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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791）。他两人本是胞兄弟，父亲名瑚玐（1710…1760），但敦诚在十五岁时出继给叔叔宁仁为嗣了。他们是和硕英亲王阿济格的第五世孙。
为了更好地了解曹雪芹，必须对他这两位宗室朋友加以了解，而为了了解这两位宗室，又必须了解一些其他的事故，所以我们这里要提起一些老事和〃旧账〃。
原来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兄弟五人，三弟名舒尔哈齐，最为重要，在明朝人的口里曾和努尔哈赤并称为建州都督，朝鲜史料中也并称，而以〃老哈赤〃〃小哈赤〃别之。可是努尔哈赤与弟不和，疑其有二心，竟先杀其两子，复禁锢其本身，最后终于杀死了完事（后来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又以十六款罪状杀了舒尔哈齐之子阿敏）。努尔哈赤自己有十六个儿子，最喜爱的是〃大福晋（忽刺温之嫡裔乌喇贝勒之女）〃所生的三个：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努尔哈赤属意于第十四子多尔衮，想传位于他，不想后来第八子皇太极谋得了皇位，逼死了那位乌喇母妃殉葬他父亲。皇太极既死，以多尔衮和舒尔哈齐的第六子济尔哈朗同为摄政，〃扶保〃他的幼子福临（顺治）为帝。入关前后，多尔衮弟兄三人功劳最大，也威权最盛，不但导致了济尔哈朗和多尔衮系派之间的磨擦冲突，而且也引起了皇太极系的疑嫉，因此福临亲政之后，就假手于济尔哈朗，伺隙向多尔衮及其弟兄系进攻。阿济格本来就不忿皇太极抢得皇位的事，因此当皇太极一死，他就和多铎力劝多尔衮即位，但多尔衮未允；及顺治七年末，多尔衮猝然病亡，阿济格就又要乘机行事，夺取皇位，结果为济尔哈朗等逮捕、削爵、幽禁、抄家，并诸子皆黜除宗室，赏给别家（仇家）作了奴隶。八年十月，阿济格因坚决反抗这种迫害，竟要设法点火烧他那座牢狱，又企图用刀挖掘地道越狱，为监者告发，〃赐〃自尽（注：谈迁《北游录》，对阿济格之事有极生动的纪载，为当时亲在京师的见闻，可参看。）。
这就是敦敏、敦诚的〃家世〃来历。
至于多尔衮，虽然身死，势力犹在，所以也不能幸免，转年二月便宣布〃罪状〃，削夺封典，籍没家产，党羽都遭到穷治。这又就是曹雪芹之始祖的旗主的下场。
所不同的是，曹家经过这次大事变，反而得以随了正白旗转为上三旗、并入内务府，又因了孙夫人是康熙保母的关系，得以享有了六十年的〃全盛〃，直到第二次大事变雍正夺位时，这才遭了殃；而阿济格家，除了康熙元年曾将他的次子博勒赫复还宗室，追封镇国公以外，直到康熙五十二年才将他的第三、第八、第十、第十一诸子各支赐给觉罗红带子、附入玉牒；博勒赫一支，即敦敏弟兄的高祖，是唯一封公的，可是到雍正年间，应该袭封的经照（敦诚的叔祖，过继后的祖父）和恒仁（字月山，敦诚的叔父）也因〃不应封〃而夺爵：这就是说，他们家蒙〃皇恩浩荡〃，才仅仅得以从〃庶人〃恢复为〃天潢〃，但又因和年羹尧是姻亲而陷入了党祸，连身嫁年家多年的姑奶奶也勒令返回娘家，那地位也不过是〃宗室平民〃而已，远不能和其他非王即公的显贵宗亲相比肩。
犹有甚者：其实这种宗室有时连〃平民〃也不够，只是一种〃宗室奴隶〃。对于清初的那种制度，后来的人很难想象，很多的历史情状没有记载便无人了解了，如清代一位宗室描叙：〃国初宗室，不如是之尊也，凡下五旗（即八旗中除去厢黄、正黄、正白三旗的其余五旗）宗室，俱隶本旗王公包衣下当差：护卫、典仪至披甲（当兵）护军不等，出则为之引导，处（chǔ）则为之守护，且有挑为'哈哈珠塞'（满语幼童侍役）日供扫洒、侍巾栉者；无论叔、伯、兄、弟，本旗王公俱奴视之；其挟嫌者、或有谋不遂者，日以鞭挞从事，其苦万状，其贱无伦！〃（注：奕赓《佳梦轩丛著·管见所及》。）雍正因为要削减宗室王公的势力，才下令将王府包衣佐领下的宗室置之〃公中〃（实在是皇帝势力内）当差效力，不许该王公私行使令；据说诸宗室这才〃幸出水火〃，但这仍只是稍高一级的〃宗室奴隶〃；直到乾隆四十七年，闲散宗室一律赏给四品顶戴，于是一时宗室才得〃冠而冕之，堂且皇也。诸王公又日益自谦，每于广众中见本族叔伯，必曲膝参见（按家人辈数请安行礼）：百数十年来凡从前之引导者、守护者、侍巾栉者、应扫洒者、奴视而鞭挞者，俱施施（yī）然与诸王公分庭抗礼矣！〃（注：亦见《管见所及》。）
