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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以后，我又把《修道院纪事》看了两遍，由于上边说到的顾虑还是没有动手。1994年，澳门文化司署和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葡萄牙作家丛书》中第一本、埃萨·德·盖罗斯的小说《巴济里奥表兄》问世，在澳门卢廉若花园举行首发式。我作为该书的译者在首发式上讲话之后，中文和葡文传媒的记者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其中一个葡文记者问：“请问范维信教授，你准备翻译的下一本书是什么？”，我不假思考，脱口而出：“若泽·萨拉马戈的《修道院纪事》！”
我发现听众席上一阵骚动，我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议论纷纷，知道《修道院纪事》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但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既然说出口，就要尽其所能，把汉字变成原汁原味’的《修道院纪事》奉献给读者，决不‘糟蹋’了这本我喜爱的好书！”
译书难，同行们都深有体会，在翻译《修道院纪事》的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头上又增添了几许白发。1997年，若泽·萨拉马戈专程来北京参加该书的首发式，问我翻译的感受，我说，有时候遇到难译之处，我像笼子里的老虎一样独自在书房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嘴里嘟嘟嚷嚷地抱怨你这个作家给译者制造了这么多难解之谜，让译者绞尽脑汁。听到这里，他几乎笑出声，说“两种文化和文字差别太大了”。
确实，翻译《修道院纪事》的过程中最大困难就在于文化和文字上的差异。首先，我对宗教一知半解，有时为了一个神的名称查很多资料仍然一无所获，只得请教外国朋友，再求教中国专家。如果作者用一个宗教典故“幽默”一下，那么要先弄懂典故，然后再设法用中文确切地表达出来，既在不加“注释”（我认为，加注释是很令读者生厌的）的情况下让中国读者看明白，又不失去原文的幽默感。另外就是他的风格。莫说从葡萄牙文变成我们的方块字，而且要“信、达、雅”，就连同样使用葡萄牙文的巴西文学评论家卡洛斯·格拉耶鲁也说：“了解若泽·萨拉马戈的作品并非易事。他的小说节奏缓慢，句子很长，一个自然段有时长达几页，在叙述中的对话不用引号，仅用逗号隔开。”但是，这位评论家又说，“一旦克服了这些障碍，适应了作者的风格，读过之后会顿觉豁然开朗，得到极大报偿。”对于这最后一点，我作为译者也深有同感。
我常说，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个残酷的职业，永远不得停歇。但是，当你克服了重重困难，把你认为满意的译作呈献给读者的时候，那种“得到极大报偿”的心情是难以言传的。
若泽·萨拉马龙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很多朋友当面或打电话询问我对这位作家的印象。我觉得，他一直在以丰富的想象力、独特的风格和深沉得近乎冷酷的目光观察、分析和表现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人们。
但愿者作家有更多的作品问世，但愿他更多的作品能有中文译本，早与中国读者见面。
范维信
1998年11月于北京永乐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