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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做梦的动物，都有自欺性。爱好喜鹊，讨厌乌鸦，其实西方也一样。英国有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叫戈尔丁，有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性的残酷，于是非常不满意一些关于孩子天真无邪的描写，便一边教书，一边写了一本名叫《蝇王》的书。说是在一场战争中，一架载有儿童的飞机坠落在杳无人烟的荒岛上，孩子们开始还能按所受的教育生活，继而放纵野性，分为两派，相互为仇，相互打仗，甚至咬死对方。他用这个寓言式的故事告诉人们：不要过分相信人类进步的神话，人性是恶的。
弗洛伊德企图把潜意识挑明给人看，他开始关心的不过是人的自我生存本能与性本能的冲突；纯粹的心理学描述，无所谓道德动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互相残杀，才让他真正注意到人的破坏本能：“我至今不明白，对于这种无所不在的侵犯性与破坏性，我们竟没有给它一个适当的地位。”他于是补充自己的学说，突现这个盲点，把人类的侵犯、虐待本能揭露出来，在学术上“给它一个适当的地位”。
美国有一位名叫凯特·米尔特的女性作家，激烈地批评弗的学说助长了男性对于女性的虐待，其效果“无不是使两性可憎恶的现存关系合理化”。她的论证并非无根据。正如弗罗姆所说，弗洛伊德有很强的“父权症结”，贬低了女性，“把一半的人类（女性）认为是另一类人类（男性）的残废形式，是绝大的荒谬”。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说呢还是不说呢（3）
但从道德价值上讲，从主观动机上讲，弗洛伊德直面人性之侵犯性、黑暗性，却并不是为了鼓励破坏，助长人与人之间的恶性侵犯，将虐待关系合理化。我想他不过是让每一个人自省其卑，认识作恶在人性上的可能性，开出反省的道路，并升华为爱。不然我们不可理解弗洛伊德对于战争的忧心忡忡，不能解释这位宗教的敌人为什么在晚年却爱引圣书上的话说：“要爱邻人如自己”；并教导从事科学的心理学家们不要因此而害羞。这话其实是对他自己说的。
虽然也有误解，有攻击，他们毕竟幸运一些。天下“没有一个义人”，“虚空的虚空”之类的话，圣书上早就有人说过了；人性的黑暗，他们之前早就有无数哲人文士探讨过了。所以其学说引起的震惊，总的说是回忆性的、认可性的情绪，是豁然开朗的震惊。于是有后学在心理学、文学、哲学、宗教学上的继续延展，于是有弗氏学说在多学科的广泛渗透。以致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也来向弗洛伊德请教战争背后的人性根源。希望他用“曾经照亮过人类本能的渊博知识之光，去把这个问题照射得通体透明”。而写了《蝇王》并爱以人性恶为主题写作的戈尔丁，不仅没有被指控，反倒获得了全球性的文学荣誉。用我们的习语说，成了英国人的光荣。
中国缺乏接受黑暗的宗教和哲学背景（道家和佛家虽有相应的遗产却被喜剧化了），所以鲁迅空谷足音。他的黑暗论被认为诬蔑中国人，被认为阴暗和煽动仇恨。而他的自剖自述，则被人直接拿过去，作了他阴暗的佐证。
鲁迅说过，他昭示人的魂灵，最害怕的正是这样一种结果，即看客把自己排出去。
我们习惯于这样排出去。三年的全国性大灾难，可以推给无言辩诬的苍天，或者归结为少数决策者造成的人祸。亿万人疯狂参与的十年大惨剧，可以推给几个野心家来负责。其他的人呢，全是被动的受害者，似乎无数的男男女女那时真的仅仅是一个个“齿轮”、“螺丝钉”或者“棋子”，所做的一切坏事——连背地里的肮脏——也全由这几个人操纵。那些并非受命而凌辱傅雷、老舍、张志新的人，那些无数的棍棒主义者、以整人为业者、告发朋友者、构陷忠良者，没有谁对他作的事忏悔和宣布负责。不错，大家都是被害者。然而，我们难道真的可以无愧于心地说，被害者没有无意识或有意识地害过人，被整者在有力量的时候不想整人或整过人，没有整人者不可能是潜在的整人者？
