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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颇下了一番研讨功夫。但高考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出题者与阅卷者必须互相照应。从出题的角度必须想到答案的丰富性和阅卷的可操纵性，要经过反复的自我问答和自我刁难。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文章不是不可以出题，但话题就应活出，而不能捧着活生生的蒙娜丽莎画像，却出“蒙娜丽莎的左手美还是右手美”一类的题目。《门》这样的文章可以出成发散性的题目，否则就应更换其他文章，比如钱钟书的《窗》，要胜过此文十倍。其实汉语文学中优秀的哲理散文俯拾即是，这篇《门》在西方号称名作，翻译成汉语后，感觉并不太出色。中国人对“门”的理解要比这深刻得多。试出一个以“门”为题的征文，全国的中学生能够写到这个水平的，我肯定不下一百。我自己教过的学生，就有三五个达到这一水准的。
另外谈一句题外话，这篇《门》的格调和叙述视角都是属于城市中产阶级的，他们需要水管工、女厨、牙医，他们标榜孤独、隐秘、悲伤。我不是说这样不好，而是说这对广大的农村考生是否会造成某种不公平。他们阅读这样的文字，比起那些经常接触轻松刊物、关注隐私问题、甚至家有女厨的城市考生来，无疑是要困难一些的。如何在高考中弥补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也是今后需要深思的课题之一。
我对今年语文试卷的整体格局没有大的意见，只是根据阅卷时的感受，略谈一点酷暑中的昏见。站着说话不腰疼，摸不着门也不一定就是门安错了，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2001/7/16 毛主席畅游长江35周年）
指马为鹿篇骑车上班
在北京、南京、东京、西京这样的大都市里，上班距离比较远者通常采用9种方式御驾亲征。1是专车接送，2是自驾私车，3是打的报销，4是自费打的，5是单位班车，6是驾驶摩托，7是享受公交，8是时髦单车，9是破旧单车。孔庆东是一名北京大学的臭老九，自然选择第9种——破旧单车。
其实这几年，在党和政府的热情关怀与大力干涉下，北京大学师生员工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绝大多数心理正常的人都采用前8种交通方式。特别是孔庆东家住西三旗，马路对面就已经是昌平县之领土，距离他亲爱的北大几十华里，骑车单程大约要1个小时，所以他们楼至今尚未发现第2例骑车上班的丑闻。而这家伙却逆历史潮流而动，怙恶不悛，常年骑着一辆给咱社会主义丢尽脸面的丑陋破车，还取了个名叫“宝马”，不知羞耻地高高兴兴上班来，傻了吧叽回家去。这就难怪他的骑车上班成了朋友和同事们经常垂问他的话题之一。
每当被问到为何要骑车上班时，这小子十有八九这样回答：“这已经是我惟一的锻炼方式了。”于是话题就转到体育、健康和他的“将军肚”的起伏消长方面。他的回答也是真实的，骑车上下班的确是一种很不赖的健身之道，这家伙之所以在繁重的物质和精神压力之下没有混进英年早逝的知识分子排行榜，不能说与这种“变态自虐”没有关系。但是我有点不大相信这个名叫“孔庆东”的家伙的回答。他回答问题不是不可信，而是在可信之外好像还有什么他自己也想不明白的东西。
我觉得这小子坚持骑车上班除了达到苟延残喘的健身目的之外，起码还有三个理由。一是习惯，别看孔庆东是研究现当代文化的，其实他骨子里特怀旧。小时候他就怀念旧社会，因为没赶上爬雪山过草地而特别失落。批林批孔的时候他就怀念春秋战国，散布谣言说“柳下跖怒斥孔老二”是错误的，因此遭到班主任的严厉抨击。上大学后他就怀念“文化大革命”，说那时候厂长绝对不敢贪污了几百万还强奸了工人的女儿然后跑到美国去骂中国没有人权。现在当了老师，他又怀念20世纪80年代，说那时候如何潇洒自由想干啥就干啥，我想谁就是谁。因为怀旧，他对用过的东西就像娶过的媳妇一样，特有感情。