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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面前显示出罕见的信心和力量，他们时时刻刻不忘鼓动宣传的任务，敲响
小竹板，说快板，呼口号，唱歌，给部队加油。到了山下，宣传队员们把自
己的疲劳放在一旁，用沙哑的嗓子和乏力的身躯继续为战士们表演。他们的
行为感动了许多战士，这些年轻的宣传队员，成为战士们战胜敌人、战胜自
然的精神支柱。
在长征途中，红军宣传队曾有过几次较大的演出，还创作学习了新的舞
蹈。1935 年6 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的达维会师。联欢会
上，文艺战士们演唱了由红一方面军宣传部长陆定一编写的《两大主力会师
歌》，非常激动人心。早在苏区就享有“三大赤色跳舞明星”称号之一李伯
钊，也在联欢会上表演了《红军舞》等舞蹈。当两个方面军到达川西懋功地
区会师时，又召开了联欢会，会上红一方面军宣传队及其他军团宣传队都表
演了舞蹈和歌舞节目，一方面军宣传队表演了《乌克兰舞》、《红军舞》、
《农民舞》等，四方面军宣传队表演了《高加索舞》、《八月桂花遍地开》
等，受到了与会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
1936 年3 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西康甘孜藏族地区，由于历史上遗留
下来的民族隔阂及敌人的反动宣传，致使藏族同胞对红军产生了敌对的情
绪。经过红军反复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加上红军严格的军纪，藏
胞对红军的态度有了转变。4 月中旬，四方面军成立红场委员会，在红场上
举行了军民联欢会，李伯钊及宣传队员们，教藏族同胞跳《海军舞》、《乌
克兰舞》，藏胞教宣传队员们跳藏族的“锅庄”、“弦子”。红军文艺战士
在藏族舞蹈的基础上，编了《雅西雅舞》，舞蹈中红军与藏胞手拉手，肩并
肩，以整齐划一的节奏和步调一致的步伐共同起舞，表现了红军与藏胞的团
结与友谊。
1936 年11 月，当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和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到达陕西保
安中央所在地时，中央机关举行了欢迎会。在会上轮到朱老总出节目时，大
家没想到，他笑眯眯地一言不发，大步走进场子中央，将羊皮大衣一脱，翻
过来往身上一披，将长袖往腰间一系，悠然自得地跳起了《雅西雅舞》，引
起全场轰动。中央领导同志也大都出了节目，但最精彩的还是朱老总跳藏族
舞蹈。
在长征这一人类空前的历史壮举中，红军宣传队员们用自己的生命和红
色歌舞活动，有力地配合了这一伟大的壮举，为中国的革命文艺史写下了光
辉的一页。
3。秧歌运动与舞蹈
西安事变导致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
年“七七”事变，日军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抗日救国的主题就成为这一
时期文艺宣传的中心任务。在这一时期，星火剧社（1935 年秋成立，1937
年后并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战士剧社）、战斗剧社、人民抗日剧社（原人民
剧社1937 年易名）以及各宣传队为配合形势相继创作演出的舞蹈节目有：
《东
渡黄河舞》、《摇船舞》、《陆海空军总动员舞》、《抗日舞》、《网球舞》、
《音乐活报》、《扩红活报》、《机器活报》等，从江西苏区传来的《红军
舞》、《海军舞》、《乌克兰舞》、《儿童舞》、《工人舞》、《农民舞》、
《国际歌舞》等节目，也仍是各剧团舞蹈班（组）演出的主要内容。星火剧
社还学习改编了一些陕北、甘肃的民间舞蹈，其中如由回族演员改编的甘肃
民间舞蹈《赶驴》，就较好地保留了民间歌舞所特有的原来风格，诙谐而充
满生活情趣，一些表演细节如倔犟的驴子不听使唤，急得赶驴人手忙脚乱等，
引得观众欢笑不止，很受群众的喜爱。
1937 年8 月，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深
入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
敌后抗日根据地，上述这批“红色歌舞”亦随着部队文艺工作者的足迹，播
撒到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的烽火中，鼓舞了将士们为民族解放战争而英勇
战斗的决心。
中共中央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有计划地领导文艺活动。1938 年2 月
将人民抗日剧社改为延安抗战剧社总社，指导各剧团的宣传演出活动。延安
