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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这里还有这样一类问题，就是按照现代的法律，我们非常尊重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那么我们从医学的伦理角度，强调一个叫做知情同意的原则。就是说对这样一个病人，你给他采取什么样的医疗措施，要他知道，知道为什么这样做，知道这样做可能有哪些好处，也可能有哪些副作用，要他本人同意，才可以这样。不是说我为你好，我给你治病是为你好，所以我就可以替你作主，就这样做了。
那么我们恰恰在我们的有关规定中，有些强制性规定，比如像强制检测，强制检测和知情同意是一种什么关系？比如像强制隔离，大家知道前一段非典的时候，我们也使用了强制隔离，我们国家的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甲类传染病是可以强制隔离的。但是我讲了，艾滋病是非常难传染的，我们在九十年代初制定传染病防治法的时候，把艾滋病列为乙类传染病，但是乙类传染病中有两种病，其中一种就是艾滋病，可以按照甲类的方法，强制检测和隔离。那么这一点显然是和我们现在国务院和卫生主管部门认识到对艾滋病的处理是不同的。现在已经认识到，最起码一种观点，甚至是写入文件的观点，比如像国务院艾滋病防治中长期规划，认为很多人应该生活在社区中，而不是把他们强制隔离出来。那么这里面也就存在一个矛盾。
再有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法律规定要严厉打击嫖娼卖淫、吸毒现象，而同时我们国务院的法规性文件又提出了这三种干预措施：100％安全套、洁净针具和美沙酮替代。你说你给一个性工作者发安全套，你是支持他这样做呢？还是要把他抓起来呢？你给一个吸毒者是强制戒毒呢？还是给他一个美沙酮，还是给他一个干净的针管可以使用海洛因呢？这样很多矛盾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
那么我刚才讲了，政策和法律这种内在矛盾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全球化这种情况下的中国社会转型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我觉得它都是我们这个社会转型问题的直接、间接的体现，因此在中国解决艾滋病问题，既要考虑到国际主流社会中一些共通的规则，同时要考虑到我们一些特殊之处。怎么样在这块地方上，解决好这个问题。形成的中国经验，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一种贡献。
那么底下我想谈一下我们怎么来看待艾滋病。尤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因为你可能不是一个医生，你也不是一个要涉及这方面法律的、法学方面的专家，你也不是一个政府官员，那么作为最普通的人应该怎么看？我觉得这里有这么几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怎么看待保护个人权利和公共卫生的这样一种关系，是不是由于为了整体的利益，所谓为了大多数人利益，就可以对少数人的权利采取一种漠视、歧视，甚至侵犯的做法呢？实际上在AIDS和SARS问题上都反映出这一点，那么对有些人尽管他数量可能不大，他传染上这个病，是不是他就一定会危害公众的健康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是数字，我因被称作所谓这方面的专家，所以见了我，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就要问我到底有多少病人，我说搞不清楚。因为我们的统计就是这样，而且这确实是一个难以搞清楚的问题。那么再有就是经济影响，我们仿照国外的办法，说这个影响大极了，你看那些劳动力丧失劳动力了，少创造多少财富，给国家经济造成多大损失。国际上很多这样非常权威的分析方法，拿到中国来说，我认为是不适用的。我说我们中国感染艾滋病毒的这些人，他们是一些很贫困的、边缘的人，他们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非常有限的，包括比如你说吸毒的，他对国民生产总值有贡献吗？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在社会转型之中，我们没有建立起来适用于，普遍适用全体国民的医疗保障制度，他消费公共产品吗？他病了，他没有钱看，你国家出钱了吗？当然很快就会带来比较大的经济影响，因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我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就是从SARS之后，政府意识到很多事要政府出钱，尤其是对贫困的人。那就会带来一种经济影响。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社会影响，如果我们像北京当时出现扎针事件的时候，人人恐慌。如果我们敌视那些被感染上艾滋病的人，那么破坏的是一种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艾滋病问题被联合国在千年国家元首峰会上，确定为新世纪的八项目标之一，是第六项。那么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是做了承诺的，189个会员国，包括中国，在这方面做了承诺的。因此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好的话，那么将决定一个国家在道义、经济、技术、文化各方面，你会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状况。那么之所以这样，因为我个人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应该关注人，应该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所以正是因为这样，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经提出，当今世界面临两大挑战，一个是恐怖主义，一个就是艾滋病。世界艾滋病日口号是“消除因艾滋病而带来的耻辱和歧视”，原因在哪儿？我觉得就在这里，我们既然这样说了，我们既然认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他的尊严，我们怎么样对待这些感染艾滋病的人，我们怕他传染给我们，于是我们就把他们隔离起来。有人说，我听到过最极端的办法，说我们当年治麻风病的时候，搞麻风病村，把这些人都放在一起，我们应该弄一个荒岛把这些人放到哪儿去。我们应该不应该这样做？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是和你、我一样的人。
那么个人怎么面对？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之中，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整齐划一，转向多元一体，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看待，我们怎么看待同性恋人群，怎么看待多性伴的那些人，怎么看待那些成瘾性药物依赖的人？我们可能觉得你这是不良行为，我们尽量去劝说他们，尽量去帮助他们，但我们应不应该一定强制他们，我说的是应不应该。另一点说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强制解决这些问题。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完全把这些你不喜欢的，主流社会不喜欢的人，这样一些行为消灭掉，我认为：应该不应该？我个人认为是不应该的；能不能？我认为是没有能力的。
