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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赞同“斗争”，但他的理由是“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并以为“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殇亡，亦视强项敢死之民众。”所以鲁迅的斗争，是为了反抗压迫，为了“翻身”，为了改革；决不是作威作福，箝制人，压迫人，随意置人于死地。
鲁迅思想的卓异即在于：他力主革命，力主改革，力主斗争；但同时认为：“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尤其在根本上，鲁迅认为，“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在如火如荼横扫一切的“革命”怒潮中，他一再抗议“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的思想、观念、作为。鲁迅站在青年学生的血泊中大声疾呼：“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
鲁迅太珍惜生命了。他是主张“生命便是第一义”的人，所以他坦承他不能做领导，因为“凡做领导的人，……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鲁迅甚至推而广之，表示“我并不想劝青年得到危险，也不劝他人去做牺牲，说为社会死了名望好，高巍巍的镌起铜像来。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末请你自己先去死吧。诸君中恐有钱人不多罢。那末，我们穷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所以我从来不叫人去牺牲，但也不要再爬进象牙之塔和知识阶级里去了，我以为是最稳当的一条路。”熟悉鲁迅生平的人大都知道，清朝末年他在绍兴府中学做监学，学生要剪辫子，他劝他们不要剪。学生甚至怪他言行不一致，因为他自己在留学日本的时候就把辫子剪掉了。当学生还是把辫子剪了，鲁迅装着没看见，保护着他们。别的学堂的剪了辫子的学生，是立即被开除了。杨霁云先生为鲁迅编《集外集》，写了序言，鲁迅认为是好的，“但结末处似乎太激烈些，最好是改得隐藏一点，因为我觉得以文字结怨于小人，是不值得的。至于我，其实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知先生以为何如？”这样的事例还有一些。鲁迅提倡“壕堑战”是有名的，这同他提倡的“韧性”战斗相辅相成。“壕堑战”就是先保护自己，守住阵地，不到短兵相接的时刻不挺身而出。写文章也是这样。1925年鲁迅告诉他的学生：“政府似乎已在张起压制言论的网来，那么，又须准备‘钻网’的法子——这是各国鼓吹改革的人们照例要遇到的。”在国民党政府检查书报，密令禁毁，乃至逮捕作家，秘密杀害的“文化围剿”中，鲁迅说他自己就把文章的“骨头”先抽掉几根，他的许多杂文集的书名，如《伪自由书》、《二心集》、《准风月谈》，都显示出“壕堑战”的精神与本领。这也是一时代的精神，必将为后人所纪念与景仰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阿房宫赋》的这几句名言，早已揭示历史是怎样令人回顾与前瞻的了。
中国的圣贤总是鼓励、教导人们做牺牲，而且是为了一种思想、一种观念。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臣死忠，子死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乃至扩展到一点公物，几张钞票，都必须不惜牺牲生命赤手空拳去与持刀持枪强盗搏斗。在这样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中，鲁迅力排传统，不鼓励牺牲。然而，革命与改革又是难免牺牲的，鲁迅的见解是：“为社会计，牺牲生命当然并非终极目的，凡牺牲者，皆系为人所杀，或万一幸存，于社会或有恶影响，故宁愿弃其生命耳。”
《鲁迅和我们》 第二部分关于屠杀（1）
3。关于虐杀
鲁迅痛恨虐杀。他自己说：“我其实并不是急进的改革论者，我没有反对过死刑。但对于凌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十世纪的人群中是不应该有的。斧劈枪刺，自然不说是凌迟，但我们不能用一粒子弹打在他后脑上么？结果是一样的，对方的死亡。”
鲁迅不仅抨击中国古代割舌、剥皮、幽闭等虐杀的酷刑，尤其针对现实抨击及身而见的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等虐杀的酷刑；鲁迅对虐杀的憎恶不仅散见于许多篇杂文，而且曾著专文如《电的利弊》，指出“许多人赞颂电报电话之有利于人，却没有想到同是一电，而有人得到这样的（按，指电刑）大害，福人用电气疗病，美容，而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丧命也。”
统治者发明种种虐杀手段，施行种种虐杀手段，不仅镇压了民众，尤其在扼杀了民族的坚卓刚毅的性格。向统治者自首，这是革命者的变节行为，向来受到社会的普遍谴责。鲁迅却将矛头指向统治者而对他们区别对待，流露出同情的理解。这也是我从青年而至于今，四十多年来留在心里的震撼之一：“自首之辈，当分别论之，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外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查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有至死不屈者，史上在姓名之前就冠一‘圣’字了。中国青年之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卖友不可，于是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倘中国而终亡，操此策者为之也。”国民党之所以能够推行法西斯独裁，蒋介石之所以能够享有与皇帝比肩的“一个领袖”的权威，无疑得力于他的严密的特务组织和史无前例的遍及全国的虐杀。但国民党内几乎没有“坚卓者”，几乎没有信仰其主义的“真正的党徒”，中华民国的名存实亡，也和他“操此策”分不开的。