相继成立了许多剧团，这些剧团经常到各地进行巡回演出，演出的舞蹈除江
西苏区的舞蹈外，还有《烽火舞》、《保卫黄河舞》、《生产运动舞》、《叮
铃舞》，以及由斯诺夫人传授的美国舞蹈《踢踏舞》，还有儿童歌舞剧《小
小锄奸队》、《公主旅行记》、《勇敢的小猎人》、《糊涂将军》等。1942
年，延安日本工农学校还演出过日本民间舞蹈《捉泥鳅舞》。
1939 年下半年，抗战到了相持阶段，延安成为政局比较稳定的后方。在
此期间，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及文艺方面的专家先后到达延安，参与一些剧团
的演艺活动。由于一段时间内的文艺表演以大、洋、古为主，反映现实斗争
生活的作品逐渐减少，甚至出现了在艺术上所谓“关门提高”的错误倾向，
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为了端正边区文艺运动的方向，让革命文艺走
上更加健康的道路，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
1942 年5 月2 日至23 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由当时100 多名文艺干
部参加的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及时地匡正了边区文艺运动的方向。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鲁迅艺术
学院”组织起第一支秧歌队，走上街头，引起很大反响。在他们的带动下，
一场规模空前的秧歌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兄妹开荒》（见图10）
等一些秧歌剧相继问世，秧歌运动出现大普及的高潮，延安掀起了一场热火
朝天的群众性秧歌运动。自1943 年开始，这个文艺运动像一团不息的火种，
很快燃遍了边区各地及抗日根据地，各地不仅学习了延安传去的优秀剧目，
并结合当地斗争实际和特点，创作出大量的秧歌剧及歌舞。这次中国文艺近
代史上的秧歌运动，无疑是一次文艺的革命，它使得文艺工作者得到了一次
根本性的思想磨练，同时极好地配合了当时的斗争形势。
图10 《兄妹开荒》王大化（饰哥哥）李波（饰妹妹）
4。抗日的舞蹈怒潮
在抗日战争中，艺术工作也以空前的影响发生着巨大作用。抗日根据地
的八路军、新四军中有许多剧团和宣传队，始终跟随部队进行宣传演出活动。
特别是他们表演的那些富于战斗气息同时又形式活泼的舞蹈和歌舞活报节
目，受到了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而鼓舞了战士与日
寇作战的勇气和斗志，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群众性的抗日宣传活动。
战斗剧社原是属于红二方面军的剧社，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后，隶属于一
二零师政治部，1937 年9 月随军东渡黄河，活跃在晋西北、晋察冀边区和冀
中平原。在这个剧社中，设有歌舞组，抗战初期经常上演的大部分节目，是
红军时代传下来的舞蹈，如《农民舞》、《儿童舞》、《工人舞》、《叮铃
舞》、《锄头舞》、《柳絮舞》、《蜻蜒舞》、《水兵舞》、《海军舞》、
《水手舞》和《乌克兰舞》等，后来他们还陆续创作了《平原游击战舞》、
《反顽固舞》、《游击队舞》等。此外，晋冀鲁豫边区的先锋剧社，除演出
过《海军舞》、《农民舞》、《叮铃舞》之外，也演出过《泥水匠舞》、《机
器舞》和歌舞活报《打倒法西斯》等。还有晋察冀边区抗敌剧社，他们曾演
出过《儿童舞》、《霸王鞭》等。再如太岳区的三八六旅文工团，则演出过
《叮铃舞》、《网球舞》、《反侵略舞》、《驱逐日寇舞》、《军民联欢舞》、
《民族解放舞》等。上述这些舞蹈作品，仅从名称上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浓
烈的时代气息，它们在抗日的战火中得到发展，可以说与当时的斗争生活有
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抗日根据地的文工团、宣传队和剧团中的演员，几乎没有专门跳舞蹈的，
他们几乎都是多面手，演戏、唱歌、跳舞、说快板和舞台工作样样都做。部
队行军和作战时，他们还要负责宣传鼓动及后勤工作。当时的演出多半在室
外进行，环境可以说艰苦之极，无论是酷暑或是数九寒天，小演员们都在打
谷场和小土院里练习舞蹈。为了节省老百姓支援的军鞋，有的演员就光脚练
舞。残酷的抗战斗争中，有些年轻的演员甚至不惜贡献出宝贵的生命。
战争，不仅使成年人饱尝战乱之苦，也让儿童早早地历尽人间坎坷。然
而，战争的洗礼也使这些儿童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国家的希望之材。在抗
日战争时期，就曾出现过这样一些有志气的儿童，他们像大人一样，经受着
