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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万岁-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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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谬的英法海峡》写“我”在英法海峡的渡轮上,感叹资本主义国家把大量金钱用于军备和战争,突然轮船被海盗劫持。在海盗居住的岛上,没有种族、阶级和官民之分,人人平等,首领也要在工厂上班,没有商店和货币,一切按需分配。“我”在岛上经历了一场奇异的爱情,最后发现又是南柯一梦,不禁叹息:“真是荒谬的英法海峡!”小说以梦境和现实的对照,表达了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和反省,并显露出对梦幻艺术的偏爱和依恋。    
      《吉布赛的诱惑》写好奇的“我”在马赛听从吉布赛算命女郎罗拉的指点,去观看一场美中之美的时装表演,并对模特潘蕊一见钟情。几经屈辱误会磨难之后,终成眷属,共回中国。但潘蕊与“我”的家人和中国的环境格格不入,日渐寂寞和憔悴,“我”又与潘蕊重返马赛。潘蕊担任广告模特后如鱼得水,容光焕发,而“我”却陷入孤独和妒忌之中。这时,又是吉布赛人乐观朴素的生命哲学启发了他们,他们与一群吉布赛人一道远航南美,以流浪和歌舞享受着大自然的蓝天明月,感受着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所谓“吉布赛的诱惑”,就是自由的诱惑,自然人性的疑惑。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写“我”应聘去护理一位精神变态的富商的独女。这位小姐受家庭沉闷的空气所压抑,不相信人与人之间有无私的爱,常常出入下等舞厅酒馆以求发泄。“我”按照医师的指示,表面上是富商的藏书整理员,暗中接近小姐,取得她的信任。侍女海兰为治愈小姐的病,积极与“我”配合,并与“我”产生了爱情。不料小姐也爱上了“我”,海兰为成全他人,在与“我”一夕欢爱之后服毒自尽。小姐深受震动,病愈后入修道院做了修女,“我”也矢志不婚,到精神病院就职,把灵魂奉献给人群。小说情节波澜起伏,宗教式的人格升华出一种净化的艺术氛围,在解剖人物心灵方面也颇见功力。    
      1943年,徐訏在重庆《扫荡报》开始连载40万字的长篇小说《风萧萧》,立刻风靡一时,“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加上这一年徐訏的作品名列畅销书榜首,故而1943年被称为“徐訏年”。假如有一部“重庆文学史”的话,这一年是值得大书的一年。    
      《风萧萧》仍然以作者惯用的独身青年“我”为故事的视角和核心。“我”是生活在上海孤岛的一位哲学研究者,在上流交际圈里结识了白苹、梅瀛子、海伦三位各具风采的女性:白苹是姿态高雅又豪爽沉着的舞女,具有一种银色的凄清韵味,好像“海底的星光”;梅瀛子是中美混血的国际交际花,机敏干练,具有一种红色的热情和令人“不敢逼视的特殊魅力”;海伦是天真单纯的少女,酷爱音乐,像洁白的水莲,又像柔和的灯光。“我”与几位女性产生了复杂的感情纠葛,诡谲的人物关系和激烈的内心冲突使小说悬念迭起。而小说的后半部,忽又别开洞天,原来白苹和梅瀛子分别是中国和美国方面的秘密情报人员,她们几经误会猜疑,弄清了彼此身份,遂化干戈为玉帛,联手与日本间谍斗智斗勇,获取了宝贵的军事机密,白苹为此还献出了生命。“我”和海伦也加入到抗日的情报队伍中,在梅瀛子为白苹复仇后,“我”毅然奔向大后方,去从事民族解放战争的神圣工作。    
      《风萧萧》将言情小说与间谍小说成功地糅合在一起,浪漫,神秘,惊险,既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又能启发读者的思考。抒情而典雅的语言,飞动而奇丽的想象,使这部小说产生了长久的艺术魅力。    
      徐訏50年代后著有《彼岸》、《江湖行》等小说,比前期减少了浪漫气息,“开始了对人生境界的哲学思索与形而上追问,文风也更为凝重深刻了”。他的多种创作对港台和东南亚文学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徐訏由于学养丰富,经历又多,所以能够把各种类型的小说因素综合运用,既有“人鬼奇幻与异域风流”,又有“民族意识与人性焦虑”,“逶迤于哲理、心理和浪漫情调之间”。可以说,他所创作的已经是一种十分高雅的现代通俗小说。    
