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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鲁迅作为“人”的独异性（5）
鲁迅深思而并不慎行，世事洞明却并非人情练达，独异的透彻使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处事折中妥当的人。他明确主张：“文人不应该随和。”他本人就很不随和。他曾热烈地写下一段著名的重复了好几次“热烈”的话：“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鲁迅热烈——甚至将热烈推向了偏执和乖戾。已有研究者描述了鲁迅晚年不愉快不舒服的心境，这样的心境正是他热烈的性格与热烈的行为方式所致。鲁迅死后数十年激烈动荡的政治风浪中，他的形象被随心所欲地重新塑造过了——但也并不能说这是面目全非的重新塑造。留在公众记忆中的鲁迅形象前些时被王朔描述为：“孤愤、激昂、单枪匹马，永远翻着白眼，前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明枪，身后是飞蝗一般放不完的冷箭”，“逮谁跟谁急”。当鲁迅精神性格某一方面的特征被有意识地聚焦放大，存留于公众记忆的鲁迅形象不能说没有一点真实性。鲁迅晚年“横站”着，不怕树敌实际上也在不断地树敌。他激愤、焦躁，没有好心绪，“好心绪都在别人心里了”（《致曹聚仁》）。在私人书信里，鲁迅屡屡留下了愤懑的感慨：“我真觉得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致曹靖华》）他认为果戈理“是老实的，所以他会发狂。你看我们这里的聪明人罢，都吃得笑迷迷，白胖胖，今天买标金，明天讲孔子。”（《致萧军》）鲁迅不是巧人、聪明人，他的性格与平和通达、中庸模棱无缘。即使他也“会发狂”，也并不是令人惊愕的事。这并非命运对鲁迅的拨弄，而是鲁迅对命运的主动的承负。
时间销蚀了产生于20世纪的汗牛充栋的文字，舍弃了许多往日的价值判断，而鲁迅这个人，他的思想和他的作品，依然显示着独具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应该承认，这一现象也借助了几十年来评论者、研究者的努力。那么多人以想象和领悟填充了鲁迅所勾勒的轮廓，那么多人的奋力开掘与着意发挥扩大了鲁迅作品所可能含有的意蕴。在鲁迅死后被奉为主将与三个“家”（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的年月里，鲁迅与鲁迅作品的某些层面被无限地拔高、抻长、夸张、扭曲，而当人们在新的时代环境与文化气氛中“重新”认识鲁迅与鲁迅作品，在另一些层面上又有了新的发现。这当然首先是由于鲁迅的心灵的丰富性和他作品的容涵性提供了这样的可能。
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也是20世纪中国文坛一个特异的存在。他能够超越个人经历去体察和描写人类情势——尽管他的作品中也浸透着他本人的感情与感觉、体验与体悟。周作人关于鲁迅小说背景的两本书可谓影响极坏，它们导引了对鲁迅作品的索引式研究。鲁迅的才能属于那种较为抑的类型，在把握着精炼的同时，他自然也就缺了些丰赡，缺了些开阔，缺了些赫奕。鲁迅作品呈现出金圣叹所说的“瘦”的形态，这当然也体现了他思想的复杂性、紧张性对创作的负面影响。由于精神内部的紧张冲突难以更充分地展开，鲁迅只能出之以过于简括的笔墨。而其作品思想信息与审美信息的密集则给后来的读者留下了广阔的可供想象的空间。
鲁迅所敬重的尼采在《偶像的黄昏》里把天才比喻成“蕴藏着巨大力量的炸药”，他描述道：“一旦这一堆物质中的紧张状态超过了极限，那么最偶然的刺激都足以将天才，将业绩，将伟大的命运召唤入世。然则，环境、时代、时代精神或舆论有什么关系呢？”从环境、境遇和经验的角度其实很难解释鲁迅。作为一个特异的人物，鲁迅并非环境、境遇和经验所能造就。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必将保留的和不必保留的（1）
必将保留的和不必保留的
●朱正
作家的历史地位，是个老题目。杜甫说的是：“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作这诗的杜甫，历史地位就比王杨卢骆更高。比他晚生了几十年的韩愈就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同样是关于李杜，过了一千年，就有人从新的角度来思考了。清人赵翼的诗说：“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他是看到一千年里出现的那许多新人新作，新的文学观念和新的文学体裁，才有这样的见地，发这样的感慨吧。
在20世纪的中国作家当中，就声望和影响来说，鲁迅当推为第一人。进入21世纪，对于鲁迅的遗产应作怎样的估计呢？他的著作，大体上说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文学创作，即《呐喊》、《野草》、《彷徨》、《故事新编》和《朝花夕拾》，他自己说的：“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此外，大约还得加上新诗和旧诗。二是学术研究，即《中国小说史略》和一些单篇研究文章。三就是那十多本杂文集了。现在就来探讨一下这三者的情况。
他的创作，我想，是必定会永远流传下去的。如果说韩愈的古文运动是“文起八代之衰”，那么“五四”前后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就更可以说是“文除百代之弊”了。当然，首先提出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口号的，是胡适和陈独秀，而最早“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的，却是鲁迅创作的小说。这些作品的历史地位，不仅是开风气之先，更重要的是，不论就艺术还是思想来说，都达到了当时无人企及的高度。