风暴的考验，用他们小小的肩膀，担起了抗日救亡的重任。当时生活在“育
才学校”、“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的儿童们，用他们的歌，用他们
的舞，在抗日战争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抗日时期各根据地的舞蹈，都是和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紧密相连的。其
特点是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舞蹈形式，配合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结合
当时当地对敌斗争的具体要求，创作出不少具有战斗特色的舞蹈，极好地配
合了当时抗日斗争的形势需要。
四、舞入新中国
在国统区，舞蹈活动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以吴晓邦为代
表的“新舞蹈”及用进步歌曲编演的舞蹈形式；第二种是以戴爱莲为代表的
“边疆舞”；第三种是从延安传来的“新秧歌”。这几种舞蹈形式均结合当
时政治形势，反映现实生活，表达了人民美好的愿望，成为进步文艺工作者
和爱国学生向黑暗的旧社会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1946 年以后，全国性的爱国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群众舞蹈活动也在
这种形式下随之蓬勃发展起来，到1948 年前后形成高潮。各地的群众性舞蹈
活动引导着无数广大的青年和学生走向进步，走向革命，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在重庆，始于延安的“秧歌运动”，以不可遏止的势头流传开来。1945
年新年和春节期间，为庆祝《新华日报》创刊7 周年和欢度春节，周恩来组
织从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
在周公馆的过道里演出了秧歌剧《兄妹开荒》、《牛永贵挂彩》和《一朵红
花》。接着又在《新华日报》社的空场上和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草地上，举
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秧歌演出盛会，招待国统区文艺界人士和部分国际友人。
当表演集体秧歌时，周恩来等首先站起，加入到秧歌队中，兴致勃勃地扭了
起来。在座的多数演员也坐不住了，纷纷插进队伍中去，队伍越来越长，情
绪也越来越热烈。大后方的重庆，第一次有这样热闹的“闹”秧歌。有些文
艺工作者激动得热泪盈眶，觉得似乎自己到了抗日圣地延安一般。
育才学校组织了大秧歌队给群众拜年，震动了重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
的阵容整齐、歌舞新颖、内容进步而获得群众的喜爱，而且因为当时在重庆
扭秧歌要冒坐牢的危险。但是，他们还是勇敢地冲破了禁区，把秧歌扭向街
头，给群众带来了欢乐和希望。当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全国解放指日
可待时，被国民党关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的革命者为庆祝胜利，也扭起
了秧歌。1949 年春节，这些“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革命志士们，又
在监狱的场坝上举行了联欢会，难友们将自己的被面撕成条，系在腰间忘情
地扭起秧歌，表达了他们对重庆和全国即将获得解放的激动心情。
在昆明，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政治背景，在抗战后期及解
放战争时期聚集了一大批爱国进步教授、文学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和
舞蹈家。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中心的爱国师生组织了以群社为代表的各种进步
社团，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抗日，反对内战。社团以时事报告会、文艺晚会进
行唱歌、演剧、跳舞等活动。其它学校及社会各团体的青年也有不同形式的
社团组织，比较普遍的是组织歌咏队、合唱团，民主气氛极浓。因此，昆明
被称为“民主堡垒”。
昆明各大、中、小学中的舞蹈活动，已成为青少年们不可缺少的文艺活
动形式，迎新会、结业晚会、营火会、募捐演出等各种集会和游行都离不开
舞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