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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别了。
第一，吕坤讲的是〃阴阳三气〃，雪芹讲的是〃正邪两赋〃，姑且撇开吕坤的〃中和〃〃偏重〃之气是否就直接相当于雪芹的〃正〃〃邪〃或〃仁〃〃恶〃之气这问题而不论，单就吕坤的〃驳杂之气〃和雪芹的〃两赋而来〃的观点而看，他们的分别就是很大的：吕坤以为禀赋这种气的人〃为蚩为庸〃，是最〃无足取〃的那些人们，而雪芹心目中的〃两赋〃之人，从许、陶、阮、嵇直到卓文君、崔莺莺等辈，却大都是历史当中在性格、气节、才情、文学、艺术上闪发着最强烈的光辉的一二流人物（注：按，这样说当然只是就曹雪芹在当时的认识而大概论其总的精神、倾向。如果我们今天要把这么多历史人物逐一地分析评价，那自然对其中个别例子可以另作褒贬。但是那未免过于拘迂枝蔓了。），和〃蚩〃〃庸〃恰恰相反。
第二，曹雪芹在这种观点之下显示给我们的，他的名词都是貌似〃传统〃而实际另有估价的〃假语村言〃之类的话语，在他的笔下，所谓〃残忍〃而〃乖僻〃的〃恶者〃所秉的那种〃邪气〃，却是不为当今〃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这分明是影射乾隆朝初期的封建中国）和〃光天化日〃所不容的、被逼得隐藏在〃深沟大壑〃之内的〃妒正〃的气。这听起来是很〃糟糕〃的。可是正就是这种气，当被激发时，才生出那些〃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的〃两赋〃人来，如许陶嵇阮卓崔一流。朱熹、吕坤，说邪说谬，是当真的，是封建社会里对那种字眼的〃正面〃定义，是贬斥的。曹雪芹说邪说谬，是〃真真假假〃的，是他自己心目中的特殊定义，是敬仰赞美和欣赏的！
第三，曹雪芹的这种哲学虽然也是〃先天品类存在〃和命定论的，但他这样来解释人性论问题的用意却和朱熹大异其趣。朱熹说：〃尝谓命、譬如朝廷诰敕，心、譬如官人一般，差去作官，性、譬如职事一般，郡守便有郡守职事，县令便有县令职事。……气票、譬如俸给，贵、如官高者，贱、如官卑者，富、如俸厚者，贫、如俸薄者，寿、如三两年一任又再任者，天、如不得终任者。朝廷差人作官，便有许多物一齐趁〃（注：见《朱子语类》卷四。）。你看，他的〃气禀〃说活画出一幅〃封建秩序结构图〃来了！因为他的哲学本就是竭力为这个秩序服务的。而曹雪芹则大为不然。他认为，同一气禀之人，生于公侯富贵、诗书清贫、薄祚寒门三〃阶级〃中，只表面表现有差而已，本质全然无别。〃异地（此〃地〃即约略相当于阶级）则同（注：按〃异地则同〃当依别本作〃易地则同〃。然当时旗人往往爱犯写〃白字〃的毛病，例子很多。曹雪芹也不能尽免，《红楼梦》中的实例也不止一处。）之人〃和〃成则王侯败则贼〃两句话，放言无忌地道出了阶级并不是〃先天品类〃产物和〃命定〃安排的。陈后主、宋徽宗，温飞卿、柳耆卿，李龟年、黄旛绰，平等排列，不过是〃异地则同〃，不过是〃成〃〃败〃问题（社会、人事条件）罢了！（注：《板桥诗钞》中《南朝》诗序说：〃昔人谓陈后主、隋场帝作翰林，自是当行本色；燮亦谓杜牧之、温飞卿为天子，亦足破国亡身。乃有幸而为才人，不幸而有天位者，其遇不遇，不在寻常眼孔中也。〃其见解略可合参。）
请看，这和朱熹之流是多么大的不同！这是多么大胆的〃邪谬〃之论！必须想到，清朝是最祟奉朱熹哲学的，时刻以产生〃理学名臣〃而自豪的，士大夫大都向朱文公叩首礼拜。而曹雪芹的〃异端〃思想竟是在这群人的当中而出现了！
曹雪芹的思想，落在理学家们眼中，是〃异端〃，不待言了；其实不必找什么理学家，就是当时一般士大夫，读书人，也是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他的这种看法的。一个例子就是汉学家周春，他是南方最早的红学家，第一位写出红学专著《阅红楼梦随笔》的人（注：周春的红学观点是主张曹雪芹此书是以南京靖逆襄壮侯张勇家的事迹为素材的，但他也能看出一些别的问题，例如他说：〃此书曹雪芹所作，而开卷似依托宝玉，盖为点出自己姓名地步也；曹雪芹三字既点之后，便非复宝玉口吻矣。〃此点实在很能说明当时读者的直感，而〃石头〃云者，原为假托，所以根本不在话下。）（他作此书还是乾隆朝），在周春眼里，曹雪芹的这种提法就无法理解，他说：