由上段叙述，我们看到了一幅生动的图画。敦敏、敦诚和雪芹交游时代，上不及被奴视鞭挞，下不及〃冠冕堂皇〃，而核其家世实际，尚远不及曹家的门庭显赫。尽管他们的历史身份悬殊，却又同样有过奴视鞭挞的惨痛经历，同样由于皇室内部矛盾而遭到残酷的迫害。敦敏借咏柳的题目，说出〃龙舟南幸人安在，汴水东流路正长〃〃忍将上苑飞花种（zhǒng），空付离宫乱草中〃的话（附按：他弟弟敦诚看了后两句，深恐不妥，就提笔代改为〃新晴嫩绿离宫里，翠色和烟上苑中〃（变为十分含蓄隐晦了），抒写他的〃触忤心情类转蓬〃；敦诚和哥哥联句，有〃世味薄于纱，境遇冷如雹〃的感慨；他们看不上那些〃长安俗子笑拍手，轻肥驰过五陵东〃的贵盛之流，表示〃纨袴侈轻肥，布衣甘朴素〃；他们当然也有时不免〃热中〃一番，但不久就自悔〃胡为不自量，磊落负怀抱？〃明白了〃真妄判荣辱，静燥分拙巧〃的道理而决意〃从此恋云林，谋生非草草〃了；敦诚甚至借《题枯林系蹇（驴）图》的题目而写出〃忍使羁縻老此生，东家俯首一长鸣。阿谁为解青丝络，风雪教他自在行！〃的感慨沉痛的句子1他也能模糊地看到阶级的不平而寄同情于穷苦人民：〃去年大水秋无■，田家卖牛供寒饥；今年地湿宜麦陇，可奈无牛更无种（zhǒng）！拆屋买种借牛耕，春寒露处（chǔ）何为生？君不见城中大半闲手足，妇著绮纨男食肉！〃（注：以上所引诗分见敦敏《懋斋诗钞》与敦诚《四松堂集》《鹪鹩庵杂记》。后不一一备注。）重要的是，城中的这些鲜衣美食的〃闲手足〃，绝大部分正就是八旗特权阶级。
由此可见，曹雪芹之所以能和敦家弟兄（注：八旗非汉姓人的习惯，署名称名皆不著姓，而为了方便，只将名字的第一个字假借为相当于〃姓〃的〃领称〃。如傅恒，本姓富察氏，而称为〃傅公〃、〃傅相〃、〃傅文忠〃等等。这是历史上的特殊事例，虽本不通，但相沿如此。〃敦家〃云云，仿此。）成为好友，是他们气味相投，谈得来，也就是说，他们的遭际、生活和思想感情当中，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作为友谊的基础。他们之间固然不能尽同，有很多差别，但是这些差别比起共同的东西来，是不如共同者重要的。他们同是牢骚愤激，不平辄鸣（当然方式不一样），同是由于首先经历、认识了〃小政治〃（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丑恶才擦亮了眼睛，进而有可能认识〃大政治〃（整个社会不平）的黑暗。生活在距离我们二百多年前封建社会中而出身于统治阶层的曹雪芹和敦家弟兄，如果不是这样的，那倒真是难以理解的了。所以，从当时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中间来研究、理解他们的思想，是非常必要的。
周汝昌
十八 虎门剪烛
身世遭际、思想感情，是敦、曹友谊的基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敦敏、敦诚和曹雪芹结识之初，首先引起他们注意的，却是雪芹的才华风度。
曹雪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这个人，可真不简单。虽然我们所获得的有关他的记载极为贫乏粗糙，而从这一点点也能觇其大概，也足资想象：这个人是有趣极了。
有机会和他接近的人，最容易发现的是，他善谈，会讲“故事”。只要他高兴起来，愿意给你说，那他可以说上一天，说者不知倦，也更能使聆者忘倦。裕瑞《枣窗闲笔》记载过：“其人（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