《中国小说史略》当然也是开创性的工作，是第一本体例谨严的中国小说史。可是万事起头难，因而也就不免有些粗疏之处了。作学术研究，不能没有必要的条件，这也就是他慨叹过的“数年粮食，一屋图书”，可是当年他并没有这样的条件。他自己说的，“说起来也惭愧，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小说史略》，而家无储书，罕见旧刻，所用为资料的，几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是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错误，一定很多。”（《华盖集续编·关于〈三藏取经记〉等》）不但是他“家无储书”，像《金瓶梅词话》这失传多年的孤本古籍，是在《小说史略》成书之后才出现的。还有出现更晚的，“三言二拍”在国内久已失传，《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一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中，不得不说“‘三言’云者，一曰《喻世明言》，二曰《警世通言》，今皆未见，仅知其序目”。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收藏的原本将这几种书影印行世，今天的学者来写这一节，就会有比鲁迅更好的成绩。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必将保留的和不必保留的（2）
不但有资料不足的缺陷，唐代“变文”早已在敦煌发现，《小说史略》理应设置专篇，可是没有，这也不能不说是一失。此外在理解和论述方面，也已经有学者指出了书中某些可议之处，这里只举一例。第十二篇“宋人话本”中说：“什九先以闲话或他事，后乃缀合，以入正文。……大抵诗词之外，亦用故实，或取相类，或取不同，而多为时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类者较有浅深，忽而相牵，转入本事，故叙述方始，而主意已明，……凡其上半，谓之‘得胜头回’，头回犹云前回，听说话者多军民，故冠以吉语曰得胜，非因进讲宫中，因有此名也。”针对这一段文字，胡适在《宋人话本八种序》中说：“鲁迅先生说引子的作用，最明白了；但他解释‘得胜头回’，似不无可以讨论之处。《得胜令》乃是曲调之名。本来说书人开讲之前，听众未齐到，必须打鼓开场，《得胜令》当是常用的鼓调，《得胜令》又名《得胜回头》，转为《得胜头回》，后来说书人开讲时，往往因听众未齐，须慢慢地说到正文，故或用诗词，或用故事，也‘权做个得胜头回’。”《胡适文集》第4册第4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凡此种种，都是后出的研究著作可以超过先出者的地方。后来的人能够看出前人的不对和不足，是很自然的事情。在这本书的“题记”中，鲁迅表示了“诚望杰构于来哲”的愿望。我深信在21世纪必将有人写出水平更高的中国小说史。那时，鲁迅的这一本，当然还是有学术史上的价值，却不再是一般读者的读物了。
他的那些杂文集不分门类题材，按年编集。其中怀人忆旧、悼亡抒情诸篇，属于散文创作。而一些书评序跋、文学短论之类，多带有一点学术著作的性质。这些文章后世读者当会同散文作品和学术著作一样去阅读和欣赏。通常人们所说的杂文主要是指那些社会批评、文化批评以及时评和政论。从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那些随感录开始，他就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之下，对数千年流传下来的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旧制度采取了鲜明的、坚定的批判态度。这些文章显出了他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深思和洞察，显出了他对国家命运和世道人心的深切关怀。他在生前被人称为“思想界前驱者”，身后被人称为思想家和革命家，主要就是因为他的这些杂文作品。可是，鲁迅自己并不希望这些文章有多长的生命。他在为第一本杂文集《热风》写的“题记”中说：“我以为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杂文还有生命，即证明它所攻击的时弊还没有消除。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痛苦地承认，虽说时间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就是这本《热风》中所收的文章，有的似乎还并未过时。例如《随感录四十八》中说的，“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新一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者，我们不是都看见过吗？这篇杂文也就至今还有批判这种人物的作用。这也显出了鲁迅思想批判社会批判的力量。社会总是在不断变化和进步的，鲁迅杂文所攻击的时弊完全消除的一天迟早总会来临的吧，那时，这些作品就将作为思想史上的一种文献得到读者的赞叹和欣赏。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必将保留的和不必保留的（3）
对于鲁迅另外一些时评和政论，却需要作更具体的分析。这些文章，或者是写作的当时并不真正了解相关的情况，或是受了某种情绪或偏见的影响。而当时的读者，或者同样不了解情况，或者因为相同的情绪和心态，接受了这些文章。几十年之后，情况变化了，档案公开了，新一代的读者能够了解到相关的真相，也少有那些情绪和心态的影响，就很容易发现这些文章说的不对，也就不再接受它。这里且举一点他涉及苏联的文章为例。
鲁迅写过好几篇热情赞颂苏联的文字，以为这代表了人类的未来。他说：“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因为苏联历史的终结，其内幕渐渐为世人知晓，已经不再有人宣称它代表人类的未来了。
在赞颂的文章中，《南腔北调集》中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篇曾被编入中学课本。其中为当年苏联排队购物所作的辩解，我已根据解密的官方档案作了分析，这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