全书大旨，及贾氏一门，俱从冷子兴口中叙明。而议论宝玉，所拟古人，拉杂不伦，作者因出雨村口中，所以如此耳。
拉杂不伦这就是当时一般士大夫不能接受、无法理解的证明（注：周春的这个解释，全不合理，雨村在〃议论〃上，是有特殊见识的，所以由他来讲解〃两赋〃之理，怎能又说出他口中便〃拉杂不伦〃呢？这还是受了〃好人〃〃坏人〃的机械看法的影响。）。
曹雪芹还不可能具有我们所理解的〃阶级〃这一概念，可是他思想中，毫无疑问，已经时时在接触到这个朦胧而具体的问题了。曹雪芹的〃两赋〃说，是他最突出的叛逆思想，他对那些不为封建社会所容的〃邪僻〃性格的人物作了他自己的哲学解释，景仰那些敢于向封建社会对立、反抗的前辈典型，不待说，他自己当然就是以〃两赋人物〃自居的。曹雪芹的平等观念，〃成败〃议论，是他对封建秩序的勇敢的怀疑和攻击。
其次，虽然他所举的实例是自古及今（雪芹时代的〃今〃）的人物，好像他除了主张〃异地则同〃之外，同时还含有〃异时则同〃之义，但是仔细推求他的本意，则实际上是把这一批〃正邪两赋而来〃的〃一路之人〃作为那个时期的具有新兴的历史时代思想因素的一流人物而提出的。他以这一惊人的〃邪说〃提高到哲学认识的高度而〃总领〃全书，可见他寓有深刻的意义，这比一向为人常常提到的〃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女人是水作的骨肉〃那一〃理论〃实在重大重要得多，所以应当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这样的人，虽然生活于〃太平无为（？）之世〃，却坚决不向〃运隆祚永之朝〃投靠，甘心离开〃光天化日〃，埋藏于〃深沟大壑〃，凭其〃摇动感发之意〃，来〃搏击掀发〃，发奋写成一部《红楼梦》。我们似乎可以说，曹雪芹的整个生活道路，证实了这一点，说明了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理想而度过了他的艰辛但是光辉的一生。
从这个〃理论纲领〃来看，我们也可以理解，曹雪芹心目中最为关注的，是〃人〃（或者说人物）的问题，而人的出现，他所能发生的作用和价值，以及他的命运，则尤其是他关切中的关切点。在曹雪芹看来，天下之人可用〃两赋〃法归纳为〃三大类〃，其中〃修治天下〃的〃大仁者〃和〃挠乱天下〃的〃大恶者〃，他都不想正面去写（这并不等于说他对此二者毫无兴趣，漠然于衷，实际上他对此二者思考的恐怕更多更深刻）因为一写他们这些人，那势必将〃红楼梦〃改变成为一部〃理治之书〃，而这种书，曹雪芹一开头就清楚交代过了，他是不肯写的，那种〃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的道貌岸然的正言庄论他不想涉笔（他表面理由是〃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注：这就说明，曹雪芹写小说也是估计了特定读者对象的本以〃市井〃俗人、城市百姓为主，而没有想给〃高等人士〃看。）），他的用意就是要以〃适趣闲文〃的形式来写自己熟悉的那些〃两赋而来〃的〃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的〃异样女子〃，而她们比不上〃班姑蔡女〃之流，如果〃异地则同〃的话，倒和红拂、薛涛、朝云、崔莺莺、卓文君相似，但是她们的命运的〃册子〃都在〃薄命司〃中存贮。曹雪芹为她们伤怀感叹，立志要传写她们，〃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我们必当考虑到，在我们整个文学历史的长河中，写及名媛才女，淑子佳人的悲欢离合故事的，何啻千百，但有几个作者是抱着这样的严肃态度、崇高情操，而又站在一种〃社会意识〃的总高度来对待〃女子〃问题的？我们读《红楼梦》这部〃淫书〃〃邪说〃的，首先要体认的正是它的作者的这种异乎寻常、超越往古的思想面貌、精神境界。