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整个民族都心安理得，大家异口同声：“向前看。”在强大的舆论中，“向后看”与“纠缠旧账”之间有一个等号，谁还敢向后看？
受害的知识者们也曾声泪俱下地控诉“封建法西斯”，而不见有人同样声泪俱下地向良心下跪和忏悔，也不曾有人像爱因斯坦那样，从民众自身的破坏性出发，去追问那个年月野心家、政治恶棍们“究竟使用了什么手法才使人们产生了如此激烈的狂热，甚至狂热到命都不要的地步呢？为什么他们的手法会如此成功？”
只有少数不识时务的感情脆弱分子，比如钱理群之类，始终忘不了中学生们用石块把画过裸体的“流氓老师”活活砸死的开心之笑。巴金先生大概也是这样一个脆弱者，一听到那个时候的音乐就害怕。不过他呼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
他要展览黑暗。
对不起，人们要光明，所以黑暗的博物馆不会有位置。我想，这博物馆即便建成了，也不过是辉煌。
如果真是过去的就可以过去，如果“不忍睹”惨象就不再发生，那该是多好的事。
无奈的是，如果黑暗是人性上的，那么过去的就不会过去。不需要时空间距，就会有另一种黑暗降临。春天过去还是秋。
鲁迅常常讲历史罪恶的重复轮回，要大家去读历史。那精义不在历史，而在说人性。
如果真是这样，我要不要写这篇文章或者一本书，来重复他的“精义”？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说呢还是不说呢（4）
三
太阳隐去了。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孩子，还有那小鸟一般的天使们都回巢了。隔壁女教师的钢琴又响了，舒缓悠扬。
说呢还是不说呢？
假定人性的黑暗尚处在爱因斯坦所谓“潜伏状态”，假定人们还没有看到这一层恐怖，能向他们讲“黑暗的鲁迅”吗，能把人性的黑暗诉诸女人和孩子吗？好像……不能。人当然应该讲实话，然而实话未必都得说。比如说医生可以不把潜伏状态的疾病或生命危险告诉意志脆弱的病人，比如说有时候为了朋友免于悲伤，我们可以向他隐瞒其亲人的不幸。为什么一定要在“福禄寿”的中堂悬挂一幅血淋淋的十字架呢？“吃人”、“互恨”、“虐待”、“必死”、“悲剧”为什么一定要挑开给人看呢？即便是一场可怕的战争在所难免，但不是可以把它推给男人们，而让女人和孩子走开的吗？我曾经回答一位女学者说：女性最好不要弄生命哲学。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可是她立即来信表示：“不能苟同。”
我也何尝能够苟同？
她是对的。道理很简单，生存论中的事实毕竟不是局外的事件，每个人都不能绕开黑暗，尤其是最本己的黑暗；它与人几乎是一码事，是一个连体。圣母玛利亚是不是罪人，尚且不能确定，何况其他的女人以及她的子孙。
这是一位伟大的法国女性西蒙娜·薇依的自白：我内心深处埋藏着所有恶行，或几乎所有恶行的萌芽……这些恶行使我害怕，但却并不能使我意外，我在内心感受到它们的可能性。……这种天生的素质是危险的。
就我的天性而言，我很容易受影响，尤其是容易受集体的影响。我知道，如果此刻有二十个人站在我面前，高唱纳粹歌曲，我的灵魂立刻就要受到纳粹的影响。为了“抑制”这罪恶的天性，她始终同“笼罩在天主教圈里的教会爱国主义”保持距离，她拒绝接受洗礼，加入“社会机构”化了的教会。这种抑制使得她成全了“童贞女”的纯洁和抗击纳粹的忠勇。我相信这是一种真实的声音：我还相信这一自白对于所有人的共通性；我更相信只有承认恶行才有真正的纯洁，不然便是假象或者伪善。
本己的黑暗别人无法代替，只有自己来处理。况且，光明只能在黑暗中显现，离开了黑暗，就没有真正的光明，不过是另一种死寂。还有，我们有什么样理由说十字架表征出来的仅仅是死亡与恐惧，而没有复活与新生？既然我们托出的可以是一种“盛满黑暗的光明”，既然这种黑暗是源于爱，既然这死是为了生，既然革命是为了让人活，那么这样看来，还是说的好。
