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埃里克，曾任《世界报》主编，法国《回声报》副主编、专栏作家。现任法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
我们能否看见这样一条路径：奥运会将改变中国，中国将改变世界？
朴世直：韩国经济起飞的奥运翅膀
朴世直，1986年任韩国体育部长，成功策划了1986年汉城亚运会和1988年汉城奥运会。
作为曾经举办过奥运会的国家，“韩国经验”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阿久津 ：感受2008 温故1964
阿久津，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专职奥运记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如何抓住奥运机遇实现经济腾飞？如何比较1964年东京奥运会与北京2008年奥运会？
温仁德：新加坡奥运零金牌之痛
温仁德，新加坡体育理事会主席。
奥运零金牌为何成为新加坡人挥之不去的遗憾？新加坡体育理事会主席为何看好北京奥运机遇？
陈屹：在曼哈顿遥看北京
陈屹，美籍华人，现为《北京青年报》“陈屹视线”专栏作家，美国《侨报》“陈屹视窗”、加拿大《环球华报》“陈屹专栏”的自由撰稿人。
北京奥运会给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带来了什么样的梦想与期盼？在曼哈顿看北京，角度与我们有什么不同？
“奥运风”吹醒“中国复兴梦”（1）
（代序）2007年年初，美国《时代》杂志的一期封面故事，用了一幅血红色的图片来展示中国：一个巨大的五星升起在万里长城之上，金光闪闪，在风起云涌的大千世界投下万道霞光。光芒中跳出一行字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出现”。（China：Dawn of a New Dynasty）。这期封面故事长达11页，按照他们的描述，在这个刚刚开始的世纪里，美国的力量会走下坡路，而中国的力量将上扬。中国正将它的经济影响转变为强大的政治威力。因此，“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一点也不夸张。”
从1993年中国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到2001年7月13日第二次申奥终于成功，其实正是中国综合国力发展带来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最好证明。
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进入了筹办奥运会阶段。奥运会带来的最直接的效应是：中国正越来越吸引着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因为，只有奥运会这个全球第一盛会的魅力，才可以超越政治和文明的冲突，成为普世接受的“PARTY”。
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上个世纪初叶，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曾经提出三个问题：
1。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个选手参加奥运会？
2。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
3。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
也许，在积贫积弱的年代，这样的三个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太奢侈了。但当中国一旦国力强盛，一旦有能力举办奥运会，可以理解，这个魂牵梦绕在心头的盛会对于全球华人而言有多么重要。
举办奥运会，一向是西方经济强国的专利，在亚洲，只有两个国家举办过奥运会，一个是日本，另一个是韩国。无一例外的是，在这两个国家举办奥运会的时候，都是经济迅速发展转型的关键时刻，而反过来，奥运会的举办更进一步提升了他们在国际上的形象，促进了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
1960 年年底，池田内阁将东京举办奥运会纳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举办奥运会扩建了城市，改进了交通网点，兴建了体育场馆和其他服务设施。这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运输、通讯等行业的强劲发展，使日本出现了经济的持续繁荣，形成了1962—1964 年的“奥林匹克景气”。
1988年汉城奥运会；使韩国完成了从发展中国家向新兴工业国家的转变，一些经济学家在分析该国经济起飞的原因时，高度评价1988年汉城奥运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景气，并称之为“奥林匹克生产效应”。
“你也要告诉我一个中国崛起的故事吗？”在华丽的北京饭店大堂，《朝日新闻》驻北京专职报道2008年奥运会记者阿久津这样问我。因为奥运，他来到了中国，学习汉语，试着更多了解中国。也因为都是“奥运记者”的缘故，我们有了多次见面的机会，这个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高才生，喜欢观察奥运会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喜欢拿1964年东京奥运会与北京奥运会做比较。
“我们正在努力，这是我们中国梦的一部分。”我回答，“但我们有自己的方式。”我们的奥运期待，是将中华五千年文明，展现给世界。
2005年11月，朴世直，1988年汉城奥运会组织委员会委员长，来到北京宣传他的新书《我策划了汉城奥运会》，在王府饭店与我面对面交谈。当时正值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蛙”发布，全北京甚至全国都沉浸在奥运的热潮中，朴世直先生无法理解，距2008奥运会还有两年半多的时间，中国人为何这么兴奋？
不能理解的还有温仁德，新加坡体育理事会总裁，新加坡体育界最高机构，2006年年底邀请我飞赴狮城与他们交流。温仁德很想知道，即将举办的奥运会给这个古老的国度带来了哪些变化，以及探讨新加坡申办奥运会的可能性。因为都说汉语，我们的交流没有任何障碍，当我告诉他中国人为举办奥运会真诚地骄傲和自豪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有了晶莹的泪光。他被感动了，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多么希望不被人欺负，多么希望被别人看得起，多么希望跟所有的人一样堂堂正正地站立！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屡遭践踏的民族一个最简单最朴素的梦啊。
现在，我们不但站立起来了，而且发展强大了，更让人高兴的是，我们打扫好房屋，置办了佳肴，向全世界发出了邀请函，2008年8月，到北京做客！
这就是中国的奥运梦，自尊、自信、自强的中国复兴梦。如果你没有灿烂辉煌的五千年历史文明，如果你没有100多年遭受任人宰割的历史，你就无法理解。我们进入了一个需要全面“总结”的时代，总结成败得失，总结经验教训。寻求中国崛起的历史方位和中华文明复兴的新机遇。奥运会的适时举办，无疑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