30年前穿过的衣服他一件一件记得历历在目，每一只养过的猫在他肚子里都有一部厚厚的传记，至于骑过的自行车，那简直像唐太宗的“昭陵六骏”，都上了他脑子里的凌烟阁。他小学时学会骑车，率领一群“少先队暴走卒”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号称是模仿朝鲜空战。上大学后用奖学金买了辆旧车，然后又倒买倒卖，换了五六辆，成了倒车专家。自行车与这小子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的破车上坐过大姑娘、小媳妇，坐过老教授、洋鬼子，坐过游行的学生、值勤的警察，闯过红灯、穿过高速掉过水沟，在郊外的大雨里狂奔，在雪后的冰地上蛇行，在下坡的盘山路上撒把……如果不骑车了，就会减少许多怀旧的资源，他舍不得那辆记载着他许多美好或者丑陋的往事的破车，怕别人骂他始乱终弃。孔庆东的现实生活是建立在高密度的历史积淀之上的，所以出于习惯，他自然坚持骑车。
二是方便。坐车虽然比骑车快，但缺点是不能哪儿都去，尤其是小胡同进不去。而孔庆东是个喜欢“无微不至”的主儿，专爱去汽车到不了的地方，经常说什么“美国的石油大王，哪里知道北京拾煤渣老婆子的辛苦”一类的疯话。上大学时，曾立志要串遍北京所有的胡同，后来听说北京的胡同共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就算天天不上课，平均一天串一个，也要将近30年，这才打消妄想，改为串完八大胡同就拉倒。骑车可以一直骑到单位的院里，朋友的门前，小姐的窗下，可以轻松绕过堵塞的车流，“间道奔袭”，可以毫不关心末班车的时间尽兴狂欢，可以在高兴时遍游校园，“春风得意车轮疾，一日看尽燕园花”……这些都是坐车所享受不到的。人坐上了车，就直奔终点，中途没有变化，人在车里还要道貌岸然，人格压抑。而骑车却是丰富多彩，充满了可能和奇遇，个性也得到充分发挥和张扬。尤其是孔庆东这种无聊文人，看见书摊他要下来翻一翻，看见打架他要下来劝一劝。没热闹可看时他就一路摇晃着车把胡吼瞎唱，扰乱社会治安。明明风和日丽，他却唱“只杀得杨家将东逃西散，只杀得众儿郎滚下马鞍”；明明飞沙走石，他却唱“蝴蝶飞来采花蜜，阿妹梳头为哪桩？”一次下班骑出北大不久，这厮用山东话高声朗诵道：“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当我想你的时候，泪水也悄悄地滑落；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诉说！”正在摇头摆尾得意忘形，忽然身后传来姑娘的大笑。急回头看，只见两个女学生骑车紧紧尾随着他，正笑得花枝招展。见他回头，二女齐叫一声“孔老师！”这厮看见二女有些面熟，估计是北大的学生，顿时羞得无地自容，哦了一声便一溜烟骑跑了，后面的笑声跟了他二里多地。不过这种出丑的时候毕竟极少，骑车所带来的方便和自在还是其他任何交通方式不能取代的。
三是自律。骑车虽有种种方便，但也有若干不方便。比如轮胎扎了，链子掉了，钥匙丢了，比如撞了车碰了人轧死了市长的情人的丈夫的情人的吧儿狗，都是麻烦。还有孔庆东那辆“宝马”实在破得可以送进阶级教育展览馆，以至某些“衣冠不整不得入内”的单位经常怀疑他的真实身份。但这些“不方便”，也属于孔庆东坚持骑车的隐秘动机。因为有了这些不方便，他就把自己留在了社会的底层，他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与下层社会往来。孟繁华先生曾经调侃道：“孔庆东过的是资产阶级的生活，说的却是无产阶级的话语。”孔庆东不把这话看成讽刺，而是看成鼓励。这厮每换一个新的工作或者生活环境时，都在醒目处贴上伟大导师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教导：“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孔庆东现在一天的收入，就可以买一辆旧自行车，一年的修车费用也绝对超过他那辆宝马的底价。从小市民的经济算盘上着眼，早该鸟枪换炮。他有时也宠幸一下其他交通工具，每年自费打的也有几十次。但他把坚持骑车作为一种自律的象征，就像他老祖宗说的“克己复礼”。有两次深夜，在半路上，车胎扎了，气一会儿就漏光了。