为了这乐感的民族获得真正的幸福与新生，鲁迅一辈子都在讲死亡、讲缺陷、讲罪恶、讲黑暗。他很清楚这样不合国情、自讨没趣的多嘴对他个人意味着什么：这就好比在一个生日宴会上，大家在许谎和自欺中其乐陶陶的时候，有人说“这孩子要死的”。说者千夫所指，无可逃脱地要遭到大家合力的痛打。不想打他的人，也觉得这夫子太迂、太傻；无意之中也难免从众给他一拳一脚。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说呢还是不说呢（5）
四
说吧，挨打是注定的。然而，既然这一遭遇已由鲁迅这第一个傻子、第一个牺牲挺过去了，承担着了，那么复述者至少可以不再那么遭罚。况且有多少人知道你在复述呢？
挨打问题既然有可能不那么严重，也就姑且放下。这样，说黑暗剩下的另一顾虑就是，它所带来的有没有可能是“盛满黑暗的黑暗”？谁能担保听黑暗者就一定可以越过“地狱”而走向“天堂”，越过绝望而走向等待，越过罪恶而听从良知，通过忏悔而走向关爱呢？如果听者只是停在黑暗中那又如何呢？
我赞赏戈尔丁，然而我踌躇：在一个没有罪感传统的民族里，我们能不能用《蝇王》这种象征，把人性之恶、人生之恐惧暗示给孩子们？如果可以，我们能告诉他出路在哪里，赎罪的希望之源在哪里吗？如果指不出，这会给孩子一种什么样的灰暗？我们几乎没有了或者压根儿就不曾有过一个全民族认可的“爱”之源、良知系统或价值公设。孔子没了，孟子没了，耶稣又是外族，在主流意识里，无论是仁爱还是博爱尚在不合法中。所以，人性的揭露没准就有这种可能，它不仅不能促人反省，反倒有可能引出一批豺狼坯子。就像对世界之恶的体验反倒支持了行恶时的心安理得：你恶我恶他恶，既然没有一个人是义人，大家都恶吧！
在《蝇王》中，代表正义的拉尔夫一方显得势单力薄，终致失败。这不是某个事件的结局，而是作家的哲学思考。鲁迅则明确地说，战士会在无物之阵中死去，无物之物则是胜者。这样的结论，忠厚的人必然会为此沮丧与绝望。那么能不能把这些讲给大家听？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用什么来抚慰人们心灵的创伤，来支撑其对绝望的恐惧？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还没有这样一双无限温存的手，况且这样的手能否真的抚平创伤是有疑问的。鲁迅当然是大勇者，他是“这样的战士”，能够在没有救主的情况下自我舔伤，自我作主，孤身一人肉搏这黑暗，在肉搏中发出大欢喜，亲证大澄明。那么，无数做不到这一点的人怎么办？他们用什么作资源或力量，来抵挡虚无主义的袭击，而向黑暗作韧性的抗战，并由此走向大欢喜，走向光明，获得新生命？
无弊之策是没有的。这就有似帕斯卡尔的赌博理论：说，也许还可以赢得新生；而不说，却绝无可能。
鲁迅的《立论》之最深刻的人生况味，即在于对于黑暗是说还是不说。他提供了三种可能：说谎、挨打、今天天气哈哈哈。他自己所选择的是说黑暗而“挨打”。然而，鲁迅说起黑暗来并不淋漓尽致，他有顾虑，他想到了在中国把人叫醒（知黑暗）后无路可指、无人相救这一层，所以实施起来也有变通，并不一律：时而放开纵论，时而躲闪其词，时而故意说谎，或者在坟前放一个花圈。这是西方的思想家、启蒙家不可能有的瞻前顾后。鲁迅把它看作不及西方人毒辣的中庸。
多害相权取其轻，疗治“僵尸的乐观”毕竟更重要，所以说黑暗还是其一生的首选：于是有黑暗的鲁迅。
似乎获得了一种支持。我下意识地用了一个恢复键，标题重现。可是，这只有俟下回分解了。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说呢还是不说呢（6）
这样的东西如果能写出，我希望能读到它的，只限于小小的知识圈。虽然我相信女人不是圣母，也相信戈尔丁的寓言：孩子毕竟不是天使。然而我还是不希望女人和孩子们听到我的敲键声，最好沉醉于他们的钢琴，他们的鲜花，他们的林荫道，他们的溜冰场……我知道这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