4。关于屠杀
鲁迅一生经历了两次屠杀。第一次是北洋政府枪杀徒手和平请愿的北京学生，第二次是国民党背叛大革命实行“清党”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民众。前者鲁迅指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下了《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等一系列留下不朽的教训的文字。后者促使鲁迅转变政治立场，从支持国民党及其北伐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反抗、打倒国民党，并几乎用后半生的全部心血撰写杂文，解剖国民党的“党国”思想及其体制，国民党的对外对内政策，国民党治下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状况，以其“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的人格与文风，留下了一部独特的中国现代史和中国人心史。
鲁迅对于生存，对于死、死后、“轮回”（“他们〔指穷人〕确信自己并未造出该入畜生道的罪孽，他们从来没有能堕畜生道的地位，权势和金钱。”见《死》）的思考，是鲁迅思想核心内容之一。
他说：“中国人的生命圈”＝“生命○”。
他说：人被杀于万众聚观之中，比被杀在“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快活，因为他可以妄想，博得观众中的或人的眼泪。但是，无泪的人无论被杀在什么所在，于他并无不同。
杀了无泪的人，一定连血也不见。爱人不觉他被杀之惨，仇人也终于得不到杀他之乐：这是他的报恩和复仇。
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他说：……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则，离开！……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读鲁迅，觉得“未知死，焉知生”，这恐怕是一对相反而又相成的人生哲理的命题吧？
人必须温饱，这是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事，显而易见的生存之理。老子力主“不争”，近乎禁欲的“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也还主张：“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要使民众得到温饱。唯有孔子，却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治国在“去兵”之后竟可以“去食”，而以“信”为最高的圭臬。于是孔子之徒以“几不言钱”为清高，相标榜。其实是他们并没有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像劳动者一样为求温饱而挣扎。
《鲁迅和我们》 第二部分关于屠杀（2）
鲁迅对待温饱，对待贫穷，对待钱，有一个根本的转变，有一种重大的觉悟。这不仅仅是对待温饱、贫穷和钱的思想的转变和觉悟，尤其是对待农民、穷人的生活、生存的看法和态度的转变和觉悟。
鲁迅是在传统教育中接受传统文化长大的。他曾说他几乎读过十三经。他不能不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鲁迅二十一岁时作《祭书神文》自豪而又自傲吟哦的是：“钱神醉兮钱奴忙，君独何为兮守残籍？……绝交阿堵兮尚剩残书，把酒大呼兮君临我居。……俗丁伧父兮为君仇，勿使履阈兮增君羞。”
鲁迅后来曾向朋友回忆并分析这种状况。他说：“我看用我去比外国的谁，是很难的，因为彼此的环境先不相同。契诃夫的想发财，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像一个‘战士’了。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因此也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至于高尔基，那是伟大的，我看无人可比。”（··所示着重为原有）
鲁迅也曾公开表示：“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不过我还没法使大家知道。”
人生来是不平等的。因为各人出生的时期、地域和地点、家庭诸条件并不平等。在人类生存的理想境界到来之前，惟有懂得并有切肤之痛的感受到“劳苦大众”的痛苦，才懂得人生，才懂得生存、温饱和发展的况味与真谛。这才是所谓人生观的基石。
鲁迅思想中的温饱，是劳苦大众的温饱，普通人的温饱。第一，它荡除了“‘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所以鲁迅劝告他的学生说：“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这是平凡的道理。这道理出自人有食欲的第一天性；出自“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人类社会从古至今贫富悬殊、劳苦大众饥寒交迫的社会现实。有人以为鲁迅笔下出现了“经济”二字，思想里就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人以为鲁迅这样强调吃饭的重要，思想里就有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正是强调“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的。其实，人首先必须吃饭，古人早已强调了，这事实已成常识。“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的思想孔夫子就听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