李楯：那么就是说我们怎么看待每个人的选择。如果我们给每个人的选择，每个人一个选择空间，自己选择，这样做还是不做，这样做还是那样做？我觉得现代法制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每个人都有等量的选择空间，惟独限制是不能出圈到别人的圈里，这就是侵权，严重的就是犯罪。涉及两个人的事，要两个人同意，这就是合同。所以，尊重不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如果他做了我们认为不好的选择，我们是去劝说他、帮助他，影响他，还是去强制地不许他这样做。我觉得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考虑的。我不赞成采取强制的办法，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要知道自我保护，就是说当我们面对，不止艾滋病，我们面对着我们社会，我说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走向法制社会，从整齐划一走向多元一体，同时，我们也从一个低风险的社会，走向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市场经济是个高风险的社会，因为过去说在传统社会每个人的婚姻是父母管着的，那么你可以怪这是别人包办，当允许你自主选择的时候，婚姻可能是非常美满，可能就那么回事，可能打得头破血流。自己选择，自己承担后果。你有没有承担这个后果的精神准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尊重别人，宽以待人，但是对自己呢，我们需要知道自我保护。比如像对一些性关系，我并不一味地主张性只是在婚姻内，我也并不主张说什么年龄才可以有这种行为，但是我觉得你的选择应该，我只是劝你应该是种负责任的选择。如果你准备好了，你可以承担这种选择带来的各种后果，我觉得这完全是你个人的权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比如像100％安全套，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别人负责的做法。因为你自己你可以自虐，可以自杀，可以残害自己，但是对别人，你是不是尊重人呢？不尊重别人，也就不尊重自己，对别人负责，同时也对自己负责。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应该注意到有一种安全的行为，我指的不止在性上，在各方面都应该有一种安全行为，以抵御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所有的种种风险。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我认为人应该有一种爱心，这是人最基本的事情。有一种爱心，有一种恻隐之心，有一种不忍之心。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的最高的准则，“仁”，“仁义道德”的“仁”。从“人”从“二”，就是两个人之间，能够很好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做到了做人的最高的准则。那么我们以今天人类社会，在世界范围人类社会一些提法，比如像对人的基本权利的认可，对人的尊严的尊重，我觉得这些和我们强调的仁爱之心，不忍之心，恻隐之心都是相关联的。那么，最后一点我就想说，一个人在处理好自己，人首先处理好自己的事，使你在现有的条件下，能生活更好的前提下，我们能不能尽可能地帮助一些别人，比如具体在艾滋病问题上，我们能不能，当我们这么多年轻人坐在这里时候，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志愿者？Volunteer，我们要帮助别人。
那么从人类发展和社会发展角度看艾滋病。我更关注的是法律和公共政策，我觉得这里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就是我们立法中、决策中是把人放在第一位，还是把抽象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们中国的传统社会，我们计划经济年代，都是整体放在第一位，从来没有一个一个的人，每个人只是这个整体的部分，在我们那个年代叫做齿轮和螺丝钉，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于是我们有人说培养出只不过是说一个个男螺丝钉和女螺丝钉。拧在哪儿，在哪儿发挥作用。那么我们现在要尊重每个人的权利时候，我们是不是把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这也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说的个体和联合体的结构，第一位的是个体，然后才有大家共同的对于秩序、对于安全的共同的需求。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现代立法中，很重要一点，现代立法和公共政策的选择，我们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保护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这样也就是不歧视。那么，第二点就是说我们除了政府的领域，市场的领域，私人的领域，我们要强调一个公共的领域，我们要有做善事的这样一个社会空间，要有公益事业的发展，没有这个我们很难抵御像艾滋病这样的灾难。
那么底下我觉得有一个政府责任问题。市场出效率，政府管公平。这是你政府的责任，我们政府预算在卫生上的投入太少了，我们现在，或者说世纪之交的时候，我们政府在卫生上的投入，是14。9％，比世界银行列的很多最穷国投入的比例还要少，而且在这方面呢，我们在世界卫生组织的191个会员国中，在卫生负担公平上，中国排名第188位。我们政府负担得太少了。而且我们在政府负担的有限的资金中，中央政府出得太少了，只占6。5％，大部分地方出，于是形成了比如像上海市政府投入平均每人九十块钱，而在河南省平均每人只有八块五。那么我们有很多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如果中央财政不出钱的话，我们怎么指望有一个公平、公正。我觉得我们政府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就在SARS之后考虑到政府要出钱，当然我更进一步呼吁，中央要出钱，最近几天有很好的消息，就是国家决定在艾滋病的治疗上，政府要更多地出钱。
那么最后我还想谈一下，关于公司的社会责任，很多大公司你从社会上取得了很多利益，在市场的规则下，有多大的本领，只要是合法的，你就可以挣多少。但我们要考虑到，你公司对社会的责任，在这方面联合国系统，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协议》中，都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中国政府也都接受了这样一些提法。所以我觉得包括这次克林顿来清华大学呼吁的就是大公司要出钱来买药，来解决很多贫困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治疗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会性别视角的问题，因为我们尽管那么强调男女平等，我们还是一个男权社会，女性