自2004年底，《人民日报海外版》筹办《北京奥运会特刊》起，我就加入了采编队伍，成为一名专职的“奥运记者”。这是全国第一份“奥运特刊”，我们也成了最早的“奥运记者”。三年以来，我接触到无数与奥运会有直接关系的人们，他们是申奥功臣，吉祥物或奖章的设计者，申奥口号的创作者，奥运场馆的建设者，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践行者，希望借助奥运东风发财的企业家，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曲折动人的奥运故事。
现在，距离北京2008年奥运会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故事的主角队伍在不断扩大，他们是全体中国人，全球华人儿女。因为，奥运跟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这些故事和梦想的关键词是——中国复兴。
何振梁：一生只做一件事情
何振梁，两次申奥功臣，原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著名体育外交官。
两次申办，历经磨难，全球华人多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这中间经历了哪些波折？2008奥运会能给中国带来什么？
他是国际奥委会中我最亲近的朋友之一。他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投入是出于他对《奥林匹克宪章》的忠诚，对他国家的忠诚。他深厚的文化底蕴、他对好几种语言的完美掌握、他的经历以及他的政治经验，是他完成国际奥委会的各项使命的宝贵手段
——萨马兰奇（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
2007年6月20日，国际奥林匹克学院在雅典普尼克斯山顶向何振梁颁发了特尔斐奖。这是国际奥林匹克学院的传统。在它每年举办的国际青年学习班开学典礼时都要颁发三个荣誉奖，用奥林匹亚、雅典、特尔斐这三个与古希腊的竞技运动会有深厚历史渊源的希腊城市分别命名的荣誉奖，得主都是国际上为文学、教育、奥林匹克运动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
2007年6月27日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宴请正在北京进行国事访问的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接受邀请后，关心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的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建议这个小范围宴请也请何振梁出席。
没有想到的是，在午宴结束时，西班牙国王说“我要给何先生一个惊喜”。国王从大圆桌自己的位置上走到何振梁前面，颁授给何振梁一个西班牙功勋章。这个装饰有蓝白色的功勋章是国王特意从国内带来的，授勋状上事先签署了国王和西班牙外交部长的名字。这真是个极大的意外惊喜。1992年在巴塞罗那奥运会时，西班牙国王曾经颁授过西班牙大十字功勋章给何振梁，以表彰他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贡献。没想到15年后，他又再次从西班牙国王手中接受了功勋章。连与西班牙国王一起活动了几天的萨马兰奇也是在宴会之前才知道这事的。
一周内，何振梁两获殊荣。
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
他经历了很多沧桑，也做了很多辉煌的大事，但所有的大事，最后都浓缩成一件事，为中国的体育强国梦，为中国的奥运梦，正是由于何振梁的努力，很多梦想都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这是中华文明复兴的伟大进程中，“中国梦”的一部分。
一、道路与梦想
在20世纪初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经提出三个问题：
1。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个选手参加奥运会？
2。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
3。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
张伯苓提出问题的背景，正是中国处于列强殖民瓜分的年代。积贫积弱，“东亚病夫”是那个时代缠绕在中国人心头的魔咒。
就在张伯苓提出这个问题二十多年后。1929年，何振梁出生于浙江上虞。当然，何振梁并不是天生就是为奥运会的，但时代的风云际会与人生的机缘巧合使他走上奥运之路。
他的父亲十几岁便离家去上海当学徒，多年后含辛茹苦地开起了一家小作坊。可是不久后日本人入侵了，战火毁了何父多年苦心经营的小作坊，他忧愤成疾，饮恨早逝。靠着典当、借债，何振梁才勉强保住学籍。逆境催人成长，何振梁在上海中法学校上小学和中学时非常刻苦勤奋，一再跳级。1946年，年仅16岁的他便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震旦大学机电系，并因成绩优秀常常受到减免学费的奖励。何振梁还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加入上海人民保安队开展护厂护校运动，迎接上海的解放……
1950年，团中央来沪物色人选，离毕业还有两个月的何振梁奉命去北京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当法文翻译。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许多部门开展外事工作都缺少翻译，操一口纯正法语的何振梁常被借到外交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帮忙。
1955年，国家体委成立，何振梁又服从组织安排，来到国家体委，参与我国与国际奥委会的交往工作。当时他才24岁。风华正茂的他，从此与体育、与奥运结下了不解之缘。
何振梁思维敏捷，口齿伶俐，讲起话来逻辑性很强，在外交圈内有“金口”之称。“八大”前后，他曾为毛泽东主席当法语翻译。当毛主席问他叫什么名字时，他回答说：“我叫何振梁，振作精神的振，栋梁的梁。”毛主席笑着说：“很好，是要振作神，成为栋梁之才。”
何振梁的确不负厚望。1979年，时任中国奥委会副秘书长的他，在国际奥委会大会中作了长达40分钟的发言，改变了不少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最后，国际奥委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名古屋执委决议，恢复了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席位。
1981年，何振梁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在国际奥委会，何振梁有“圣人振梁”的雅号。因为他举止高雅，风度翩翩，为人正派，处事公正，而且在发言时，常常引用中国富有哲理的典故或诗句，为许多同行所喜欢。
按照国际奥委会的章程规定：当执委有空缺时，任职几年的委员才有资格竞选执委，当副主席一职空缺时，一般是从担任几年的执委中选出，新当选的副主席只能担任第四副主席，直到三年后才升至第一副主席。
可是何振梁从1981年当选委员起至1989年当选为副主席，8年内顺利地通过“三级跳”，并每次都以全票当选，这在国际奥委会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何氏三级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