而且，他的能谈是有特色的。第一是他那放达不羁的性格和潇洒开朗的胸襟，能使他的谈话挥挥霍霍，嬉笑怒骂，意气风生。这就是古人所谓“雄睨大谈”，听之使人神旺、色动的那种谈话。第二是他的素喜诙谐，滑稽为雄，信口而谈，不假思索，便能充满幽默和风趣，每设一喻、说一理、讲一事，无不使人为之捧腹绝倒，笑断肚肠。第三是他的自具心眼，不同留俗，别有识见，如鲠在喉，凡是他不能同意的，他就和你开谈设难，绝不唯唯诺诺，加以他的辩才无碍，口似悬河，对垒者无不高竖降旛，抑且心悦诚服。第四是他的傲骨狂形，嫉俗愤世，凡是他看不入眼的人物事情，他就要加以说穿揭露，冷讽热嘲，穷形尽相，使聆者为之叫绝称快！
有了这几个特色，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想象曹雪芹的谈话是如何地妙语如环，奇趣横生，是如何地精彩百出。无怪年纪还很轻的敦诚，一会到他，立刻就为他的“奇谈娓娓”“高谈雄辩”吸引住了，立刻就爱上了这个人物性格。
相处得久了些，慢慢地发现，曹雪芹的可爱绝不止这些，他“嘴”上的妙处固然过人，“肚子”里的妙处更是不一而足，同时“手”头也有绝活。越是和他相处，越是发现这个人的更多的了不起。因此敦氏兄弟很快地便在学里各种人等中间发现了这位非凡的当差者，而且他成为他们哥儿两个“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好朋友。
这时候宗学里的情形大致是这样的：
从乾隆十一年以来，宗学学生额数定为六十人，按规定应有汉教习六人。教习中有一位黄克显先生，是敦诚这一“班”的老师。黄克显，字去非（说来也巧，黄先生的号竟和敦诚的字全然相同：敬亭），他是江西·瑞州·上高（今县名同）人，由拔贡考取教习，入宗学；敦诚从十一岁（乾隆九年）进宗学读书，就是跟着黄先生的。黄先生是宋朝大诗人黄山谷的后裔，是一位爱好文学、喜欢作诗而不满意于流俗文字的人，他后来做了四川·岳池县知县，重视教育，建立义学，曾作碑记，说：“少陵（杜甫）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洵不诬也。今岳邑士子家无藏书，人鲜力学，所读者多系庸熟文字，师以是教，弟子以是学，一幸获司衡之节取，遂奉为博取青衿秘诀，无惑乎英资汩没而文体日就卑靡也！”他勉励人“日渐月摩，力扫旧习而更张之”，主张“沉潜乎六艺，含英咀华”。（他的县政也很好，爱民伸理，当地人立禄位牌，入二贤祠，以纪念他。）敦诚弟兄的叔父恒仁，本来就是八旗中的一位名诗人，自幼就教过敏、诚二人；如今他们在学里又遇上了黄老师，这对他们的诗文成就，就有很大的影响。
还有，稽查宗学的孙灏（字载黄，号虚船，一作虚川，钱塘人，雍正八年进士，后来曾入值上书房，作皇子师傅，和他的同年进士陈兆仑一样），也是个诗人。我们单看《湖海诗传》卷四里保存下来的他那首《扑满行》，完全是对当时黔货贪财的官场恶风进行嘲骂，以及后来屡以直言讽谏皇戚的仗势凌人、皇帝的巡游无度，因而惹恼了乾隆，在乾隆二十三年竟大遭申斥，说他的奏疏与“本朝家法及我满洲风俗人心”抵触，“其心为何如心乎？”因而落职降调，则可见其为人一斑。敦诚作怀人诗，对他表示了很深的感情。这样的师长，对敦氏弟兄就一定也有所影响，而且也应该都和曹雪芹认识。
再看这时的宗学里的学风是如何呢？乾隆十年，稽查右翼宗学右通政熊学鹏曾因学内稽查皆系汉官，于满文翻译功课都不通晓（可见那种课程的具文敷衍），建议再派满洲文臣一人协理，获得实行；虽然如此，那些学生们却是如敦诚所写：“同学尽同姓，五陵马与裘；文章溯唐汉，诗赋追曹刘；或为李昌谷（李贺），锦囊才无侔；或为李供奉（李白），奏赋侍冕旒：谁谓吾宗内，曾不古人优？”可见一般风气仍是极重汉文学。至于敦诚自己，则是：“嗟余愧后学，操觚耽吟讴；雕虫矜小技，抚卷恣冥搜。”把课馀的全力都放在学习作诗上面了。
这样爱诗的敦诚，当一旦发现曹雪芹又有着惊人的诗才的时候，他的惊喜佩服，不难想见！这就无怪他们的友情越来越密切亲近。于是乎，敦诚在课余无事之时，就爱和雪芹交谈。
上面说过，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