没有修车的，也没有末班车，灯火稀疏，连出租车也不往他住的那个远郊开。他就慢慢地推着走，心里想，此时此刻，一定还有许多人跟我一样，车胎扎了，正在推着走。他们走在别的街上，走在别的城市里，走在山路上，走在旷野中。他们心里也许在想，要有汽车就好了。他们中一定没有官员、大款，也没有什么著名学者、教授，他们是普通市民、农民、知识分子，是普通劳动者，我正在和他们一起，一步步感觉着大地，走回我自己的家。孔庆东这厮还有一个修车的朋友，离他家也有几十里，去修一次车从时间和经济上说都是“不值”的，但那个老头之所以是他的朋友并不是因为会修车，而是他们有共同语言、共同经历和共同的欢乐。孔庆东这厮没什么大学问，但是他清楚地知道中国社会每个阶层的人过着什么样的日子，这种“知道”不是来自民政部门的数字，社会学家的统计，新闻记者的报道，文学作品的描述，而是来自他和各个阶层的人的实际接触，来自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血肉记忆。当一位学者把现在的社会夸赞得一片莺歌燕舞，家家是白领、户户点钞票时，孔庆东冷冷说道：“你大概很久没有骑自行车也没有坐公共汽车了吧？”孔庆东这厮清醒地知道自己已经跟真正的劳动人民越来越不一样了，“劳动人民”也许还要嘲笑他这个骑着破车的假装高尚的北大穷教头。他只有靠坚持骑车和有时坐坐公共汽车这类的方式来保持对大地的真实感觉。这些也许都没用，都是矫情作态，人一旦堕落成“知识分子”，就像堕落成了吸毒者，终生也难以恢复纯洁和气节了。所以孔庆东这厮颇不自信，总是对人含糊地解释说：“这已经是我惟一的锻炼方式了。”他不这么说，还能怎么说呢？
孔庆东他老婆特别讨厌他那辆破车，经常挑衅地说：“咱什么时候买奥迪呀？买捷达也行。就是快把你那辆‘宝马’扔了吧！”孔庆东这厮是抬杠专家，慢条斯理地说：“就是买了个车队，这‘宝马’也得留着。”于是这一天上班的路上，他就唱：“留着，却不知为什么；留着，只为了嘲笑我！把一切都看淡，在心碎以后……”
（此文发表于《中华散文》，领到稿费之日，自行车就丢了。）
指马为鹿篇老刘家（1）
文化研究可以从一万种途径入手。我一直想从家庭史的角度来考察当代文化的演变，我觉得这比那些虚构的“家族小说”更能体现我们民族的本真状态。因此我打算从我所熟悉的家庭中选择一部分来进行一种“本真描述”，当然，这种描述是以不触犯真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为前提的。下面要讲的老刘家，就算是其中的一例。
老刘家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老邻居。我们单元每层住6户，我家是楼里的1号，住一楼，老刘家是10号，住二楼。我们楼一共3层，因此，老刘家的位置基本上相当于中南海，是全楼的中心。
老刘家的第一个特点是，全家5口人，没有一个身高超过1米6的。他们家按身高可以分为三个梯队。老刘头和他的二儿子刘波将近1米6，属于家里的“堂堂七尺男儿”，或者叫“上层建筑”。老刘婆子和女儿树枝大概有1米5，属于承上启下的“中流砥柱”。大儿子刘杰则只有1米4，属于“天塌下来自有高个子顶着”的一代怪杰。哈尔滨人管“矮”叫“矬”，特别矮的人被叫做“小矬把子”。所以老刘家的人如果跟邻居吵架，最经常听到的诟骂就是“一窝小矬把子”，再难听点就是“一窝耗子”，更难听的则联系到生育问题，说是半夜让耗子给睡了，才生出这么一窝杂种。中国的老百姓骂人时，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骂得既朴实，又生动。但以挖苦对方的身体特点作为骂人的杀手锏，则常常把小矛盾激化为大冲突。知识分子据说是比普通百姓文明，吵架时一般不攻击对方的生理缺陷，但知识分子经常爱说对方是“拿卢布的”，“有海外关系的”，“投靠政府的”，“闹过动乱的”，我看这比老百姓的攻击生理缺陷还要卑鄙下流。因为老百姓那样骂，不过是自己解恨，对方蒙羞；而知识分子这样说，则等于变相告密和诬陷，有可能使对方坐牢甚至杀头。鲁迅和周作人都表示过，老百姓的粗俗是健康的粗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