说曹雪芹注重写〃人〃，当然是社会的人，世上没有并无社会生活的人，所以，说文学是写生活，那自然是说人的社会生活，不言而喻。在曹雪芹时代，还没有〃社会〃这个名词（连带它的概念），但是我们又可以分明看出曹雪芹却正是从社会的角度和关系中去认识了〃人〃的，因此，他所考虑的〃人〃，并不是孤立的形象和现象问题，他所实际考虑并且认真深刻考虑过的问题就必然是很多的，否则《红楼梦》就不会是那个样子的了。
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表达，那么他分明考虑过宇宙、世界、人生、国家、社会、政治、道德、宗教、伦理、制度、风俗，……。他确实考虑得极多，而且似乎想要得到一个哲学的理解和解决。他把小说的开头引到娲皇炼石补大的神话上，〃说来虽近荒唐，细谙则深有趣味〃，说明了他落笔之先，已然有了一种思想认识，而其中之味，是须要读者细谙才能理解的。
换言之，曹雪芹不仅仅是要传写〃闺友闺情〃，记述〃悲欢离合，炎凉世态〃，即反映社会生活和人物，而且是要通过这个形式来表达他自己的哲学思想。
《红楼梦》还曾写过湘云和翠缕主仆二人畅论阴阳的大道理，可以说明曹雪芹不但善于观察事物现象，而且精于思考哲理。他的〃正邪两赋而来〃的玄思奇论，就是他对事物（包括人）的构成的客观复杂性的哲学认识和解说。世界是由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如果拿曹雪芹的〃两赋〃论来比照参详，那么不能不说他在十八世纪前期就已然隐约地看到了这条哲学真理，而且用他自己的独创形式对它作了表述。
大家认为，像龚自珍这种写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多为稻粱谋〃，〃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的文学家，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时代的启蒙思想家。若从这一角度来看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从龚自珍等往上追溯，在启蒙思想家中，曹雪芹实在应该列为是卓立在最前列的特别伟大的一位。
周汝昌
十二 流浪播迁
曹雪芹家在南方的家产情况，据曹钕蚩滴趸实郾ǜ妫恰敖虾较靥锒儆嗄叮吆匾话儆嗄叮镏菥煞恳凰！倍菁倘谓焖搴盏碌牟槌ǜ妫蚴恰捌浞课莶⒓胰俗》渴Γ布扑陌侔耸洌坏匕舜Γ彩徘炅懔吣叮患胰舜笮∧信惨话偈目凇Ｓ嘣蜃酪未茶痪梢铝阈堑燃暗逼卑儆嗾磐猓⑽薇鹣睿庥兴凡茴银连本利三万二千余两。这些房地人口，都”荷蒙皇上浩荡天恩，特加赏赉“，给了隋赫德了。至于北京方面的财产，据曹畋ǜ妫恰蔽┚┲凶》慷獬窍视憧诳辗恳凰和ㄖ莸涞亓倌叮徽偶彝宓逼桃凰疽咔Я健！倍搴盏略蛩担骸安茴家属，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今其家属不久回京，奴才应将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拨给。”故此他家在京的房子和奴仆，并未完全抄没，还颇有一些残余旧业，幸而得存。但详细情形，那就无法得知了。
曹家在北京的最早的一处房屋，据曹寅的诗句的自注，是在内城（那时八旗人都住内城，外城只是汉民的住处）东南角的贡院邻近。这所住宅，舍南有修柯浓荫，门外有老槐参天；因为地点是靠近城角以内，所以抬头望得见参差的城郭，宅门并且是“面寒城”而开的；宅内有小园，名曰芷园，园里有花木清阴、长渠细溜、白石苍苔，又有西堂、鹊玉轩、春帆斋、悬香阁，有桂树，有棠杜，有马缨，有垂柳……。这所宅园，当是曹世选随多尔衮入关进京以后的第一个住所，这一带本来多有明代园子，旗人们来了，就都分配占居了。
稍后的曹家住所，似乎在西城又增添了一处。这也是有些线索可寻的。原来康熙幼年因“避痘”的缘故，不是在宫内长大的，而是随保母人等住在紫禁城西华门外以北、西筒子河西岸、后为福佑寺的那个府邸里。康熙所赖以抚育成长的保母就是曹玺之妻、曹寅之母——后来康熙南巡时曾称为“吾家老人”、生前已封为“一品夫人”的那位孙氏夫人。而同时从西华门往西，直到西安门以内，这皇城西部一带地方又正是当时内务府的各部门的所在地，内务府人员当差和居住处所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