向我爸求证：“你们家到底有多少姑妈啊？”
只有躺在自己的小房间的床上，我才觉得，我终于又属于我自己了。上完厕所，刚想回房稍微小睡一会儿，楼下却传来阵阵不间断的喊声：“刘翔——刘翔——”没办法，我只好从厕所的窗户中探出半个脑袋，睡眼惺忪地朝楼下的人挥挥手。与此同时，家里的电话，我爸爸的手机，都快被打爆了。电话一个接着一个，都是横拜托、竖拜托，叫我去这里采访，去那里录节目。就听到我爸爸妈妈不停地在那里说：“谢谢你们，但是能不能请你们不要再打了，让我们家刘翔稍微休息一会儿。”电话铃还在一个接一个地响。我实在受不了了，一把抢过电话机：“我来跟他们说！”爸爸硬是拦住我：“你别激动，还是让我来跟他们说。”听着爸爸妈妈在那里耐心、委婉地对一个个来电说明情况，我怎么都想不通，一旦成了奥运冠军，做人怎么就必须做得那么辛苦。
在家待了一个小时都不到，我就被基地派来的车接到学校去了。一方面，家里实在是没法待下去。楼下这种情况，再持续下去就怕出事。我一走，把守门口的警察们也开心地松了口气：“唉，今天总算不要值夜班了。”另一方面，我也必须尽快进行恢复性训练，因为接下来还有比赛。
我走之后，爸爸索性把家里的门铃拆掉了，隔几分钟就“嘟嘟嘟”响一次实在太闹心。大门好几天就这样敞开着。爸爸说，亲戚、朋友、同事、记者，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你们想来就都来吧。
第十章第3节
接下来的日子，除了训练，我就在数不清的活动中度过。虽然师傅替我推掉不少，可排下来的活动还是一场接着一场。有的是简单的采访，有的是公益活动，但也有一些让我觉得不太舒服的事。
现在就算去理发，我也要考虑，理发店够隐蔽吗？头发实在太长了，不剃不行。我就和朋友一起从莘庄拦了一辆出租车，打表三十多块钱，自以为已经到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了。在松江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区里找到一家理发店。但是没用…我还是被认出来了并被团团围住，要不是朋友在一旁帮我挡一下的话，我大概头发理到一半，就要被闻讯而来索要签名的人湮没了。在很多活动现场，我打起了呵欠。倒不是我存心不礼貌，实在是因为我太困了。我是个多么要睡觉的人啊，以前基本上每天要保证8小时左右的睡眠，才能一天都精神好。可现在，我每天睡5个小时都不到。
满以为，接下来到香港，到日本，到合肥，情况会相对好些。没有，一点都没有。
9月6日，我随大部队出发去香港。7日，在香港大球场唱歌，之前还要彩排。除了组织方用车把我拉到这里、拉到那里，就算身在香港这个“购物天堂”，我很想给家人买点东西回去，可终究哪儿都没敢去。他们告诉我，民意调查下来，我和田亮、郭晶晶是香港人最想见到的明星。我实在害怕被“追星”。记者问我为什么，我便玩笑说，我一米八九的身高，挺显眼的。哪怕戴副墨镜走在大街上，恐怕还是会被认出来。等天冷了就好了，我可以戴个大口罩，再不行就搞个假发套。
9月24日结束在横滨的比赛，25日我回到上海。飞机是下午四点降落的，我到莘庄基地停留了一个小时，我爸爸专程开着车到基地，就看了我一眼。我连晚饭都没扒上几口，就又上路了，去参加安徽合肥举办的全国田径大赛。
当时很多人都劝我，这种小比赛别去了，要级别没级别，要奖金没奖金，要对手没对手。再说刚刚比赛回来，人相当疲劳，赶场似的去比赛，太匆忙了不一定跑得好。我当时就回答说，去，肯定要去，跑好跑不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中国的田径项目本来关心的人就少，我自己是练这个项目的，我当然希望它能有多一点人关心，发展得好些。刚拿了奥运冠军，趁着冠军效应余温还在，去了就是最大的支持，人家会记住一辈子的。
到了机场安检处，我又被认出，很多人团团围住我索要签名。这时候怎么能签，一签整个安检的地方都要乱了，那还得了？我猫着腰，拉着师傅，夺路而出。一直等到其他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