      无名氏,原名卜宝南,后改名卜乃夫,笔名还有卜宁、宁士等。1917年生于南京,抗战前在北京大学旁听及自学,抗战后当过记者和职员,在韩国光复军中生活过一段时间。抗战胜利后隐居写作,1982年去香港,1983年到台湾。    
      无名氏1937年开始发表作品,早期的《逝影》、《海边的故事》、《日耳曼的忧郁》等小说,感情凄切,用语铺陈,表现出文学上潜藏的过人才华。40年代以后,无名氏创作了一系列与韩国抗日斗争有关的小说,如《骑士的哀怨》、《露西亚之恋》、《荒漠里的人》、《北极风情画》等,充分显示出作者巨大的浪漫情怀和奇绝的艺术想象,其中1943年底创作的《北极风情画》,引起极大轰动,使无名氏声望大振。    
      《北极风情画》写“我”在美如仙境的华山养病,除夕之夜,忽有一粗豪狞厉的怪客奔上雪峰绝顶,瞭望北方,发出“受伤野兽的悲鸣”般的歌唱。经过“我”的苦苦追寻和激将,怪客在酒后讲述了一段凄惨哀艳的痛史。原来怪客本是一位韩国军官,十年前是抗日名将马占山的上校参谋,随东北义勇军撤退到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除夕之夜意外结识了“美艳得惊人”的少女奥蕾利亚。二人相互倾慕于对方的气质和才华,产生了热烈的爱情。后又得知奥蕾利亚是波兰军官的遗孤,两个亡国青年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怀中更进一步成为知音情侣。他们度过了一段甜蜜到极顶的爱情生活。但上校突然接到命令,部队要调回中国,在离别前的四天中,他们把每小时当作一年,疯狂而又凄绝地享受和发泄着生命。当上校途经意大利回国时,接到奥蕾利亚母亲的信,告知奥蕾利亚已引刀自杀。信中附有奥蕾利亚的伤惨的遗书,要求上校“在我们相识第十年的除夕,爬一座高山,在午夜同一时候,你必须站在峰顶向极北方瞭望,同时唱那首韩国‘离别曲’”。上校讲完了他的十年痛史后,就不辞而别了。小说在戏剧化的情节布局中融入了反抗侵略压迫的民族意识,描绘了奇寒异荒的西伯利亚风光,探究了天地万物的哲理,因此具有一种立体的综合的艺术魅力。    
      《北极风情画》问世不久,无名氏接着推出号称“续北极风情画”的《塔里的女人》,在读者中再掀波澜。    
      《塔里的女人》写“我”创作完《北极风情画》后,重返华山排遣郁闷和孤独,发现道士觉空气宇不凡,又发现觉空深夜在林中“如醉如狂地”拉琴。觉空知道“我”对他产生了兴趣,在经过一番对“我”的考察后,将一包手稿交给“我”,手稿中觉空自述的身世就构成了小说的主体。原来觉空本名叫罗圣提,16年前是南京最著名的提琴大师和医务检验专家,在出席一场晚会演奏时,认识了南京最美丽的女郎黎薇。黎薇身边有无数男子追求,但罗圣提只以一种审美的态度与她保持淡淡的友谊。即使后来黎薇跟罗圣提学琴,二人也只是平淡的师生关系。“不过,在这拘谨与沉默中,我们说不出的觉得接近,默契。”三年之后,黎薇再也忍耐不住对罗圣提深深的爱慕,她把记录自己内心秘密的四册日记交给罗圣提,于是,两人的情感汹涌决堤,他们“好像两片大风暴,大闪电”一样地热烈相爱了。但在天旋地转的狂热之中,罗圣提仍然用理智克制住了情欲冲动。原来罗圣提在家乡已有妻室,他既不忍心抛弃家乡的妻子,又不忍心让黎薇为自己牺牲。于是,三年后,罗圣提把一个“无论就家世,门第,财产,资格,地位,政治前途,相貌风度,这个人都比我强得多”的方某介绍给黎薇。黎薇为了成全罗圣提的道德完善,毅然答应了与方某结婚。然而方某其实是个粗俗跋扈之人,他对黎薇很不好,后来又喜新厌旧,遗弃了黎薇。罗圣提痛苦漂泊了十年,好容易在西康一个山间小学找到了黎薇,而此时的黎薇已经容貌苍老,言行迟滞,连说:“迟了!……迟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罗圣提从此过起粗简的生活,“变卖了一切,来到华山,准备把我残余的生命交给大自然”。罗圣提把手稿给“我”后,就不辞而别。“我”整理好手稿准备出版之时,觉空忽来抢走稿本,并把“我”打倒在地,原来这又是一个长梦,“哪里有什么觉空?我又哪里再到过华山?”最后,“我”希望读者“能真正醒过来!”小说多层的结构和变幻的视角,增加了对人物心理的透视力以及对荣辱悲欢的梦幻感。悔恨交加的叙述方式,把对旧式婚姻的反省和人物心灵的拷问结合起来,写出了美和善、福和祸的变化无常。而所谓“塔里的女人”,是说“女人永远在塔里,这塔或许由别人造成,或许由她自己造成,或许由人所不知道的力量造成!”    
      无名氏把自己1945年以前的写作称为习作阶段,以后的称为创作阶段。创作阶段的代表作是七卷系列长篇《无名书初稿》,包括40年代的《野兽·野兽·野兽》(初名《印蒂》),《海艳》,《金色的蛇夜》和50年代后的其他几卷。《无名书初稿》结构庞大,具有探究人类社会、历史、情感、生命的宏大气势,但主要精华还在于主人公印蒂的浪漫而曲折的人生经历。印蒂在五四时期走出家庭,曾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北伐,“四·一二”被捕,出狱后受同志怀疑而愤然脱党。经历了一场狂热又失落的恋爱之后,印蒂又去东北参加义勇军抗日,溃散后回到上海参与黑社会走私,在醉生梦死中企图以堕落来拯救自己的灵魂……小说上天入地,激情奔泻,将通俗惊险的故事与现代主义的沉思融为一体,使人得到极为复杂的艺术感受。    
      徐訏、无名氏的创作,开拓出一种与世界通俗小说接轨的畅销书。他们的作品中有世俗读者所好奇和渴慕的一切:艳遇,历险,战争,革命,艺术,宗教。它有十分高雅的一面,挖掘人性,追觅哲理,文风清新华丽,技巧全面现代。但它又有俗的一面,即故意过分地制造传奇,以“超俗”的面貌来满足现代读者企图摆脱现实烦恼和生活欠缺的乌托邦心理。40年代的中国,受“五四”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读者群已经形成,现代大众需要一种现代形式的通俗小说作为精神食粮,后期浪漫派的小说,就正是此中的精品。他们把中国的都市通俗小说,提高到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    
    


正打歪着篇走向多极(1)

    ——抗战时期通俗小说的雅化    
      抗战时期,传统意义上的狭义通俗小说主要在沦陷区,而国统区只有张恨水一支孤军。与战前的繁荣、调整、中兴三个阶段相比,此期的通俗小说不可阻挡地走向了成熟。成熟的重要表征之一,是雅化。    
      张恨水的“雅化”,从他走上创作道路之初就开始了。他的整个创作道路,就是一个曲折的“雅化”进程。在他最早发表的小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中,他对新旧两派文学都进行了批评,借施耐庵之口,宣布要“和似是而非的小说商宣战”,借吴敬梓之口讽刺白话新诗。他提出了自己明确的文学主张——“花样无非翻旧套,文章也要顺潮流”。此后的张恨水的确是按照这个主张对章回小说进行改良的,即一方面在思想内容上顺应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在艺术技巧上花样翻新。他先以古典名著作为雅化方向,精心结撰回目和诗词,后来发现时人对此不感兴趣,便转而学习新文学技巧,更注重细节描写、性格刻画和景物烘托。在思想观念上也逐渐淡化封建士大夫立场,接受了许多个性解放意识和平民精神。这使他成为二三十年代通俗小说的“超一流”作家,同时也成为新文学“擒贼先擒王”的重点打击对象。直到抗战之前,尽管他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作,但他始终觉得尚未找到雅化的终极归宿。他时而在揭露社会的喝彩声中获得一种成就感、优越感,时而又回到以小说为“小道”的自卑感、无聊感中。《金粉世家》自序中云:    
      初尝作此想,以为吾作小说,何如使人愿看吾书。继而更进一步思之,何如使人读吾之小说而有益。至今思之,此又何也?读者诸公,于其工作完毕,茶余酒后,或甚感无聊,或偶然兴至,略取一读,借消磨其片刻之时光。而吾书所言,或又不至于陷读者于不义,是亦足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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